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中的"两栖人"

　　他们在中外两个空间里飞着，他们在中外两种文化间游走着，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他们是中外双方互望对方的窗口

　　

　　应该说。外方最初是通过他们。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

　　他们的所作所为代表着中国人。由于他们有语言上的和地缘上的优势。他们和外方沟通更便利，他们有声或无声的表达。直观地让外方体会到中国人的所思所行。

　　与此同时。他们在中国人这里又传达着外面世界的信息。

　　洪纪宪，美国普莱克斯公司中国市场经理，是典型的双重身份，在外方那里他是一个中国入，在中国人这里，他是美国人。像他这样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几年，在美国也生活过十几年的“半拉子”新移民，很容易就变成蝙蝠式的人物――兽类和鸟类两边都不讨好。

　　但洪纪宪很技巧地化解了这种尴尬，他说：“关键是你要知道中外双方的共通之处在哪里，西方管理学有句箴言：‘将心比心’。有这个法宝，无论文化差异有多一大，你都能设法缩短这中间的距离。”

　　洪纪宪认为西方很多先进的管理思想值得中方借鉴，而这些思想与东方哲学之间其实可以找到一条通途。

　　“西方管理现在讲Network，认为网络对于生意成败发展意义重大，这和中国人讲人际关系网有共同点。”

　　“西方现在讲Abundant，认为企业员工应有做‘多余’工作的精神，要勇于承担责任，这和中国人讲的主人翁精神是一致的。”

　　“西方在经历了几次经济危机后，企业普遍裁员，这就要求员工要具有Management Influnce。也就是要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各部门间善于赢得支持，这和中国人讲的‘人缘好’有异曲同工之处。”

　　洪纪宪把这一套见地解释给中外双方听，双方都明白了，冲突就此化解，大家都认为理解了对方。

　　洪纪宪成了一扇明净的玻璃窗。

　　在外企，像洪纪宪这样的归国人员很多都在扮演此类角色，他们知道怎样适应外方，也知道怎样揣摩中方。他们是中外方矛盾的缓冲地带。

　　但其中也有些人却是另一番处境。

　　吴小姐去美10年后归国，初始满怀信心，但与中方打起交道来，却屡屡碰壁。

　　她的美国式直率的作风和强烈的优越感几乎从一开始就使她遭遇到中方同事和合作伙伴的强烈排斥。她认为她完全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她所遵从的行为规范绝对国际化，绝对专业，但就是不大行得通。

　　吴小姐在外方那里比在中国人这里日子好过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外方看结果，即使吴小姐反复解释做事阻力很大，外方最后就用数字衡量工作成绩。

　　对此，吴小姐很苦恼，但虽经人点拨，明白症结所在，情形却没有太大的好转。

　　“因为25岁至35岁这10年是人形成职业风格最重要的10年，定了型的东西很难改。我曾经以为我在美国学到的这些东西很先进，但没想到这些不太适应目前中国的环境。”吴小姐说得有些无奈。

　　这些归国人员要花很长时间来克服这些劣势，解决得好，他们成了当今中国最受欢迎的一类人；解决得不好，他们就成了一块“毛玻璃”，中外双方看他们，都觉得他们不甚明确。

　　

　　他们是中外优劣的兼有者

　　

　　在外企，归国人员持有国外高等院校学位的，身价大都是自己同胞的5―8倍，也就是说月薪在1．5万元以上，而且职位多为中方高级管理人员。

　　这种特殊地位令他们的同胞初始嫉妒，继而不服。进而或排斥，或依仗。

　　外方老板仍然把他们当作中国人，认为他们应该在这里的环境中游刃有余，中方员工则认为他们是另类。他们在中外方之间游走的时候，能够兼容双方思维上的优势。但他们确实既不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地道的西方人。

　　不地道意味着永远站不到最高处，这也是许多归国人员的悲哀。他们似乎注定是打工者，尽管是高级打工者。

　　“什么时候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馀悦一直在问自己。

　　好男儿志在四方已不能说服他留在美国，妻子的规劝也挡不住他归来的脚步。令徐悦感慨的是今日他义无反顾地归国竟如同当年义无反顾地出国，命运总是那么富于戏剧性。

　　然而，回国近1年了，他已换了3家公司，前两次辞职都是因为“施展不开”。问及他认为什么样的位置才能够一展才华，他也说不太清楚。

　　“我在国外的时候，收集了6大箱资料，这些资料涵盖了我感兴趣的各个领域，我想它们都会用得上的。”

　　徐悦很想发挥出他的优势――一种文化。信息、思维边际人的优势，但他需要找一个管道释放自己的能量。尽管他在心理上做好了从头干起的准备，但在实际操作中，他还在试。

　　李锐丁在日本西武财团的帕可(PARCO)公司供职7年，却不曾为公司挣过钱。若在别的公司他早被开除了，但因为他的老板是出生在山西太原的日本人，对中国很有感情，老板也一直欣赏他的才华，所以他不仅用公司的钱在上海开了专卖店，而且还打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装品牌。

　　李锐丁对自己今天的位置有很客观的评价：“和中国设计师比起来我有优越感，比如我每年有四五个月在东京或其他时装之都，能经常接触到世界时装潮流信息，在日本有个专业圈子可以使我在与同行的交流中不断充实自己，获得启发。但同时我不能像中国设计师那样，可以举办大型的时装表演，因为日本人认为现在还没到时候，再少的钱他们也不肯花。”

　　有李锐丁这种感受的归国人员不在少数，他们既要努力获取外方的认可，也要设法赢得中方的支持。上海人曾说用“洋麻袋背米”(空手打天下)容易得手，但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已长达十余年，市场对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仅凭一张绿卡、一本护照或一张洋文凭并不能畅通无阻。归国人员要经历一段艰苦创业的过程才能赢得较为稳定且较高的位置。他们面临的困难只是和别人不一样。却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少。

　　

　　天下在哪里?

　　如何打天下?

　　

　　归国人员在海外无论设想得多么周密，回国后的第一件事都是寻找那个“天下”。

　　这些归国人员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不断将西方先进的知识和信息带进国内。他们打天下的方式因此不同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孰优孰劣只能以成败论，但思维方式的多元化无疑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也因此拓展了一些新的领域，创造了许多新的机会。

　　这几年，蓬勃兴起的工厂企业、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与海外留学人员的归国热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比外方更了解中国，又比中国人更了解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动态和操作惯例，在中国找到切入口固然不太容易――不少留学人员抱怨国内市场体系不完善，经济环境较差――但他们的价值正可从中体现，“天下”就在于他们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张图，“打天下”的涵义在他们那里被演绎成推销图纸的过程。

　　这些归国人员大多选取的方式还是国内国外来回走，除了身份的原因，更在于他们需要去国外充电。

　　“而且，中国大城市的污染太可怕!”90年代的归国人员对生活环境的抱怨已不似80年代的归国人员集中在住房、汽车、职称上，他们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干净的空气、水和街道。

　　看来中国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下一个课题便是环保问题，这些海外游子是一面镜子，他们的感受折射出当代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吴妍摘自1998年11月27日《都市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