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姓氏的演变过程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华姓氏的渊源与人类文明相关联，从伏羲氏“正姓氏、别婚姻”算起，已有5000年。

上古时期，“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在最早时是母系氏族社会各部落的代称。氏则出现较晚，它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为姓的衍生分支，是古代贵族标志宗教系统的称号。

秦汉时期，姓氏才合二为一，演变成家族的标志。由于姓氏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逐步产生了厚重的文化内涵。

第一节 姓氏的产生

文明伊始，人类便知天地人的分别，为了使自觉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之间有别，须加以图腾的标志，因而姓氏演变发展而成。

新石器时代，人类逐渐摆脱蒙昧状态，产生了原始宗教——图腾崇拜，这是中华姓氏最早的形式。姓氏与部落图腾密切相关，而图腾多与自然现象有关，如大自然的风、雷、电、水、云、雨等，或与动植物相连，如有熊、玄鸟、龙凤、薏仁、李杏等。

婚姻实行族外群婚，即禁止同氏族男女通婚，只有不同氏族之间的同辈男女才可结婚，后来又发展为“对偶婚”，即互婚的男女各有一个主要配偶，这就需要对各个氏族加以区别，其方法是给各族起个名字，这就是图腾，做为本氏族的标志。

“姓”字的造字方法属会意。《说文解字》说：“姓，人新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

《译史》引《三坟》说：“男女媾精，以女生为姓。”

以上两则文献表明，姓的最早含意与女性生子这一现象有关。无数个女子繁衍后代，其后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为了把同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人加以区别，这样便产生了姓。所以，最初的姓都带一个女子旁，如姬、姒、嬴等等。毋容置疑，姓的作用是用来区别婚姻的，人人都应该有姓。

“氏”字的造字方法是象形。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解释为木本，即植物的根，后来转注为姓氏的氏，就是取水之源头、木之根本之意。

氏到父系氏族社会才逐步产生。炎黄部落阪泉之战，炎黄联盟与蚩尤部落逐鹿之战，尧、舜禅让，大禹治水，许由、巢父隐居不仕等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时代，即史书上的“五帝”时代，距今约5000～4000年，是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代，原始农业、冶陶、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发展，男子代替了妇女在经济生活和氏族社会中的支配地位，世系和财产从父计，妻从夫居，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子女知其母也知其父。

氏族人口繁衍裂变产生新氏族，两个以上的氏族形成部落，进而结为部落联盟，这些新的氏族或部落使用新的标志——氏，所以说氏是姓的分支。

《通鉴·外纪》载：“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国语·周语》说：“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各自为氏。”

此时，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贵族和贫民，正如宋郑樵所著《通志·氏族略序》所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从有熊氏黄帝，到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陶唐氏帝尧、虞舜氏这1000多年中，新氏族的产生主要靠原氏族的裂变。

《史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即说明这25子中只有14人能建立自己的氏族部落，得到氏号，其余11人没能力称氏，即成了“贱”者。

需要说明的是，史书上对一些显然属于母系社会的氏族及其首领也称氏，如称有巢氏、盘古氏、燧人氏、葛天氏等，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氏有本质的不同，属于后人的尊称，正如《韩非子·五蠹》所说：“民悦之……号之曰有巢氏……号之曰隧人氏。”

夏、商时期，中国正式进入奴隶制社会，氏族首领由公推、禅让变成了“父传子，家天下”，出现了分封制。

周朝时期，分封制达到了极致。《左传·隐公八年》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只要帝王认为有德的人，都可以成为诸侯并赐姓、给土、命氏。不仅周王室“胙土命氏”，而且有些诸侯也能分封。

春秋末期以后，由于礼崩乐坏和战乱的影响，姓与氏之间的界限慢慢地变得迷糊不清，出现了姓氏走向统一的趋势。

现在提到的姓氏大多出自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氏。

秦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氏和姓的作用只有在区别婚姻血统的时候才起到作用。秦灭亡后汉袭秦制，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时干脆把姓和氏合二为一，称“姓氏”并流传下来，而郡望渐成区别贵贱的标志。

郡，古代行政区划名，历代沿革不同，周制，县下设郡，即县有四郡。秦统一六国，全国设三十六郡，郡统县。汉因之。隋唐后，州郡互称。宋、元设州府，至明代废郡。

过去，民间嫁娶的名帖上、官宦人家的大门上，往往在表明自己姓氏之前，还要冠以一定的名号，如“颍川陈氏”、“陇西李氏”、“三槐王氏”、“彭城刘氏”、“汝南周氏”等等。这些就是郡望、堂号。所谓郡望，是指某一个姓氏居住在某一地区地位最高的家族。

在姓氏发源以后，由于经商或官居等迁徙的原因，同一姓氏不可能永远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这些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同一姓氏的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地位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那些地位比较高的人为表示自己这一支高于其他地区的同姓人，便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上所居住的地区（郡），这样就有了郡望，如前所说的“陇西李氏”，即所居住在陇西地区（今甘肃天水一带）的李姓人。

南北朝至隋唐时是天下李姓人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其他地区的李姓无一能与之相比。在古代，人们在请帖上或大门上方表明郡望字样，说明这一家是名门望族出身。

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嫁，古人都十分看重郡望门第，不同郡望的人，即便同姓，也不能担任相同的官职，朝中最为显赫的官位也只能由著名郡望的人来担任。郡望较低的人，无论才能多高，都是无法得到这些官位的。当时在婚姻上更是讲究门当户对，正如《西厢记》里张生与崔莺莺两家的婚姻，因为张生出身于西洛，不是海内望族，就无法与博陵崔氏这样的著名郡望相匹配，因此，崔莺莺母亲就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加以反对。

唐末，特别是宋代以后，科举制度的兴起，由于“选官不问郡望，婚姻不分阀阅”，标榜郡望失去了实际意义，才使郡望的含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管是否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都可以“言李不必称陇西，言周不必称汝南”，不必在意真正的居住地如何了。

所谓堂号，是郡望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是某一郡望中某一房支的称号。在某一姓氏的某一支成为望族后，由于不断繁衍发展和迁徙，往往会进一步分化为许多不同的房支和系派。这些房支和系派与郡望不同的人一样，也会有贫富贵贱之分，为了加以区别，便在郡望之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名号，这种名号，有时称为房号，大多数情况下则称堂号，如“四知堂杨氏”，源于东汉太尉杨震拒受故吏馈赠的故事，据《后汉书·杨震传》载：

杨震在担任荆州刺史时，曾向朝廷举荐当地名士王密为昌邑县令。后来杨震调任东莱太守，途经昌邑，王密为报知遇之恩，深夜怀揣5公斤黄金前来拜访。

杨震拒不收礼，对王密说：“我作为老朋友很了解你，可是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

王密说：“您放心，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杨震非常生气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

王密惭愧地退了出来。后来，杨氏子孙就将“天知，地知，我知，你知”缩成“四知”，用“四知堂”这一堂号来纪念一身正气、清正廉洁的先祖杨震。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地“四知堂杨氏”，有的是为了表明自己同杨震的血缘渊源，有的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祖先出自弘农华阴，有的则是为了纪念这位杨震先贤，而愿继承其清白家风。

我国姓氏郡望、堂号最多的是唐代的张姓，有43望之多。其次是王氏，有32望。不少姓氏只有一个堂号，如丁氏只称洛阳堂，于氏只称河南堂，井氏只称南阳堂，郑氏只称荥阳堂等等。宋元以后，人们对郡望、堂号的内容不再有所区分，把二者同样作为姓氏发祥地的代称，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华姓氏与谱碟几乎相伴相生，郡望、堂号、家谱成为中华姓氏文化的重要内涵。

谱，是以严整的系统，明确的分类，藉以记述人、事、物的录籍。家谱、宗谱、族谱，名称虽异，其实内容都大致相同，都是记载一个姓氏的世系及其人事的录籍，是“纯正血统的可靠蓝本”，是一个家族内部的信史。如湖南《八甲湾吴氏谱序》中说：“夫族之有谱，所以序昭穆，考世系，以成千秋不朽之言也。”《延陵吴氏谱序》中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乎本末，莫不由之（谱）。”《丹德吴氏续修谱序》中说：“尊祖宗而联族姓，承先启后之谋，莫切于此（谱）。”这三段文字已很清楚地说明了家谱的作用。在我国历来都很重视对家谱的撰写和续修。

商代就开始修撰谱谍，如“兜”的家谱还保留到今天。西周至战国时，谱谍的官员，使其“定世系，辨昭穆”。

两汉时，一些著名的谱谍开始出现，如应邵的《士族篇》、颍川太守聊某的《聊氏万姓谱》，以及杨雄的《家谱》等都享誉后世。

魏晋南北朝时，更加重视谱谍，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朝廷举人选官、社会婚丧嫁娶，都要以谱谍为依据。隋唐以后，虽重视度不如以前，但仍有发展。

五代、宋元以后，朝廷不设掌管谱谍的官员，但私家修谱之风大为兴盛起来，到了明清时期，几乎发展到“家家有谱”的境地，谱谍之学又重新振兴。

人的发展，大约30年为一代。所以，各家各姓30年便修谱一次，届时全族上下，热闹繁忙，洋溢着一派庄严喜悦之情，被认为是族中最重要的公共活动。

这里要特别说明，在我国续修家谱时，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郡望，习惯于拉名人作祖先，因此就使血统本身的意义并非真的那么确实可靠，个别的家谱还专门写上“辨真伪”，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如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开国君主都要伪造自己的世系，把自己的家族与以前的帝王将相联系在一起。

三国时期，曹魏的开创者曹操是由夏侯氏入继曹姓的，但仍称其先人为出自黄帝，而曹操之子曹植又说其先人姓姬，是周王室的后裔。后来，曹操的孙子魏明帝说曹氏是虞舜的后代，出自有虞氏。作为一国之君的曹氏，竟然如此三易其祖，说明他们自己已经不知道血统所出。

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自称是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之后。他说，楚杀白公胜，其子逃亡秦国，世代为将，如白乙丙即是其中一个。其裔孙白起为秦将立过大功，受封为武安君，白氏从此大兴。其实，白居易的这些自述也是无稽之谈。因为白乙丙生活时代要早白公胜100多年，不可能是白公胜的后代。

再如山东曲阜的孔氏，自孔子以后就有世代相连的世系，他们是孔子之后虽毋庸置疑，但如果认为天下孔姓都与孔子有关则不合事实。从各种记载上可以考知，孔子的孔姓出自子姓，是春秋时宋国贵族孔父嘉的后代；当时卫国也有孔姓，源出吉姓；陈国也有孔姓，妫姓；郑国也有孔姓，源出姬姓。这四支孔姓人后来都有子孙传世，由于四支中只有孔子一支地位最高，其他三支孔姓为了抬高自己，后来也都称是孔子之后，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血统。特别是清代，全国孔姓与颜、曾、孟三姓联合修谱，凡姓孔者都被认为是孔子的后代，使本与孔子无关的其他三支孔姓人的假冒身份得到了正式的确认。从此，要想区分哪些人与孔子有关，哪些人与孔子无关，就更加困难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世界范围内从姓的产生到普遍使用，是从公元1000年起的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中国姓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统一过程中曾经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在世界范围的华人世界产生着重大影响。

第二节 姓氏的发展与完善

中华姓氏在历史长河中，从产生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大体上经历了在源生地的发展、靠迁徙繁衍的发展和在民族融合中发展完善这三种形式和三个阶段。

一、在发源地的发展

这个阶段姓氏的特点是以最初的姓和从姓中脱颖而出的氏及其由氏而产生的新的姓氏组成，这些姓氏是中华姓氏的源流和根本，他们起姓命氏的原因或以受氏者的祖上的名或字命姓，或以封邑名命姓，或以官职名命姓。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以祖上的谥号、以居住地命姓，因避乱、避祸、避讳改姓，还有皇帝赐姓、少数民族改姓等等。

五帝时代，正是氏脱颖而出形成时期。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因其生活在姬水附近，后改为姓姬。居于轩辕之丘，建都有熊（今河南禹州），又号有熊氏。

《国语·晋语》云：“少典娶有洩氏女，生黄帝炎帝。”黄帝娶西陵女嫘祖为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嚣，其二曰昌意，还有彤鱼氏女为妃等。黄帝有子25，得姓14（实有12），分别是姬、酉、祁、己、滕、葳、任、僖、姞、懁、衣等。

正妃所生玄嚣为青阳氏，昌意之子颛顼为高阳氏，玄嚣之孙帝喾为高辛氏。高辛分别娶有邰氏女为上妃，生后稷为周朝始祖姬姓；娶有娀氏女为次妃，生契是殷商的始祖子姓；娶陈锋氏女为次妃，生方勋（尧）为陶唐氏，其后为祁姓；娶娵訾氏女为下妃，生挚。曾代帝喾崩后帝位，因不善，帝立尧。

高阳氏是帝舜有虞氏的祖先，又是鲧之父，大禹之祖。他还有才子八人称“八恺”，帝喾亦有才人八人称“八元”，这16人实为16族。有虞氏帝舜之后有妫姓、姚姓。高阳氏帝颛顼之后还有芈姓、己姓、董姓、妘姓、曹姓等。

黄帝作为各部落联盟的领袖，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占据的广大地区，人丁兴旺，世代繁衍。因此，仅以上黄帝及其裔孙所创及接触直接利用者达100多个姓氏。夏、商、周前的最高统治集团，几乎都是黄帝的子孙。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姓氏发展时期。夏朝大禹之后“父传子，家天下”，禅让制变成了世袭制，因受封而世袭产生的新贵族不断涌现。

《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实际上，这12个姓氏几乎成了“母性”，春秋战国之后形成了上百个姓氏，而殷商承袭了夏制。

《史记·殷本纪》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耒氏、宋氏、空峒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仅七个姓氏，实际上以后繁衍很多。

周朝实行“裂土命士”的分封制。有史料说，初封71国，春秋时发展到140多个诸侯国，而袁张所著《中国姓氏》一书说：“西周‘裂土分封’同姓、异性、诸侯国1300余……”该书还说：“所以，先秦时保留下来的姓仅仅在30个左右，而氏却有近千个。

我们平时提到的姓氏几乎都出自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氏，与夏商以前的氏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夏商之前的氏属氏族公社制社会的氏族贵族标志，并不规制，随着社会发展大多瓦解，难以延续。而周朝之封，“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地有百里（公、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子、男）之别。”且有世袭制度，延续时间较长。

秦汉之后虽然废除了分封制，原所封之地大多作为郡望成为后裔的纪念理由。中华姓氏在夏商之前主要靠裂变，夏商之后主要靠分封，发展的范围一般在黄河中下游，尤其是中原地区。这一带既是当时姓氏的原生地，又是它们繁衍发展之地。

二、姓氏的迁徙繁衍与发展

姓氏的迁徙繁衍与发展，是指人们在各种因素的驱使下离开本土的迁徙，而姓氏随之迁徙繁衍。自秦汉以来的漫长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的大迁徙、大融合，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迁徙的动因和形式大体可分为国家驱迁、军队屯留、籍随职移、动乱驱使、灾害逼迁、避仇远赘等等，概括起来即政府主导和自然迁徙两种形式。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秦王政二十七年（前220年）“乃徙黔首（百姓）三万户琅琊台下（今山东胶南）”。

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年齐人徐福等奉命“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传说有徐福率众入日本，徐姓传日本。

秦王政三十三年（前214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皆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犯罪者）实之初县”。

秦王政三十五年（前212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

秦王政三十六年“迁河北、榆中三万家。”

汉朝时汉惠帝三年至五年（前192～前190年），曾两次征发600里内男女29万修长安城。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夏，“募民徙朔方（在今内蒙）十万口，”又“徙郡国豪杰及赀300万以上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

成帝鸿嘉二年（前19年）春三月，“徙郡国豪杰赀500万以上5000户于昌龄。

以后唐代移民宽乡，宋朝南北移民，明初山西大移民等等。特别是明朝建立后，由于元末战争使中原变成赤地千里，明政权建立后多次将山西等地居民返迁内地。

《明史》载：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徙山后（今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万屯田北平。”“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癸丑，徙泽、潞（皆在山西）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二十二年夏四月‘徙江南民田（开垦）淮南’……”，建文年亦‘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永乐二年（1404年）、永乐三年（1405年）又两次徙山西民各万户实北京。

这种官府主导下的迁徙，促使姓氏随入反复迁衍发展。

军队屯留又是政府督迁的形式。据《史记》、《汉书》记载，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曾派60万大军灭荆楚后南征百越之君，然后定居岭南。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又将拖逃赋税者、赘婿、商人到陆梁（五岭以南）设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便于派遣戌边，后还应南越王赵佗的请求，移去“女无家者”一万五千为将士缝补衣服，实则是与军人落籍成家。把中原姓氏播迁至广东、云南、贵州乃至越南。从汉朝以来，军队屯田，驱百姓实边的政策一直延续着。

到唐代，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河南固始人陈政任岭南行军总管，率部平定“蛮獠啸乱”失利，其二兄敏、敷率58姓军校驰援，不幸途死。其母魏氏竟代率入闽。政死后其子陈元光继任领兵，苦战九年于垂拱二年（686年）终稳定局势，报批设漳州郡，又“率众辟地置屯，招徕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保一方平安富足，被人尊为“开漳圣王”。陈家所率近7000人约64姓几乎全部落籍于闽，其姓曰：陈、许、卢、戴、李、欧、马、张、沈、黄、林、郑、魏、朱、刘、徐、廖、汤、涂、吴、周、柳、陆、苏、杨、詹、曾、肖、胡、赵、蔡、叶、颜、柯、潘、钱、余、姚、韩、王、方、孙、何、庄、唐、邹、丘、冯、江、石、郭、曹、高、钟、汪、章、宋、丁、罗、施、蒋、欧阳、司马。另有40多姓军眷。

唐朝末年，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反对封建统治，率众起义，后被唐末政权派往福建。《资治通鉴》卷二五四记载：中和元年（881年）时，王审知被唐末政权任命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台湾省通志》云：“随同王潮、王审知入闽的有陈、张、李、王等27姓，以固始人居多。”景福二年（公元893年），王潮卒，其弟王审知代之，继任福州观察使。

至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王审知被命名为“闽王”，称“开闽第一人”。王审知在任的27年中，采取了保境息民政策，大力发展海运工业，调整福建建制，添设了六县三镇三州，并对福建城进行拓展。这次迁徙入闽，是中原文化对东南地区的全面洗礼，为后来东南亚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有籍随官迁的习惯，历代封藩就藩亦属这一迁徙形式。官居不少有落籍者，就藩即落藩。遇有不测，他们即改姓，促进了姓氏的发展。

如二十四孝中东汉历官尚书令、魏郡太守黄香，江夏安陆（今属湖北省）人，因死葬禹州孝山（今禹州城东13公里处），故禹州有“黄香故里”之称，并有黄香故里碑。

再如唐朝大文学家、哲学家韩愈的故里之争，也是因居官籍迁的典型之例。禹州，古代的颍川郡，曾是韩王信的封地，是韩姓的发源地之一。韩王信的后裔后来分为二支，一支居堵城（今河南方城一带），后迁昌黎棘城，一支在颍川。昌黎一支曾为望族。韩愈自称昌黎（今辽宁义县）人，实为颍川人（具体情况，后面韩姓中详述）。其争议的原因，主要是韩姓人在居官过程中迁徙不定造成的。

除政府主导的迁徙外，因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历史上中原人自行迁徙的事情也是频频发生。

西汉哀帝时王莽篡政引起战乱，大批官僚、士绅、文人、百姓外逃，多去南方。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引起京师洛阳和中原大批人士南迁苏、皖、浙、粤、川甚至越南等地。西汉平陵的方望之子，曾任阳翟令的西河太守方纮，为避王莽之乱迁至丹阳郡歙县东乡安家，以后世代繁衍到整个南方，还衍生出邝姓、白姓等。东汉董卓之乱，受迫害的中原林氏，宗族744人南迁等地。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有司言，关东贫民迁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72.5万。”这些潼关以东的中原人为贫穷饥饿所逼，七八十万陆续向西北、东南逃难求生的惨状使人难以想象。除了躲避自然灾害，民间还有一些游学、经商、宗族聚迁、招赘、避仇等自发的迁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播繁衍。

如西晋末年到南宋，由于受到战争、自然灾害及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之苦，中原先民曾有四次群迁至福建、广东（闽南方言区的潮汕地区）等地安居，在东南边陲开基立业，繁衍生息。

第一次迁移在西晋末。由于“永嘉之乱”，居住在中原的先民（南迁者称“客家人”，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纷纷离家南迁，沿着汝河南下，过长江，首次迁移至福建、广东等地。据《闽书》记载：“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即指此次民族大迁移。

第二次和第三次迁移发生在唐初、唐末，前面已述。

第四次迁移在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避难江南，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一部分中原士族随宋室南迁，移居浙江、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其中不少人定居在福建。据崇正同人系谱，“故陈氏郡望颍川。宋末中原士族，纷纷南迁随帝室播迁，有陈魁者率其族九十二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宁化、上杭”。

中原先民四次南迁，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陈元光父子和王审知兄弟入闽。这两次是以“唐朝军人”的身份去的，其部众绝大多数是河南固始及光州府籍人。中原先民移居福建、广东等地，带去了中原的生产技术、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等，他们和当地人民以勤劳、勇敢、智慧，创造了东南边陲的经济、文化和历史。

到了明清两代，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居民，曾经频繁地移居台湾开垦。据1953年台湾人口统计资料表明，在500户以上的姓氏中，有63姓族谱说明祖先在西晋末、唐初、唐末从河南迁往福建，其中多数是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县。

明朝思想家李贽的《林李宗谱》云：“始祖讳闾，字君和，号路斋公，原籍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人。”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墓志上镌刻着“先世自光州固始入闽”；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说：“我始祖自唐由河南固始县迁来（闽地），至我为第十九世……”。

移居福建、广东的中原先民，他们世代相传，繁衍生息，一直绵延到今天。如今这些中原先民已遍布世界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许多姓氏已成为中国的大姓。

三、姓氏在民族融合中发展完善

中国姓氏的发展史，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

最初的炎黄两个部落融合，以后代表两部落的姜姓、姬姓后裔世代为婚，夏朝时形成强大的华夏民族。从黄帝及其后裔婚配情况看，黄帝娶西陵氏、方雷氏、彤鱼氏，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其曾孙帝喾娶有邰氏、有娀氏、陈锋氏、娵訾氏，其裔孙帝尧放勋娶娵訾氏，契娶有邰氏等等，到夏禹时娶涂山氏，可见华夏民族就是由东西南北各民族组成的，到西汉方称汉族。

而周代时以婚姻形成的“秦晋之好”以及鲁国姬姓与宋国子姓通婚，西戎、北狄、东夷、南蛮通婚一直延续下来。

汉朝的和亲政策世代沿袭，著名的“昭君出塞”便是其中一例。

东汉末年到三国，从西凉到东海，从吴越、云贵到漠北乌桓，东西南北大交流。

两晋南北朝出现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五胡乱华”，北部出现的十六国，东晋的多次北伐，都是在南北各族的融合中进行的。其中大批北方民族接受汉文化改为汉姓，如发生在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年）的天水等六郡流民起义的李特兄弟三人，就是氐族人改姓而来。他们从西北一直打到四川，304年其子称成都王，其孙建立“成汉国”。

北魏时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到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统一中国北方后，率领鲜卑族官兵及其家属等百余万人，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南下，迁都洛阳。不久，孝文帝实行姓氏改革，令鲜卑族语的复姓，改为音近或意近的汉字单姓，拓跋氏改为元氏，丘林氏改为林氏，侯莫陈氏改为陈氏等，除少数保留双字姓外，全部改为汉字单姓。这些鲜卑族姓氏汉化后，绝大多数加入中原“百家姓”行列。

唐朝在对少数民族和亲通婚的同时，通商交流更加开放，甚之吸收少数民族在朝居官，比如文成公主入藏嫁给松赞干布，回纥人帮唐平罢安史之乱后，大批有功之臣被赐李姓。唐之后50多年的五代十国，如后晋王李克用、后汉高祖刘知远都是沙陀部族人。

宋朝时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更是全国各民族融合的图景。北宋金人以汉人为军师南侵，蒙古兵绕道云南北掠，南宋大批官僚、地主、百姓南迁，既是民族融合的现象，也是姓氏发展的机会。

元朝统一中国，实行种族压迫政策的同时，又强迫西部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到东部的高丽人、西南的吐蕃人、安南人、大理人等外国、外族人与汉人杂居通婚，最后融为汉人。

清兵入关后，由最初的镇压、排挤汉人，逐渐到和睦、利用汉人，使满、蒙八旗学习农耕，发展生产，后大多改为汉姓，到道光年间全国人口达到4亿，姓氏数目达2800多个。

以上，袁义达、张诚著《中国姓氏》一书归结为秦汉、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朝五次民族大融合，到1911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汉族和其他民族一起正式称为“中华民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实行国土上56个民族平等相处，通婚自由，目前总人口达13亿之多。《半月谈》1992年第18期载，时全国姓氏有11939个，姓氏网登四川遂宁档案馆职工陈历甫30年收集结果为19989个（止2007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