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社会.行政体制改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2012-12-18）
早报导读
● 郑永年
郑永年
专栏
社会体制的改革和中等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很多人那里并不是很清楚的。这里，人们首先要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从而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并没有做这种区分，他们简单地把社会领域视为是经济领域，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已经导致了无穷的恶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不可避免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在引导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扮演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有了中国变种。人们把新自由主义简化成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在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而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
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直到2003年，中国一半以上的居民还没有医疗保险。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当时的人们把应付危机仅仅理解成为维持高GDP增长，结果导致了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在中国的传统中，家长为了下一代，可以不顾一切投入。
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倡过或者承认过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成为应付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今天，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产业化性质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又攻克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领域，即住房，导致了住房的产业化，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主柱。民众为应付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座大山, 尽量存钱, 不敢消费。
客观地说，在过去的10来年里，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树。但这些努力远远抵消不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恶果。储蓄率居高下, 内需社会无法形成, 同时社会抗议活动层出不穷。
在19世纪的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城市工人罢工和各种抗议形式（包括自杀），是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反应。所不同的是，中国还存在着农村农民的抗议运动。尽管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欧洲当时的程度，但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停留在低水平，中国很有可能演变成欧洲的发展道路，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将被打断。
东亚经验可供参考
1 2 3 下一页
【上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前七天新闻】 【回页顶
】
全 球 文 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