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的成因\危害与治理

　　曾收到一个手机段子，题目是《国人的一天》：早上起来，穿上冒牌运动装出门，街边店里买了两根地沟油炸的洗衣粉油条和一个苏丹红咸鸭蛋，冲了一杯三聚氰胺牛奶。中午不回家，在单位食堂要了一盘注水鸡肉，一份农药韭菜炒有毒猪血，再来一份翻新陈米饭，实实惠惠吃了个饱，回办公室泡了一杯香精茶叶，浏览了一会儿假新闻。下班后路过菜市场，买了条吃了避孕药的鱼和一斤尿素豆芽，外加两个膨大剂西红柿，回家烧了三个菜，再开一瓶甲醇酒，喝上二两，吃了一个硫磺馒头。饭后散散步，禁不住吆喝，在路边地摊上买了一本盗版的小说和光盘，回家津津有味地看到了凌晨一点，然后钻进黑心棉做的被褥，摸着两团硅胶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假新闻被编入了手机段子，这也许意味着假新闻已经由一个行业现象“升格”到了社会现象。仔细想来，假新闻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法律问题，表现形式多样，生成机制复杂，社会危害广泛且长远。

　　

　　一、假新闻的判断标准和类型

　　

　　　假新闻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虽无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真与假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笔者断定，新闻的历史有多长，假新闻的历史就有多久。那么，真假新闻到底如何认定呢?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也不是无头绪可理。笔者认为，任何命题都可以分为两类：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判断解决“是什么”或者“是不是”的问题；价值判断解决“应不应是”或者“该不该是”的问题。

　　假新闻的认定首先依据的是事实判断，就是判断新闻本身“有”还是“无”，即客观上是否存在?如果所谓的新闻事件纯属子虚乌有，则属假新闻无疑。但是，由于时空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新闻的事实并不那么容易认定。比如，新闻的作者往往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新闻发生的现场，新闻机构又常常远离新闻的发生地，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认定新闻事实的有和无、新闻要素和细节的有和无或者多与少呢?如果一件新闻的主体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部分细节是失实的(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或失误造成的)，那么，这件新闻是不是或者算不算假新闻?

　　价值判断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可以渗透在新闻制作的各个环节，并且往往和道德、伦理甚至政治因素掺合在一起，因此，比事实判断更加复杂。比如，同样是假新闻，如何判定制作的主体是故意造假还是无意造假?是好意造假还是恶意造假?是主动造假还是被动造假?此外，策划出来的新闻事件到底是新闻还是假新闻?

　　由此看来，有了方法，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笔者的倾向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种判断标准或者认识方法不宜孤立地使用，而是应当结合起来。主体应当是细节上的主体，细节应当是主体上的细节。新闻的主体真实，个别或者部分细节失实，则该件新闻不应算是假新闻；新闻的主体失实，则不管细节是不是真实的，也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都属于假新闻。假新闻与失实新闻的最大差别是：前者新闻的主体是假的，或者制作者有主观上作假的故意；后者新闻的主体是真实的，部分细节或元素是假的，但是，制作者在新闻主体上无主观作假的故意。失实新闻不能算作假新闻。

　　鉴于以上对假新闻的判断标准和认识方法，我们可以把假新闻划分为四种类型：

　　(一)　主观性假新闻，即作者故意造假、事实上不存在的新闻。

　　(二)　客观性假新闻，即作者无意造假、受到蒙蔽、但事实上不存在的新闻。

　　(三)　部分策划性新闻，即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经过策划造成事实上存在假象的新闻。

　　(四)　部分有偿新闻，即有一定的事实存在、达不到传播标准、通过付费出笼的新闻。

　　一些媒体在“愚人节”制作的假新闻另当别论。

　　

　　二、假新闻产生的原因

　　

　　假新闻由来已久，其来有因：

　　

　　1.个人原因

　　新闻是人制作的，假不假首先与新闻制作者个人的因素关联最大。个人造假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被动造假。即假新闻的制作者本人并无造假新闻的故意，而是受到了一些假象或者相关人员的蒙蔽。这种情况多半是由于新闻制作者个人的业务素质不高、判断失误造成的。如2007年7月15日，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情缘”栏目播发的“史上最毒后妈”事件。

　　主动造假。即假新闻的制作者出于某种功利性的目的，知假报假甚至主动参与制作或者导演假新闻。如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播出的“纸箱馅包子”事件，2010年4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搜救犬牺牲”事件、2007年3月5日～9曰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天网》栏目播出的《揭秘传销》“Ayawawa死亡”事件等。

　　有时候，新闻制作者麻痹大意或者出于成本控制的需要，或者因为懒惰而篡改、编造、冒用、滥用匿名消息来源的形式，也可能导致假新闻的产生。2011年1月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控烟难控阻力何在》节目中女主角“双重身份”事件。

　　

　　　2.技术原因

　　有时候，由于某种技术失误或者流程缺失或者疏于审查等原因，新闻的要素如主人公姓名、时间、地点、重要数字等出现了多、少、漏、谬或者张冠李戴现象，造成新闻的主体失实，也可以构成假新闻。

　　

　　3.组织原因

　　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中，都存在一些因为组织需要造成的假新闻。这里的“组织”，可以小至企业，也可以大至国家，当然，一些媒体组织自身也可能把假新闻当成吸引眼球、与对手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武器；而所谓的“需要”，也可以是政治需要、战争需要、政绩需要、外交需要、社会稳定的需要等五花八门。中国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出现的海量假新闻主要是根据政治需要炮制出来的。2010年3月14日，格鲁吉亚“伊梅季”电视台播放的“俄罗斯再次入侵、总统遇刺身亡”假新闻，也是出于某种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制作出来的。

　　

　　　4.市场原因

　　近年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导致了不少副作用，主要是社会诚信和道德水平严重下降，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不仅弥漫整个社会，也侵蚀到了新闻传媒领域。比如，电视媒体对广告利益和收视率的片面追求，进而与员工的绩效和福利挂钩，逼迫一些记者不择手段，制作的节目“三俗”泛滥，直至明目张胆地造假。“纸箱馅包子事件”可以说就是这种社会风气和行业风气的产物。

　　

　　三、假新闻的危害与治理

　　

　　　假冒伪劣产品轻则伤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重则致人死亡，所以，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和痛恨。而假新闻的制作、传播或者销售对消费者一般不会产生直接的健康或生命威胁，所以，非当事人很少当回事。其实，和假冒伪劣产品相比，假新闻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上，慈禧太后曾根据道听途说的假新闻盲目向11国宣战，结果是赔上了十几万人的性命和白银4.5亿两，大清国也从此走上了覆灭的不归之路；袁世凯也曾根据儿子袁克定制 作的假新闻悍然称帝，最后众叛亲离，全国共讨之；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批量生产的假新闻更是给错误的路线、政策推波助澜，导致举国皆癫，全民疯狂，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劫难。当然，由于公民媒介素养的提高和媒介管理的日益科学，今天的假新闻已经很难大规模产生，更不能明目张胆地造假，但危害性仍然不可小觑。

　　

　　1.严重损害媒体的公信力。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媒体公信力的来源。也正因此，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对新闻的真实性极为重视，甚至不惜牺牲新闻的时效性。它们的影响力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公信力的基础上的。比如，1896年，德国犹太移民的后代阿道夫・奥克斯在接办《纽约时报》时确定时报的新闻报道原则为：“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纽约时报》重视新闻，但很少鼓励记者去抢新闻，除非特有把握，一般不第一个报道某件新闻。当然，该报每天要处理近百万字，错误也在所难免，因此，第二版每天专设一个固定的“更正栏”(Corrections)。2003年，该报的一个记者杰森・布莱尔被发现多年在其新闻报道中做假，结果，布莱尔被立刻解雇，其他一些相关的重要人物也被迫引咎辞职。2003年9月12曰，BBC中文网站推出了“BBC新闻原则”专辑，提出：“作为一家历史悠久而且世界知名的公营广播机构，BBC多年来一直以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真实准确作为其新闻编辑原则。”这也是BBC公信力体系的核心所在。每当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人们总是会首先选择并愿意相信BBC。上述两大西方媒体对新闻真实和公信力的重视不但给专注于国内市场竞争的媒体，也给急于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媒体带来一个启示：只重视新闻媒体的硬件建设和规模建设而不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徒劳无益的。一个没有公信力的媒体声音越大，越让人反感。CCTV制作的五集专题片《揭秘传销》播出后社会反响本来很好，但是，由于伪造了一个死者的“生前照片”，被网友抨击为央视“竟然用假的新闻给百姓洗脑”。诚可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2.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形象和权利。假新闻不但会严重损害媒体的声誉和形象，也会给有关当事人带来形象、声誉、心理、经济甚至人身的损害。比如，在江西电视台播出“史上最毒后妈”的假新闻以后，本来没有虐待、毒打罹患重病的丁香小慧的后妈陈彩诗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各种指责，身心受到巨大伤害。2002年，辽宁电视台记者周密为了帮助一个生产床垫的商人朋友，串通一名消费者，捏造了一位同行生产的床垫存在所谓“黑心棉”的假新闻并播出，给同行厂家的商誉造成了严重损害。

　　

　　3.严重损害真新闻、好新闻的价值。正像假文凭多了，真文凭的价值会下降一样，假新闻如果大行其道，真新闻、好新闻的价值也必然会下降。新闻的价值下降，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价值与社会地位自然也会下降。长期以来，电视媒体的新闻栏目不冷不热，央视《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的收视率每况愈下，都是新闻的真实性和价值低下的结果。至于南方一些地方打出“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标语，则不仅是记者的悲哀，更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事业的悲哀。

　　

　　4.严重损害社会秩序。如果假新闻仅仅是损害有关当事人和当事媒体的声誉和形象也就罢了，事实上，一些假新闻还会给社会秩序带来一定的混乱。比如，央视播出的“搜救犬牺牲”假新闻由于把汶川地震发生的事移植到两年后发生的玉树地震救灾当中，对社会性救灾和捐助工作就有一定的影响。格鲁吉亚“伊梅季”电视台炮制的“俄罗斯再次入侵、总统遇刺身亡”假新闻则使得人心惶惶，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

　　既然有这么多的危害，假新闻的治理自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笔者认为，既然假新闻的生成原因和背景复杂，根治起来也绝非一蹴可就，必须多管齐下，系统综合治理。

　　首先，治假先治“人”。假新闻是“人造”的，准确地说，世界上没有假的新闻，只有作假的记者或媒体。所以，治理假新闻，关键在治理“新闻人”或治理媒体。如果记者视真实为新闻的生命，媒体视真实为媒体生存的基础，即主观上杜绝一切制作假新闻的念头，机制上堵塞一切假新闻产生的漏洞，处罚上杜绝一切制作假新闻的侥幸，则假新闻自然就少了。

　　其次，治假要“制”法。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新闻传播系统和市场，但是，长期以来无法可依。真新闻、好新闻褒奖不足，假新闻惩治不力，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惩治。造假的成本低，又可以对后果不负责任，或者只付很小的责任，造假者自然有恃无恐了。据了解，建国以来新闻造假者被判刑的只有“纸箱馅包子事件”的主谋訾北佳一例，但依据是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刑一年。但是，这个罪名是否适当，至今在新闻界和法学界还有争议。

　　第三，治假必依“法”。这一条措施目前基本无从实行，因为中国目前既没有《新闻法》，相关法律也没有处罚假新闻的条文，根本就是无法可依。

　　第四，治假重“自”治。这里的自治不仅包括新闻工作者的自尊、自重、自爱、自律，而且包括新闻行业(协会)的自律、自治。

　　第五，治假需“共”治。这里的“共”冶，主要是指假新闻的治理需要新闻消费者(读者、听众、观众、网民)的参与和全社会的监督。

　　总之，假新闻的产生由个人、媒体和社会的原因，治理假新闻也需要个人、媒体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从观念、机制、制度和法规上加以防范。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