依法治国首要在于依法治权
作者：南都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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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对违破坏法治的行为的制度化惩处，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行为、机构与个人，开列并追究明确的法律责任。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案，力图破解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信访不信法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依法治国”在被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略写入宪法15年后，首次成为执政党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
日前，新华社刊发多篇文章，密集谈论“推进依宪治国，维护宪法权威”，并就如何树立宪法权威等问题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亦推出整版，梳理“习近平论依法治国”的相关表述。而据《新京报》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至少在17次讲话中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对于人治与法治的理论辨析与实践体察，绵延至今，法治作为一种“最不坏的”治国理念为现代社会所接纳，应当说亦是历经艰难坎坷方才达至的基本共识。全社会能免于恐惧地谈论法治，崇尚法治精神，并认识到法治之于国家与政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意义，本身就是难得且须格外珍惜的历史性机会。上述社会共识于现代中国的跌宕历史而言，曾不乏沉痛的教训：法治沦陷，社会底线失守，甚至谈论法治与宪法都变得小心翼翼，一切都恍如昨日。谈论尚且如此，实践可见一斑。但因为难得，所以要珍惜；也因为不易，所以更须审慎与勇气。
依法治国的关键与核心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这并不是说法律的实施在社会成员间因不同群体而给出不同要求，而是说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难度所在，乃是权力与权力者的不驯服。如宪法学者韩大元所言，“宪法权威就是宪法得到全社会普遍的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的一种理念、文化与力量，表现为宪法至上，所有的公权力、国家活动都要受宪法的约束”，这样明确且拥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治精义，具体到实施阶段，却可能面临这样那样再现实不过的困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要求，首先要求的群体便是权力者自身。据新华社报道的举例，某市委书记调研，车上“大谈加强法治的紧迫性，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的重要性”，一下车就指挥拆迁，就“大手一挥，把这个拆了，把那个拆了”。实践法治之难，或许难就难在这样一种“谈法治时滔滔不绝，做决策时权力滔滔”的制度氛围与权力土壤。而制度的变革与土壤的再造，需要顶层设计的大刀阔斧，尤其需要细致入微的制度性具体化安排。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重申，“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而“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从不再回避问题到正式提出问题，进而探寻到破题之策，可能依然会是个漫长过程，但开放相关问题讨论，鼓励和保障社会各界一同探索求解，却已是迫在眉睫。
说易行难，在更多兹事体大的命题面前，可能“说”本身也显得困难重重，以执政党承诺为表现形式的言说要从纸面落到实践中，为国家、社会、历史与民众所期待。“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在执政党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判断与衡量法治与宪法实施的标尺，在于确立对违反、破坏法治的行为的制度化惩处，对继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行为、机构与个人，开列并追究明确的法律责任。“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里的“追究”，需要做可操作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