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天国里不会再有苦难和血腥

2011年11月5日4时，父亲那颗顽强抗争了75年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看到父亲因为半个多月没有进食而骨瘦如柴的面容，我万分难过，心如刀割。但父亲临终前还算安详的面容，让我不由感到一丝安慰——父亲一生劳苦，多灾多难，从此刻开始，他再也不用承受人间的一切苦痛和磨难了。

父亲出生于1935年，那是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晚清刚覆灭不久，军阀混战多年，中华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那时，贪婪的日本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已经三年多了，正虎视眈眈准备吞噬整个中国；而共产党的红军在国民党政府军的围剿下，正被迫进行着所谓的“长征”；国民政府既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又要防范共产党的扩张。也是这一年，濒临灭顶之灾的共产党红军在长征途中的贵州遵义会议，选出了自己的未来的领袖——毛泽东，他的出现最终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彻底改变了我父亲及一家的命运。

父亲出生在广西玉林市陆川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庄——米场乡，开始时家境并不富裕。但是依靠我的祖父——一个贫穷山村的穷小子，用一双勤劳的双手，经过十几年的省吃俭用，不但养活了我大伯、我姑妈、我父亲、我大叔、我二叔和我姑姑一共六个孩子，还略有了一点积蓄。并开始经营一家杂货铺，卖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板鞋、木桶之类的日常用品维持生计。后来，杂货铺的经营有所扩大，除了卖原来的日杂用品以外，祖父还采购些中药材来加工，贩卖些布匹，家里的日子开始有所改观，生活相当于现在的富裕农民吧。

1949年，父亲14岁，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但已经开始帮家里干农活了，比如种地、浇菜之类的。生活在封闭小山村的农民，过着好似世外桃源的平静生活，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但父亲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他一家的命运将随着中国社会的命运，开始经历一场的血腥和苦难的洗礼！

此时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惊天大变化——日本已经战败投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为了争夺统治中国老百姓的权利，进行了三年的残酷内战，结果国民党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全中国的大部分，除了广西、广东等少部分南部省份，已经被共产党占领“解放”，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共产党军队此时正按照领袖的指示，宜将乘勇追穷寇，清剿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被打败的国民党士兵正朝南方逃窜。

一天晚上，我祖父正和我才满十八岁的大伯，两个人守在山上的一间小屋，看守着自家的一块山地。突然几个面带饥色，神情慌张的国民党士兵闯了进来。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当官的说：我们没有恶意，只是好几天吃不上饭了，希望开开恩，给兄弟一碗饭吃。面对一群带枪的士兵，你是没有选择的。于是祖父拿出些就饭菜让这几个士兵饱餐了一顿，匆匆吃饱后，当官的对父亲说，他们现在身无分文，身上值钱的只有这只驳壳枪了，就当它抵饭钱吧。祖父开始坚决不收，但当官的有坚决要给。但十七岁的大伯太年轻了，不懂世事险恶，对枪充满好奇。就对祖父说，看在客人的面子上就收下吧，况且枪也可以用来打野猪，保护山林。祖父想想也有道理，于是就收下了。不料这一念之差，却搭上我祖父和大伯的两条人命！

国民党士兵走后没有多久，共产党的军队就来了。接下来就是建立政权、剿匪、反霸、土改。年少的大伯对枪爱不释手，不经意将自己有枪的事泄露了出去。这件事让一个和我们李家有过过节的人知道了，一个歹毒的报复计划在他的脑海里生成，他到军事管理委员会那里去告密，污蔑我祖父和大伯通匪，私藏枪支。于是军管会立刻派十几个持枪荷弹的军人，将我祖父、大伯五花大绑抓到乡公所，要他们交代枪支的下落和承认通匪，祖父和大伯承认并交出了枪支，但绝不承认通匪。于是军人们将两人吊在乡公所的大梁上严刑拷打，听老人们后来回忆说，那真叫惨呀！两个人被打了整整一个晚上，棍子都打断了几根，大腿和肋骨也被打断了，凄惨的叫声穿透了寂静的夜空，隔着几条街都能听到啊！年轻的大伯哪里受得了这样的痛苦折磨，只好屈打成招，承认通匪，以为这样可以换回父子俩的性命。但是他错了，大错特错了！在那个国共两党都“宁愿杀错以前也不放过一个”的年代，有时仅仅凭怀疑和推断就可以杀掉一个人，更何况已经招供了。第二天，祖父和年少的大伯就被无情的枪决了！

我可怜的大伯，他才十八岁啊！他年纪轻轻，他的身体才刚刚成熟，就被无情的子弹射穿；他的血液才刚刚沸腾，就无情的喷洒苍穹！我的祖父和大伯呀，六十年后，你们的冤魂是否已经安宁、是否还在游荡？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家里人哭干了眼泪，家里一下子失去两根顶梁柱，祖父抛下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其中四个尚未成年——父亲15岁、大叔13岁、小叔叔只有3岁、最小的姑姑才刚出生不久。幸存下来的兄弟姐妹中，男性成员里父亲最大，长兄为父啊！父亲不得不用他稚嫩羸弱的双肩担负起全家的重担，那一年父亲只有十六岁！

接下来的就是土改，因为家里开的中药铺雇有一个长工帮忙碾药，按当时的政策，有雇工就有剥削，于是把我们家的成分被定为地主，于是被分田分房、之后是永无休止的批斗和控诉。家乡再也无法呆下去了，父亲决定远走他乡，去找已经嫁到来宾县合山煤矿的大姐——我的姑妈。1956年，21岁的父亲，挑上数十双自制的木板鞋，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途中。一路上衣衫褴褛、住无定所，依靠卖板鞋换几个钱买点吃的，经过几天的流浪，终于来到来宾县合山煤矿找到了我姑妈。当时矿区正在大量招收工人，于是父亲隐瞒了身世、虚报了年龄参加招工，有幸成为了当时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在煤矿干了几年后，父亲从合山煤矿调到广西第七地质队，成为一名地质工人，来到了贺州探矿。

为了让自己忘掉以前的痛苦，也为了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论到哪里在哪个单位，父亲总是拼命的工作，不管多脏多苦的活都抢着去干。深受领导的赏识和工友的尊重，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获得五一劳动者奖章，成了单位里的大红人，经常在大小会上作为先进典型介绍自己的事迹，也成为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着，似乎好日子就要来临。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又让父亲和我一家的生活一下子掉进了深渊！

1966年，也就是文革开始的那年，陆川老家的亲戚寄给父亲一封信，谈到父亲离开家乡以后老家的情况，这封信被单位截流拆开，在当时的年代，以组织的名义侵犯人权的事，是一件堂而皇之的国家行为，个人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于是身世暴露，父亲被立即抓起来关押审查，罪名是：隐瞒历史、欺骗组织。同时受连累的还有我的小叔，他当时正上高中，那天正准备去北京大串联，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人都到了车站。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他不能去北京串联，并当场被扯下红卫兵袖章。他委屈痛苦的流下无助的泪水，他的心灵从此留下一个永远无法抹掉的伤痕。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每当谈到这件事，他都难以释怀。因为他的一生也由此被彻底改变，之后就到农村插队当了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广阔天地去战天斗地去了。

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批斗，和父亲一起被关押审查的还有不少地、富、反、坏、右，也就是所谓的黑五类分子。父亲后来告诉我，其中有一个人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趁着晚上夜深人静，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悄悄的在被关押的房间里悬梁自尽了，以此来解脱痛苦和屈辱。面对种种非人的折磨和人格侮辱，父亲顽强的活过来了，因为有时候活着比死需要更多的勇气。

后来批斗升级，开始还是文斗，最后变成武斗，在批斗会上，组织者高呼口号，群众群情激昂，对台上的被批斗这拳打脚踢，一次，父亲被人用酒瓶狠狠的打在脑袋上，当场晕过去，这是明打。还有更阴险毒辣的。一次，有人用报纸包着一根钢条走上台，对着父亲的身上打去，父亲一下没防备，痛的忍不住叫喊了一下，这家伙竟然对参加批斗会的群众大声叫道：大家看到了，这个坏分子很会装啊，我只用报纸打他一下，他就装出疼痛的可怜状，你们说这些坏分子坏不坏？该不该打？下面不明真相的群众跟着高呼：该打！要狠狠的打！于是几十个人冲上台去，对父亲拳打脚踢一阵毒打。忍着肉体的疼痛，父亲再也不敢再叫喊一声。

万幸的是父亲的勤劳和工作的努力救了他的一命，加上除了隐瞒地主成分外，父亲也没有什么罪大恶极的罪状，因此多是作为陪斗站在台上，而其他一些所谓罪大恶极的黑五类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批斗会越来越残酷，每当批斗会进入高潮，揭发者或大会组织者就走到对某个被批斗者身边，大声控诉其罪行，然后用煽动性的口号和语言大声的问下面的群众：某某阶级敌人罪大恶极、罪该万死！大家说应不应该消灭他！下面的群众纷纷应和：应该！应该！于是就有人从身后，用粗壮的木棍用力一挥，狠狠的敲在被批斗的人脑袋上，只听一声闷响，只见脑浆四溅，被批斗的人连声音都来不及吭一声，身体就像松散的麻袋一样倒在地上，魂飞魄散了。

一起被批斗的一共有十来人中，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已经连着打死了四五个，离父亲站的地方越来越近，父亲以为今天无法幸免了。这时候，突然有个人急匆匆的飞奔而来，大声喊道：不允许再打死人了！上级有文件，只能文斗、不许武斗，从现在起，谁打死人谁负责！批斗会的组织者这才极不情愿地终止了这场杀人的游戏，于是草草收场，吆喝着余下几个没有被打死的被批斗者，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让他们去收拾会场上被打死人的尸体，拖到后山去掩埋。那时是我刚刚一岁，听母亲说，她一手抱着我，一手拉着我四岁的姐姐，看着父亲他们拖着死者的尸体从我们家的窗口旁经过。母亲默默的流泪，恐惧的看着这一切，又悲又喜：因为父亲虽然满身是伤，毕竟人还在。

那些冤死的人直到1984年才得到平反，为了找到他们的埋葬地，地质局后来通知我父亲和几个幸存者回去协助寻找逝者的尸骨。旧的伤疤你不去揭开它、触碰它，也许感觉不到疼痛，可是你一旦揭开了，触碰到了，那种刺心裂骨的疼痛会让你无法忍受。一位死者的儿子，年龄和我接近，他妈妈从来不敢跟他提过他父亲的事，他也一直不知道他父亲的死因。1984年的一天，单位突然给他家送来抚恤金，说是给他父亲平反了，并补发他父亲十几年的的工资2000多元。他迷惑的问母亲是什么回事，母亲含泪告诉他过去的一切后，母子俩抱头痛哭，儿子悲愤的拿着2000元钱，来到当年害死他父亲的人家里，把钱摔倒对方脸上，激愤的说：2000元钱一条命啊！我不要这2000元钱，我给你！我要用这2000元钱换你的命！那个害人虫怯怯懦懦说：“这都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

这就是借口吗？记得也是那84年，我父亲回到陆川老家，找到陷害我祖父的人，他因举报有功，后来做了村长。父亲愤怒的责问他为什么要诬陷我的祖父和大伯，害的我们家破人亡。已经白发苍苍70多岁的他，也是怯怯的说：“这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他们没有一句道歉的话，好像一切过错都是形势造成的，是中国的领袖造成的，与己无关。细想一下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的国家和政党虽然给受害者平反了、补偿了，但至今没有给千千万万的受害者说一声道歉，说一声对不起，更没有足够的勇气反思过去的错误，以及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国家都不认错不道歉，个人更不会主动道歉认错了。我认为，一个不敢反省与反思的国家和政党是永远不会有进步的。

父亲虽然躲过了一场灾难，但在之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只要遇到什么政治运动，还是免不了受到冲击，经常在各种大小会议上被批斗、打骂，家里的人也没少被拖累和牵连。

1976年我姐姐在河池镇读初三，因为担心父亲的问题影响她上高中，我们全家跟着地质队的一个分队，搬到东兰县一个叫花香的极端贫困的小村庄居住，只是为了让姐姐能上高中读书。那里没有电，连饮用水都要当到十几公里以外去挑，但哪里的村民很善良淳朴。最后姐姐如愿的上了高中，一年后我们全家才跟着分队回到河池镇。姐姐只能通过这种曲线转学的方式才上了高中。

也就是这一年，毛泽东逝世，文革也在这以后不久随之结束，政治气氛也逐渐宽松了一些，跟着第二年恢复了高考，我们一家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但是那种唯成分论的政治余毒还是时常笼罩在我们一家的头上，随时都可以让你窒息。1980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姐姐在高考中考上高考分数线，当时全校100来人参加高考，只有三个人上线，结果其他两人顺利的被录取，只有姐姐一个人名落孙山。姐姐为此黯然落泪，父亲也倍感内疚。

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领袖们终于厌倦了残酷的政治运动，抛弃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政治环境也慢慢的宽松起来，父亲在精神和肉体上终于不再受磨难了。他本该好好地休息，享受天伦之乐。但性格倔强的他，也许是为了弥补失去的过去，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没有老吧。在退休之后还干这干那，养鸡、养鸭又养猪，还建了七八间铺面做生意，不幸劳累成疾，患上癌症。等查出来去住院时，已是晚期。在医疗期间，每当病情发作时，刺骨的剧痛让他疼痛难忍，以致整个晚上的无法入睡。在和病魔顽强抗争了几个月后，不幸与世长辞。

父亲啊，你劳累了一辈子，受苦了一辈子，磨难了一辈子，却没有享受到哪怕一点点安乐和清福，你的命运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成了主义之争的牺牲品，成了社会变革的的实验品。我真诚的希望像父亲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永远不再发生，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不再你争我斗、受尽折磨。

父亲！您安心去吧！天国里不会有痛苦和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