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独裁与双重标准,1979 (中)
文/Jeane Kirkpatrick, 1979
译/Borgare；校/冬川豆，2015
共和党女英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主图正中）的经典文献，有助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理解新保的现实性和正确性。（接上期）
三十年前，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知识分子中享有最高声誉的那个时期，社会科学家们着重强调着民主政治在经济上的先决条件——只有当该国具有发达的经济体、大量的中产阶级与受教育人口时，民主制度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否则就会沦为马主义革命式的多数暴政）。他们期盼着当这些条件逐渐成熟的时候，民主制度就会自然出现。
今天看来，这个图景是被过分简化了。虽然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可以给大多数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流动性，并鼓励积极进取——这些因素的确对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有所帮助，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与温和审慎的政治文化——还有时间的积累本身——甚至更为重要。
在《代议制政府》一文中，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确立了三条民主政治基本条件，卡特当局（1977-1981，民主党）应当对照着好好反思一番。它们是：“第一，人们了解并接受代议制政府形式；第二，他们乐意并且有能力做必要的工作来维护它；第三，他们必须乐意并有能力履行义务，并执行它授予给他们的职责。（事实上1979年取代伊朗和尼加拉瓜旧政权的红绿革命者完全不符合这三点）”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
履行义务并执行代议制政府的职责，实际上对领导人和公民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参与和限制，共识与妥协。虽然让每个公民都热衷政治或对公共事务博闻强识并没有必要，但与独裁国家的人民相比，公民广泛得多的政治兴趣和流动性还是需要的。民主制度下，公民普遍认为他们自己是社会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法律束缚的主体，这一点很重要。而且社会各部门的领导者必须认同该理念：只能通过合法手段追求权力，（至少原则上）必须避免暴力、偷盗和舞弊，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接受失败。他们也必须擅长在多样化的观点和利益中寻找和创造共同点，准备好在基本价值之外的一切方面进行妥协。
除温和审慎的政治文化外，民主政府需要强大到足以引导和容纳矛盾的机构。自发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也是表达和收集不同利益和观点所需要的。否则，正规的政府机构就不会有能力把大众的需求转化为公共政策。
回顾民主业已存在的少数国家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民主的诞生和成熟过程非常之缓慢。它是一个逐渐扩展有限政治参与形式的过程——统治者逐渐勉强地适应和容忍异议；反对派接受了他们可以击败当权者，而不是彻底消灭当权者这一理念；公民对政府施加在他们生活上的影响和他们对政府可能施加的影响有所醒觉——种种经验之累积。人们通常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数个世纪的话——来习得相关原则和习惯。在不列颠，从大宪章（the Magna Carta）到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到伟大的1832、1876和1885改革法令，横跨了七个世纪。美国历史的经验同样证明，民主实现的过程不是轻松的、一蹴而就的，或者招之即来的。一场独立战争，一部不成功的宪法，一场内战……这是一个漫长的，逐渐走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解放”历程。至于法国的路径则更加艰辛——恐怖、独裁、皇权、动荡和无能出现在本该开启千年之兄弟友爱的大革命之后。直到二十世纪，民主原则才最终在法国获得广泛认同。甚至直到二战结束，法国才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机构以融汇、包容和缓冲激烈冲突的观点洪流，使民意与命令、大众与权威最终实现妥协。
哪种专制政府更容易民主化呢？事实上，完全不存在依靠革命上台的社会主义政权或者垬产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先例，但右翼专制政权的的确确有时会进化为民主政体——只需足够长的时间、经济充分发展、社会和政治的大环境到位、有自由化思想的领导人出现，以及本土民众对於代议制政府形式的强烈需求。这样的转变过程正在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大将军病死，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恢复君主制。1976年7月1日，任命原国民运动秘书长阿·苏亚雷斯为首相，开始向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过渡。1978年12月新宪法正式出台。这篇文章面世后的三年，即1982年，西班牙加入北约。葡萄牙——1974年4月25日，发生康乃馨革命，一批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推翻了持续42年的萨拉查政权，开始民主化进程），并且巴西也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尼加拉瓜和伊朗内部的政治争论和实践，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逐步扩展，和平的民主化本来也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发生。
但是，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显然对如何鼓励专制政权自由化没有什么了解。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他们两次都没能认识到，把旧独裁者替换为“温和”批评者或“有着广泛基础的联合”后所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动摇旧政权社会控制力的同时却没向民主政体的方向挪动寸分。
其实这种结局完全可以预料。传统专制社会中的权威是通过个人关系传递的：从统治者传递到他亲近的副手们（亲戚、家庭成员、个人朋友），然後从副手们传递到他们的下级……当位於顶端的人的权力被颠覆后，社会结构会从核心开始迅速解离。这些大家长在位越久，他们的影响越深入，一个国家的组织机构就会越加依赖於他。没了他，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会崩塌，正如柱石被移除了的拱门。一旦核心大家长被移除，军队崩溃、官僚机构停摆和社会结构解体的速度，常常使美国政策制定者与力薄儒记者们大为惊奇，因为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美国这种基于普世原则而非特权关系的公共机构文化和行为模式，take it for granted。
拎不清这些关系，是卡特及之前美国政府类似失败政策的根源之一。然而还有其他的根源。
在伊朗和尼加拉瓜，正如之前在越南、古巴和天朝一样，华盛顿犯下了如下错误：一、高估了反对派的政治多样性——特别是高估“温和派”和“民主派”在反对运动中的比重，低估了极端派的实力和意志力；二、完全错误地认识了反对运动的本质；三、错误评估了美国对旧政权和反对派所能施加的影响力的程度。
尼加拉瓜桑解阵庆祝革命胜利
对反对派的性格，特别是他们的蛮横与权力欲缺乏认识，常导致华盛顿对克制反对派暴力倾向所需力量的轻视。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卡特两次未能足够清晰的意识到：旧政权在面对一个意识形态极端化的反对派时，保持社会秩序面临的严峻问题。尽管极端分子的存在广为人知。国务院1977年的人权报告描述：
伊朗面临着少量左翼和右翼恐怖分子在这个国家内的活动。有证据表明他们曾接受大量国外支持与训练……[并]对针对伊朗政府官员和美国人的谋杀负有责任……
同一份报告用如下的措辞描述索摩查的反对者：
一个名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的游击队组织寻求暴力推翻政府，并且它从古巴接受了大量外国支援。FSLN在1974年12月进行了一次袭击，杀了四个人，抓了一些官员作人质……自那时起，它持续在一些孤立地区挑战行政当局。
1978年，国务院报告说，索摩查政府军解除对桑地诺的包围之後，暴乱活动仍在持续。
当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大批力薄儒（liberal, 20世纪以来盗用自由主义标签的左派）媒体，把这种暴乱解释成民间对政府的广泛不满和民主意愿之后，事情的发展就注定是一场灾难。因为，如果同意极端分子的武装斗争反映着大众对民主的渴求这一解释，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该国，一个被“自由化”的政府会更倾向于听取“民意”。
因此，本着希望旧政权能够的继续执政的卡特政府，在这一理念的引导着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把几乎肯定会削弱当局的措施强加给它。仓促地强迫一个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的社会，去接受复杂而陌生的政治实践的努力，不仅没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反而助了暴乱者一臂之力。如果这些帮倒忙的措施是在旧政权被攻击的时候施行的，效果会更加显著。
越南的教训也许在教导我们说，美国当不了世界警察；但它也同时提醒着我们，尝试当民主的世界助产士是很危险滴，如果所谓的民主诞生于极端分子游击战的炼狱之中。
如果华盛顿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行为反映着一个深入人心却错误的假设——即“可以轻松的把民主定位并强加给某个当权的专制政府”的话，那这些行为也同样反映出另一个同样深入人心而错误的信念，即——在这样的专制国家，变革本身是不可不免、可欲且符合美国利益的。正是这样的信念，诱导着卡特政府积极参与倾覆非垬产专制政权的同时却回避赤色阵营扩张的现实。
在卡特政府刚刚上任的时候，曾有广泛报道声称：总统先生组织了一个智囊团，他们具有全新的外交政策思路和国家利益的概念。新在何处？据称有两点：深信冷战已然结束，以及深信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应该更优先考虑南北问题，并帮助欠发达国家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这些变化事实上牵涉了远比我们最初看到的更多渊源。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像可能看起来那样简单，它事实上被一套“完美”的历史哲学引导着，像历史哲学一样包含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以及一个指向“现代化”的信条。如同其他十八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多数历史哲学一样，卡特政府的信条寓言着进步（以地球上的所有社会完成现代化的形式出现）和美好结局（一个世界共同体，由发达的、自治的国家构成）。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28- ）
卡特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方案，可以从1970年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著《两个时代之间》一书看到预示。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在书中，布热津斯基展现了他的想像力——在冷战结束之后，一个基于全球政治和相互依赖的美丽新世界将会出现。为应对那个新世界，新的方案正在“进化”中，布热津斯基将其命名为“理性人文主义”。在这个新的方案里，带有“国家优越感”的“成见”会让步於“全球”视野，并且国际问题应当被看作“人类议题”，而不是“政治对峙”。应对外交政策的传统知识框架必须被抛弃：
时值今日，旧的国际政治框架……连同他们的影响范围，国家间的军事联盟，主权的幻想，产生於19世纪危机的教条性冲突——显然不再与现实相容。
只有苏联的“被耽误了的发展”，“一个存在性的，但并非规范性的经历了现代性的古老宗教共同体，”阻止了人们对意识形态已然终结这一事实的更为广泛的认知。对美国，布热津斯基推荐“大量的耐心”，一个对世界革命进程更加超然的态度，以及对苏联更少的成见。与参与古典式的外交消遣相比，我们应该“更广泛地努力，去包容走向混乱的全球趋势，”同时为世界朝向“发达国家联合体”转变的过程贡献力量。
布热津斯基这本书的关注核心，如同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一样，是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从一开始，本届政府就表现出对所谓第三世界问题的浓厚兴趣。但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们并未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国际发展，而是从自启蒙时代以来创伤西方想像力的同样“进步”观之当代版的角度来看待。
就起目前的形式来说，这种“现代化”的概念所牵涉的多过工业化，多过“政治发展”（不管它是何所指）。相反地，它被用来指代“一个传统的、前科技时代的社会在转型为一个以机械科技、理性而世俗的态度和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为特徵的社会时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孔多塞（孔多塞侯爵 1743-1794，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代表之一，数学家和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主张亲身参加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后被雅各宾派弄死）、孔德（奥古斯特·孔德 1798-1857，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创始人）、黑格尔、马克思以及韦伯（马克西米利安·卡尔·艾米尔·韦伯 1864-1920，小名马克斯·韦伯，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得出现代性观点的时候都抱有这一对历史的看法。
这一现代化概念的关键元素已被塞缪尔·亨廷顿（尽管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却的确不是政府政策的肇始者）清晰地阐述出来。这种“现代化”的范式假定了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的变革过程，包含以下元素：一、它是复杂的，因为它牵涉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它是系统的，因为其元素以可预知的、必要的方式相互作用；三、它是全球的，因为所有社会都必然会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四、它是漫长的，因为需要时间来使得经济和社会组织、特征和文化逐渐现代化；五、它是分阶段的，因为每个现代化中的社会必须经过本质上相同的若干阶段；六、它是趋同的，因为它倾向于社会的融合与互赖；七、它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变化的方向是“给定的”，这个方向在其于发展中各相关元素的关系中被确定；八、它是进步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可欲的，并且长远来看给牵涉其中的人们带来了显著的收益。
尽管现代化范式在社会科学中已被证明是一个偶尔有用，且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工具，但它早已成为批评的众矢之的。其中心假设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被挑战和质疑。现代化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是存在缺陷的，作为思考外交政策的框架时是不合格的。它的主要影响是鼓励这样一种观念：事情是不可控的深邃历史力量的外在表现，政府能够做的顶多是扮演一个历史的“助产士”，帮助事件朝向他们既定的方向前进。
这种观点乐观的预测人类社会会持续进步；它非常确信，历史事件的发展是某人和某一国政策几乎不能施加什么影响的注定过程；说教性地认为，历史和美国国家政策必须具备道德目的；同时它又是世界主义的，因为他尝试着不从美国的利益或意图，却从正在发生着“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革命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基于这样的理论体系构筑的卡特政府外交政策同时包含着以上的三个方面。
每当政府发言人阐述和解释政策的时候，是“（历史）力量”而不是人们本身决定着事件发展这一观点都会反复出现。例如，总统先生今年二月向我们保证：
伊朗的革命，是伊朗自身历史催生的，是深刻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因素的产物。
关於亚洲他则说：
此时此刻，在从印度洋一端到另一端的不同国家里正在发生着混乱和变革；一些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混乱是积年仇恨的产物，它们被相互矛盾的力量支配的仇雠激化着。另一些国家的稳定逐渐被人民对下列价值的追求所动摇，它们是：现代化、国家地位、人类希望和抱负。
Harold Saunders，近东和南亚事务助理秘书，对伊朗和索马里半岛的“不稳定”做了如下评论：
我们当然认识了到西亚和东北非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现代化、社会变革、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大众对政治生活更广泛之参与的诉求。这些变革是每个国家内部的力量所催生的。
或者看看这位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国务院政策计划人员主席，对南非的评价：
变革会降临在南非。那里的人们福祉与美国的益，会被它们降临的方式深刻地影响。问题仅仅在於，这一过程是否和平。
布热津斯基把这一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他在发言中向我们保证，亚非国家围绕权力的斗争确实只是沿着现代化道路而行的事件：
……在东北亚到南非的广阔天空之下，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继续寻找着有能力应对现代化过程的、切实可行的政府形式。
简直是匪夷所思。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入目所见的入侵、哗变、内战以及不那么暴力的政治斗争，无论如何都不像是在集体追寻一个能带领他们实现现代化的救世主。无论是布热津斯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否认这一点，那就是在从东北亚到南非的政治参与者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寻找有能力应对现代化过程的、切实可行的政府形式。”真实人类动机和企图与现代化范式相关的程度，正如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关程度一样小。如果从这个水平的抽象概念上看，那确实只有“（历史）力量”是有用的，而人木有用。
曼德拉与卡斯特罗
然而，当决定着伊朗、索马里半岛、东南亚、中美洲，以及联合国事态发展的“深邃的历史力量”，看起来长得特别像俄罗斯人和古巴人，我们又当如何呢？卡特总统教导我们说，在经历过“对垬产主义的过分恐惧”（译者注：何其类似今日之“Islamophobia”（恐伊斯兰症）！）和冷战之后，我们应当有能力区别苏联或古巴的“阴谋”（这一罪恶的概念主要存在于冷战战士，和过分简单化看待世界的人们的头脑中）和前述的“进化性的变革”，而只有后者才是事实上正在发生的。
面对着如此复杂、无情、非人性化的“深邃历史过程”，美国总统能做什麽呢？答案一次又一次地被卡特先生和他的幕僚们给出——是的，没多少。既然事情不是由人类本身的决定所引起，那麽也就无法被人类本身阻止或者改变。比如说布热津斯基曾言：“我们认识到，世界正在任何政府都不能控制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曾警告：“我们不能使变革停止，正如克努特大帝（克努特Knud II den Store 995-1035，英格兰国王，1014-1035年在位，丹麦国王，1018-1035年在位，挪威国王，1028-1035年在位。丹麦历代王者所发展起来的海盗帝国，终于在克努特手里达到了顶峰）无法使大海静止。”
卡特政府对当代历史本质的宿命性、非政治性的理解，阻碍了美国对事态发展积极回应，鼓励了人性的消极被动。美国对伊朗局势的无所作为成为了卡特政府的主旋律：
那些争辩美国应该，或可能直接干预以阻挠[伊朗革命]的人，对于伊朗现实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们在我们有限的能力范围内鼓励了对巴赫蒂亚尔政府的支持……[巴列维国王]多久会离开伊朗，我们是没有办法决定的，这由事态的发展和他自己的应对所决定……任何人希望参与未来的所有政治事件都是不可能的……哪怕我们有能力参与即将在伊朗或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但显然我们决定这些事件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重点强调]。
万斯重复了同样观点：
在伊朗，我们在整个危机期间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伊朗人能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基本政治问题。
曾几何时，当美国总统可能派遣海军陆战队来确保美国战略利益的之时，根本没有留给这个世界任何想要推动所谓“进步与自决”之力量的余地。卡特总统在圣母大学的毕业演讲中告诉我们，武力不会起作用——那是他从越南学到的教训。武力只提供“肤浅的”解决方案。关於伊朗，他说：
我们当然没有愿望或者能力把大量部队遣入伊朗或其他任何国家来决定当地政治事务的结果。我们也从没有企图在另一个国家做这种事。我们曾经在越南尝试了一次，证明它根本行不通，你们懂的。
伊朗并无独特之处。虽然尼加拉瓜的气候与语言的确于伊朗不同，但卡特政府的“历史力量”神逻辑和“甩手大掌柜”的政策应对是别无二致的——军事干涉“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助理国务卿Varon Vaky把“使用美国军力来干涉另一个美洲国家的内部事务”描述为“不堪设想的”。万斯为非洲提供了类似的保证，宣称我们不会与古巴或者苏联在那里的活动展开攀比。
霍梅尼返回伊朗
在这类情境下，外交政策的作用到底是什麽？是理解变革的过程，然后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顺应历史潮流”，仅仅在这个过程中稍微帮忙维持一下秩序？如同政府发言人向我们保证的一样——这正是我们在做的。卡特政府把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等同为现代化进程所假定的目标。万斯在最近的陈述中坦言，美国关于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基于一个确定的信念，即我们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经济和保留政治独立性，才能最大化服务于我们的利益”。我们“对全世界建设性变革推广的责任”（语出布热津斯基）在每一个能够设想的背景中都已经被卡特政府所承诺。
然而存在一个问题。能够设想的背景，在现实中原来就是处于革命游击队威胁之下的非垬产专制政权。因为莫斯科是今日的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力量，暴乱分子因而通常被苏联煽动和武装起来挑战现状。美国在抽象意义上承担“变革”的责任，实际效果就是让我们跟苏联代理人或霍梅尼，甚至阿拉法特这种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默默地站在了一起。（未完待续）
种子不死，一叶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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