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畔的风月文化

　　许许多多的人对六朝金粉、秦淮风月有幻想，拜张岱、冒襄、孔尚任等人的书写所赐，我们都以为妓女是传统中国的社交女王，为文士提供灵感与盘缠，为家国奉献节操与传奇，为后人营造谈资与想象。秦淮碧波流荡的是文脉兴衰，旧院名妓背负的是家国大义。以后的每一代文人都在苦苦追寻着秦淮的旧时气息。秦淮风月，就这样由单纯的逸乐之地，被无限地追加历史与文化职能，成为此后文人的想象胜地。事实上，进入民国后，随着现代化的洗礼，曾经以传统士大夫为中心而发展出来的辉煌的“妓女文化”也一去不返，新文化运动之后赋予女性尊严的同时，也把妓女从此视为社会的病态现象。 　　钓鱼巷・妓风之崩坏 　　正如书娟自白的那样，关于秦淮河女人的传说，跟南京这座城市一样古老。秦淮河边的风月史源远流长，秦淮旧院从前叫大院，系明太祖所设。门楣上有太祖御笔对联，上联是：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下联是：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除了官妓十六楼外，还有不少青楼在姚家巷、东关头、东钓鱼巷、武定桥等。清光绪中叶以后，将妓院改为群居制，一院数十人，群居于钓鱼巷。这也是《金陵十三钗》中，女学生们说的，“她们都是钓鱼巷的”的来历。这一带的青楼文化，一直发酵到民国时，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才终止。 　　民国初立，大刀阔斧。作为新民国的首善之区，禁娼成为南京政府改造秦淮游乐空间，树立新政权权威的政治运作程序之一环，但禁与不禁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所以妓院都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妓寓集中在三处：钓鱼巷，稍高级一点；东关头一带次之；最差的有三条巷子：白塔巷、高家巷和管家巷。生意最好的四家妓院，都在钓鱼巷中。 　　原本属于风流雅致的狎妓之举，被解构消散，秦淮河这条承载着千年香艳历史的河流，卸下她浓妆艳抹的一面。更直接的变化则是，再也没有那种才子佳人的佳话了。妓风之坏，以汪伪时期为最。 　　入夜，跨过白鹭桥就有一批带客婆娘前来引路，送进娼家，索取小费。这类地方，没有什么妓院旧俗，而是升阶、入室，看货拍板，当场成交，妓之商品化，已是无可救药的了。先前那种品茶、手谈、游湖的“艺术气氛”，已不见一丝踪影了。 　　那个年代的资深编辑马国亮游览秦淮河时，亦无法找到诗词中的绮丽风月，写下《南京六十小时》，“河面冷寂，虽说是秋凉，但后来我才知道却是另有原因，就是因政府禁了娼，连河上征歌，也在被禁之列，所以游人大减，便无怪其然了。” 　　官府禁妓，不废歌女。甚至也不是真的禁妓，而是开花捐（即交钱领牌照公开执业），纳者叫官妓。不纳者叫私娼，在取缔之列。 　　妓业遂废，不少妓女乃一变而为歌女，放弃琵琶，改操皮黄，应运而生的叫戏茶厅。每当华灯初上，歌女们就盛装登场，客人也可以点戏，另收点费。大致一元一折戏，由“打一万子”（专管点戏的头目）收款。同时也代顾客和歌妓之间沟通信息。歌妓们借戏台打开知名度，省了客人上门问津之劳。 　　为捧红歌妓的场，常有十几人同点一折戏的境况出现，顷刻间，她就可收入十数金。当时，异军突起、各树艳帜的大有人在。名牌如陆艳秋、曹俊佩、陈怡红、王熙凤、王熙春、丁美玉、王玉蓉、张翠红等，皆一时之选。 　　除了转档歌女，亦有妓女向舞女转变，或向银幕演员转变。抗战发生，南京撤退，不少歌妓随之西上，她们之中，有的嫁给公职人员，有的改行就业。比如袁世凯的六姨太叶氏，张勋的三姨太小毛子都是出自南京钓鱼巷的妓女，而剩下的则成为被碾落的碎红，化作风尘血泪。 　　 　　没有名妓，只有流莺 　　乌衣巷、桃叶渡曾发生过许多风流韵事，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被秦淮歌女所传唱。李后主宠姬�娘曾是秦淮河边的舞后。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传唱至今。明清时期秦淮群姬中的“前四美人”、“后四美人”、“金陵十二钗”、“金陵百媚”等，皆是那一段历史中盛开的芳菲奇异的花。民国时期，夫子庙大石坝街艳帜高树，钓鱼巷一带暗娼众多，秦淮画舫上歌伎招摇，六朝金粉之地纸醉金迷，声色犬马，人欲横流。 　　陈西滢曾在夕阳斜照的时光，雇了一个七板子遨游了一回秦淮河，可是他“并没有载回来满船诗情与画意”，他只看见两岸河房与河上花船尽在打麻将，只看见“一船船营养不足的女子，搽了浓脂厚粉，用那败瓦破竹的声音，唱那不成腔调的戏曲”。 　　1934年朱自清“看见夫子庙前旧日的画舫，那样狼狈的样子，又在老万全酒栈看秦淮河水，差不多全黑了。加上巴掌大，透不出气的所谓秦淮小公园，简直有些厌恶，再别提做什么梦了”。 　　据新生活运动视察团1936年左右的调查，那时每夜里夫子庙一带，只有三两条游船“在那死水上蠕动，这正像垂死人的脉搏，也还跳动一二下”，歌女也少见了，“有的只是些从乡下来的，下级的雉妓”。 　　张恨水在上世纪40年代为重庆《新民报》写了一系列关于南京记忆的文章，营造了一个直接继承自明清的“纸上秦淮”，可是战后回到南京的他，行走在现实的秦淮河畔，只是“扫兴之至”，这里已经成了“一幢放了烟幕的人肉市场”，“比如抗战前，……虽然她们打扮得还是粉白黛绿，多少还有点书卷气。自然那已不是柳如是、董小宛之辈，可是你以朋友待之，她们绝对尊重你神圣的待遇，依然以朋友报之。现在呢？公开的，是一幢放了烟幕的人肉市场。我们这批半新斗方名士，谈不上乡党自好者，已是望望然去之了”。 　　当时的红歌女有陆艳秋、曹俊佩、陈怡红、王熙春，并称“秦淮四小名妓”，尚存古时的名妓风采。她们各有门路，并不常在叫戏茶厅露面，寓所亦非登徒子可随意进出。她们对歌唱是本工，对钢琴、舞蹈、游泳各术，都各有所爱，勤加练习，余暇还阅读书报。交往之际，一切尚能应付自如博人欢心。王熙春曾和童芷荃合作演出红楼二尤。张翠红在上海曾和周信芳配戏，又主演过电影。 　　陈怡红，体格丰腴，妖媚动人，因臀部肥硕，有花名“臀后”。她“香巢”筑在东钓鱼巷，登台则在市府左侧群乐茶社，门前常有汽车成列。1934年，曾任湖南行政专员的张某，卸职抵宁，住在安乐酒店，常出入夫子庙听戏，迷上了怡红，每日必去，去必点戏，而且出手阔绰，掷戏资往往超过其他观众甚巨。一两月间，居然在陈怡红身上花了不下两三万，还没做得入幕之宾，已经囊橐近罄，甚至旅馆食宿费都出不起了。 　　怡红见张数日未去，下场后问张某的朋友得知他穷得不能出门，大为怆伤!于是陈怡红立即屏绝一切应酬，去安乐酒店访张，张颇自惭恧，闭门谢之，怡红却道：“君事我已尽知，此来为酬君爱，非有他意也。”张某才开了门，怡红见张萧条憔悴之色，极力温慰，并谓：“夫子庙为销金窟，非乐土也。”当张某说自己打算去汉口谋事时，怡红当即回答：“如此甚佳，我当助君成行。”不仅出资还清旅馆欠债，还带他回家留宿数日，以酬其愿。送别之际，更是资助了他一大笔盘缠。此后，时人多以“侠妓”看她。后来怡红嫁给一染织巨商，伉俪颇笃。可惜天妒红颜，陈怡红不幸于1939年身染重症倒毙于南京中华门外尼庵走廊，闻者无不扼腕叹息。 　　此外，还有因为报章舆论而走红的红歌女王玉蓉。她刚入行的时候，年龄尚轻，想学文化，就隐瞒家庭情况，考入八府塘私立京华中学。校长傅况麟是个律师，在南京挂牌开业，学校是兼职。学校事后发现王玉蓉登台卖唱，决定把她开除。因为当时的女生，没有一个身家不清白的。 　　不料开除以后，竟然引起舆论界新旧交锋，一时轰动南京。旧派以为歌女混入学校有伤风化，害群之马不可留。新派认为歌女上学是长进行为，只要她行为端正，一心向学，学校应该保留学籍。争辩结果，学校没收回成命，反而替王玉蓉作了义务大宣传。所幸王从歌女转入舞台，成为剧团正式演员，组班演出，观众颇多，后成为一代“王派”青衣名家。 　　 　　秦淮风月的残照 　　1942年冬，时为流亡学生的黄裳，路过汪伪政权的“首都”，写下《白门秋柳》一文，为沦陷中的南京妓楼画像。要听清唱，先得在茶楼进门的“皇军”处检验了市民证，然后才能坐下来看戏。虽为听戏而来，“想想这就是秦淮河畔，这些商女和这歌声”，在充满了嘈杂刺耳的管弦歌声的茶楼里，“重复着唐代诗人同样的感情”。在离开南京之前，在白鹭洲看到“几个穿了短短的红绿棉衣的女孩子，伸着生满了冻疮的小手，突了冻红的小嘴，在唱着一些不成腔调的京戏。从那些颤抖着的生硬的巧腔，勉强的花哨里，似乎可以听见师父响亮的皮鞭子的声音”。 　　解放后一次调查时，南京一下子查出了130余名“拉皮条”。这些“拉皮条”大多住在妓女密集的秦淮河两边，自己平时兼做一些小买卖，摆个香烟摊，替人擦皮鞋，还有不少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皮条客和妓女这种关系，又叫“搭伙卖淫”。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两个月后的1949年6月，以刘伯承为首的军管会便对民国首都的卖淫业进行了统计调查。调查时，仍有669家大小妓院，妓主（老鸨）、妓女及其从业人员共1368人。 　　民国之时，城市的沦陷与奴役，并没有重现晚明秦淮名妓铮铮铁骨的事迹，只是塑造了一批批不知亡国恨的歌女，以及身世凄凉的女孩子。经受历史裂变的秦淮不复香艳，倾颓败落成了秦淮风月的残照。 　　（柳叶峨眉荐自《东方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