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从此以后]([后来的事])在中国的传播

　　夏目漱石最早在中国出现的作品应该是《我是猫》，从各种资料来看，《我是猫》也应该算是他在中国传播地最为广泛和成功的作品。而他其他的作品则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所广为中国人熟知。就单从《从此以后》一书的翻译传播来看，可见一斑。

　　《从此以后》是夏目漱石写于1909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与《三四郎》、《门》合称“爱情三部曲”。在1984年上海译文版的译者吴树文先生提到有的史学家认为这部作品是夏目漱石的前期创作与后期创作的分界线。

　　一、翻译出版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这本小说最早最早的译本应该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由陈德文翻译的。当时，外国文学的译介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这个单行本发行量很可观，成为当时的畅销书。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发行了由陈德文翻译的《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卷，收入了《三四郎》、《从此以后》、《门》。在成卷时将此前作为单行本出版的《从此以后》、《门》做了订正，使得译文质量进一步提高。在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中译本的基础上修订了新的《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卷，纳入了日本文学丛书系列。

　　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日本文学翻译家昊树文翻译的《后来的事》。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将这三部作品合为一集，题为《爱情三部曲》，作为该社的《日本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这是一个高质量的译本。吴树文的译文，语言本色、老到，优美流畅。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个译本的前面，冠有三篇言之有物的论文性的序言。一篇是吴树文自己写的“代序”，第二篇是刘振瀛写的《从冷眼旁观到叛逆》，第三篇是吕元明写的《重压的苦闷》，三篇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阐发了漱石创作的意义和内涵，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夏目漱石的作品，也为这个译本增添了浓厚的学术文化气息。在正值“三部曲”问世一百周年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0年重新发行了吴树文翻译的《后来的事》单行本。

　　以上大概就是目前为止大陆地区夏目漱石《从此以后》一书的翻译出版情况。这部小说目前为止只有两位译者翻译，出版的数目也不是很多，算得上是小众的传播。但这部小说的译者都是日文功底非常优秀的专家学者，小说的可读性较强。陈德文，南京大学教授，日本爱知文教大学专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和岐阜东海女子大学客座教授。翻译出版日本文学名著多种，包括夏目漱石、岛崎藤村、川端康成、井上靖、三岛由纪夫等人的小说十余部，以及松尾芭蕉、幸田露伴、德富芦花、岛崎藤村、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和东山魁夷的散文专集等。出版学术著作《日本现代文学史》、《岛崎藤村研究》、《野间宏研究》和散文随笔集《我在樱花之国》、《花吹雪》等。由于译者长期在日本工作、生活，对于日本文化的了解更为透彻，他的翻译应该是较为准确和忠实原著的。

　　吴树文（1943―），著名翻译家，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日本文学编辑，后赴日本游学并工作。译介作品除夏目漱石外，尚有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井上靖、石川达三、安部公房、水上勉等名家，在翻译日本文学方面成就突出，备受肯定。

　　小说日文名为《それから》，陈译本翻译为《从此以后》，而吴则翻译为《后来的事》。下面节选部分内容，可以比较两位译者不同的风格：

　　原文：

　　�（だれ）か慌（あは）た�しく�前（もんぜん）を�（か）けて行く足音（あしおと）がした�、代助（だいすけ）の�（あたま）の中（なか）には、大きな俎下�（まないたげた）が空（くう）から、ぶら下（さが）つてゐた。けれども、その俎（まないた）下�は、足音（あしおと）の�退（とほの）くに�つて、すうと�（あたま）から�（ぬ）け出（だ）して消えて仕舞つた。さうして眼（め）が�めた。

　　枕元（まくらもと）を�ると、八重の椿（つばき）が一�（いちりん）�（た�み）の上に落ちてゐる。代助（だいすけ）は昨夕（ゆふべ）床（とこ）の中（なか）で�かに此花の落ちる音（おと）を�いた。彼の耳には、それが���（ごむまり）を天井�から投げ付けた程に�いた。夜が更（ふ）けて、四�（あたり）が静かな所�（せゐ）かとも思つたが、念のため、右の手を心�の上に�せて、肋（あばら）のはづれに正（た�）しく中（あた）る血（ち）の音（おと）を�（たし）かめながら眠（ねむり）に就いた。

　　1、陈德文的译文：

　　有人慌里慌张地打门前跑过。这时，代助听到脚步声，就象头脑里悬挂着一双沉重的木屐。随着脚步声渐去渐远，这木屐的影象也慢慢消退了。于是，他醒过来了。

　　一看，枕畔的铺席上落下了一朵多层花瓣的茶花。代助昨晚睡在床上，确实听到了茶花落地的声响。在他听来那声音仿佛皮球从天花板上投下来一样。也许是夜阑人静的缘故吧，为了慎重起见，他把右手搭在左胸前，仔细检查心脏的跳动是否正常，随后便入睡了。

　　2、吴树文的译文：

　　谁从门前匆匆跑过的脚步声，使代助感到有一双厚板大木屐从空中垂入自己的脑袋。不过，这厚板大木屐在脚步的远去声中，很快从头脑里逃匿了。代助也睁开眼，醒了。

　　看看枕旁，有一朵重瓣山茶花掉落在席子上。代助昨天夜里是的确听见这朵花掉下来的。他觉得那声音就同一只橡皮球从天花板里掷下来一样响。他认为大概是因为深夜里四周阒然的缘故。不过，代助并没有大意，他把右手放到心脏的部位上，隔着肋骨测试着血液传来的搏动声，进入了梦乡。

　　总的看来，两个译者都具有较强的日文功底，翻译的内容都是比较忠实原文。两个译本的中心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在具体措辞方面各显风格。陈的翻译没有完全地按照一字一句地翻译，可以看出，他在翻译中增加了自己的再创造。而吴的译文则比较遵循原文的措辞。应该说两个版本的语言都比较是精炼、老道的，读起来优美流畅，没有任何晦涩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译者的译本里，注释的分歧就比较明显了。对于小说里出现的中国文化元素，吴译本里大部分都做出了详细的注释，例如代助与父亲对话是提及“父亲可能是拾了《论语》、王阳明之类的‘牙金’，所以才有这一番讲法吧。”译者给出的注释是：《论语》是记述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言行的书，是孔子的弟子编纂的。此书在公元五世纪左右传至日本，对日本的思想界影响很大。尽管在2010年的单行版中，关于《论语》和王阳明的注释已经删去，但更正了“拾人牙慧”这个词语。相比之下，陈的译本里只是就明显少了许多。而在吴树文翻译的各版里，注释也是不一样的。在80年代发行的书里给出的注释就比较多而且每一个注释都详细，而在2010年的单行本里很多地方就简略，甚至删去了部分注释。不过这也可能是随着时代发展，读者的认知能力有所提高，对国外学术的了解也随之加深。译者认为不必在注释上赘言也是可能的。比如在1984版的关于爱默生和霍桑的注释，在2010版的单行本里就删去了。 　　总之，两位译者都根据他们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与认识，将其融入进对《それから》的翻译中，两位的译文都无大的出入，只是措辞上些微的差异，对于阅读是完全无碍的。虽然读者由于自身的阅读审美会有不同的选择，但两位对于这本小说在中国的传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学者、译者的介绍与研究

　　1、译者、学者的介绍

　　《从此以后》直到80年代初才被翻译过来，对这本小说的研究也就起步比较迟。在早期，介绍它的文章应该只有译者或者其他一些搞日本文学研究的专家写的序言了。其中有刘振瀛《冷眼旁观大叛逆》和吕元明的《重压的苦闷》。

　　2、研究专著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的夏目漱石研究专著，到目前为止，至少出版过三本：一本是15万字左右的《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李国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本是何少贤的《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还有一本是《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何乃英著，北京出版社，1985年）。其中除何少贤的《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主要是研究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外，另外两部专著里都有篇幅涉及到《从此以后》，并做了详尽的介绍。

　　3、学术论文

　　我国学术界对于夏目漱石比较系统的研究算得上比较晚了，与他本人在日本文坛的地位极不相符。早期关于《从此以后》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主要集中出现在近几年的高校学报上。最早的一篇提到《从此以后》的应该算是2001年王向远先生的《八十多年来中国对夏目漱石的翻译、评论和研究》，随着高校研究东方文学的教授专家的增加，出现了一些硕博士论文。目前为止的关于《从此以后》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从形象分析切入到对明治时代的整体氛围的分析。如从分析代助延伸到整个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他的就是整体评论“爱情三部曲”，其间夹杂对《从此以后》的分析。

　　4、电影改编

　　影片《从此以后》被《日本旬报》评选为1985年度十大佳片的第一名，是根据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剧木是忠实地沿着小说的脉络写出来的，非常容易读尽管故事是忠实于小说的，但也去掉了很多东西。当然，去掉的多是难以或者根本不可能用影象表达的部分。从在人物刻画方面，影片保持了原作的风格：不夸张，不脸谱化只是平铺直叙地展开情节，让观众自己去分辨，去思索。当然，最佳多片也并不意味普就是完美无缺的。影片对于三千代的性格和身世，并没有描写得很清楚她自己说与平冈一起生活是受惩罚，然而为何惩罚以及怎样惩罚，都未作交代。因此，日本剧作家石堂淑朗就说：“三千代除了怀念代助之外。她在做什么？”谁都知道，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其中情节很难俱收并蓄，有所舍弃，是允许的，但剧中主要人物之一的形象不清晰，不能不说是美中尚有不足之处。

　　这部电影由简井知已改编，森田芳光出任导演（由于资料有限只找到了由傅昌文翻译的剧本）。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和介绍，主要是译者傅昌文在剧本开始的前言以及日本著名剧作家八住利雄所写的剧评《读》（陈笃忱）。文章主要谈了剧本改编与原著的问题，他认为“但是，原著里写有这样一段话：‘为了了解近松的作品，而非要去听越路的净琉璃，那是十分愚蠢的。’我认为，这恐怕也适用于原著与剧本的关系。（越路是指当时净琉璃名人竹本义太夫，他是说书人，我在儿童时代就听到过他的名字。）其结果，有时可能从剧本里看不出原著，这未必就说明剧本写的不好。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文学和电影在构思方面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