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还有没有出身贫寒的高官
刘吉同
安徽贪官张绍仓在他的“悔过书”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组织上为了培养我，送我上大学……”(《检察日报》07、5、29)。印象中，不少高官都有这样的表述。王昭耀在法庭上说：“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孟庆平说：“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胡长清说：“我出身于穷山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等等。当然也包括那些正在台上“执政为民”的好官和事实上是贪官但却未被抓住的那类，不少也都属于“我是农民的儿子”。其中很多人少时家境还相当贫穷。仍说王昭耀，当年爹娘为了供他上学，卖掉了家里的三间房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村食堂发了一个用粮食做的窝头，他母亲自己啃树皮吃草根也要将馍留下，等到在县城上学的王昭耀回家后吃(《南方周末》07、1、18)。这样的出身，铁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资源和“背景”。但是，这些人后来都步入了仕途并且一路高歌。“奥秘”在哪里？窃以为当初相对较公平、公正的“机遇”起了决定性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提出了干部“四化”方针，其中的“知识化”在实际操作中，有的近乎成了“文凭化”，而文凭当时就几乎等于官帽。当时我在南方某地当兵，亲见一县商业局副局长，只因有大学文凭而一跃成为县委书记。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可谓真正的天之骄子，时代宠儿，“昨嫌破袄寒，今嫌官服长”。当时的做法是非得失本文不论。只是说，此举使很多有大学文凭、且大多又有才华的寒门子弟，得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捡”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今天和以后，寒门学子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幸运”，进而一步步再做上大官？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我以为已经相当困难了。
这源自于现实的“感觉”。举两个例子。一次，一位朋友向我说到他单位的提拔。经过局里推荐、组织考察等多道程序，最后“水落石出”了。然而，提拔的是清一色当地政要和名流的亲属：某某的闺女；某某的侄女；某某的女婿等等，一时全局大哗，但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些人都走马上任了。我还听到一位区长，当然他是握有实权的，一次不无气愤地说：现在每到研究干部，就是她是谁谁谁的姑娘，她是某某某的媳妇，他是省里谁谁谁写的条子，他是市里某某某打的招呼。那老百姓的孩子呢？“反正我也没办法”。可见官场的裙带风、关系链之严重，已到“不可阻挡”之势。而那些几乎使父母倾家荡产才念完了大学的“农民的儿子”们，如今不要说做官了，就是想到“府衙”弄个低等公务员什么的，在不少地方，也如蜀道之难。相反，大量的“鸡犬”则因“一人得道”鱼贯而入。比如王昭耀的老婆、儿子、小舅子，比如段义和情妇的七姑八姨，等等，上演了一幕幕新版的“官场现形记”。从起点上寒门子弟就饱尝了不公正和屈辱，以后只会将他们甩得更远。
“农民的儿子”能否公平地脱颖而出，历来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还是落后、前进还是倒退、文明还是愚昧的重要标尺。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之所以于封建社会的发展居功至伟，至今仍被不少人津津乐道，甚至被国外所采用，原因就在于它使大量的寒门学子由此从民间走进了庙堂，进而成为国家的重器，比如张说、娄师德、陆贽、宋申锡(唐文宗宰相)、范仲淹、欧阳修、周忱(明宣宗巡抚)、海瑞、刘宗周(明崇祯京尹)、张鹏翮(清康熙重臣)、林则徐等等。假如这些人不能为官而是民，或许能成为商人，也或许能成为学问家，还可能穷困潦倒，一文不名。但不管出于何种情况，对国家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尤其是在一个权力、长官决定一切的社会里。贤在野，庸在朝，其后果轻者是国家停滞，重者则是危机。
或许有人会说，像王昭耀们这样出身寒门的高官，当初均是“公平公正”的受益者。然而，待官做大后怎么没有成为范仲淹、海瑞、郑燮那样的清官，反而成了糟蹋百姓、危害一方的“国妖”呢？这个问题，需要从民主政治、权力监督的角度来回答，是另一篇文章。而需要再说一句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昭耀们也是不好制度的受害者，这样说不会理解成为贪官辩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