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贬时期的佛禅思想

　　摘 要：苏轼才华横溢，一生仕途坎坷，被贬飘零20多载，不仅没有沉沦厌世，反而始终以一种旷达超脱的态度面对身世的沉浮，其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后世诸朝文人士大夫失意时的心灵寄托。他面对人生剧变时所表现出的宠辱不惊、冷静坦然，与佛禅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从具体的诗词出发，浅析苏轼三次被贬谪时的随缘自适、任运自在的精神境界。 　　关键词：苏轼 随缘自适 超脱 　　苏轼作为一位文学、哲学大家，其治学非常灵活，对佛理的阐述、表达没有王维那么明显直接，但“禅学思想中的‘任运自在’‘随缘自适’，是文人士大夫度过人生困厄、消解心理焦虑的‘良方’。尤其是身处贬谪的境遇之中，禅的‘随缘自适’‘任运自在’的思想，帮助士大夫们度过那些饱经坎坷的岁月，也使他们的诗词创作冲融怡然的审美情趣。”[1]苏轼的一生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少年时期曾和苏辙在寺院读书。在杭州期间，苏轼广游寺院，结交了大批僧人，即使是在贬谪之后，仍然没有阻断他和僧人的交往。“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被贬谪生涯，从他贬谪时期创作的旷达超脱的诗词中可以看出，苏轼无论身处何境都能保持内心的安定、精神的满足，这与他所接受的佛禅思想的浸染有很大的关系。他被贬时所显示出的旷达，不是暂时的自我宽慰或逃避，而是一种真正的精神上的超脱，内心的安宁。苏轼的诗作能流传唱诵千年，绝不仅仅是因为其绝妙的诗作技巧和辞藻的运用，更是因为其思想的深邃哲理带给人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依托。 　　一、贬谪黄州的随缘自适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经历“乌台诗案”的苏轼可谓死里逃生，被贬黄州。虽然豪放不羁的秉性不改，但也开始慢慢对人生、对生命有更多地思索。在人生大转折之后对生命的感悟更多的回归到佛理上。经历着人生剧变，内心不可能没有苦痛和恐惧，苏轼看到了苦的同时又能把苦看空。曾经的科场娇子流放黄州，被迫在黄州东门外的坡地耕种谋生，不仅丝毫没有士大夫的傲气，反而不恼不怒，还从中取乐，给自己取了“东坡居士”的号，和当地农夫交往甚好。 　　苏轼此时期的旷达，在他元丰五年创作的《定风波》一词中有所体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小序交代了创作缘由，苏轼和朋友在沙湖道中出游，突然天气骤变下起雨来，雨具由先走的随从拿了回去，众人淋雨都觉得很狼狈，只有苏轼坦然处之。雨落在山间的树叶上发出声响并没有带给他催促和不安之感，相反却在雨中一边吟啸一边从容慢步。只有内心安定才能由内而外地从容面对外界的惊扰。穿着草鞋拿着竹杖都感觉比乘着马轻快。“谁怕？”已经看穿了眼前的风雨不是常住的，终会幻灭，无需惊怕。那官场失意、被贬黄州也和那些风雨一样是过眼云烟，又何必执着痛苦呢？寒风吹走了醉意，雨过天晴，回头看看，既不觉得被贬黄州是痛苦耻辱的，也不觉得当初科场得意是多么值得留恋的，不再执著于虚幻的功名。“也无风雨也无晴”，当挫折、不顺心来临不必困于其中，终有一天会天晴的，同时也不要沉溺于得意之时，世事无常，无常是常。接受无常，内心就是安宁的。 　　另外，谪居黄州期间，苏轼创作了大量关于“梦”的作品，“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岐亭五首并叙》）“梦中旧事时一笑，坐觉俯仰成古今。”（《和蔡景繁海州石室》）“形骸堕梦碎，生事委尘土。”（《徐大正闲轩》）“梦中了了醉中兴醒”（《江城子》）“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南乡子》）“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用如梦似幻的人生观来排解其内心的痛苦，超越生活上的艰难，超越精神上的孤独、寂寞。 　　二、贬谪惠州的任运自在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再度因为党争被贬惠州（位于今天的广东省），在惠州谪居3年，被贬谪到这里的逐客往往哀怨悲叹，苏轼却不然。 　　《四月初一食荔枝一首》：“惠州太守东堂，祠故相陈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谓将军数。今岁大熟，赏啖之馀，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此时的苏轼已无分别心，正如他在《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所言：“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不管是京城还是惠州在他心里都是一样的，既然来了岭南，那就不妨把自己做一回当地人。不执着于官位、不执着于当差于何地，心既不求此，求不得之苦也就不能困扰苏轼了，那被贬何处，任何官职都可以欣然接受，眼里才能看到京师所没有的四季如春，才能欣赏享受到新鲜丰盛的果实。一切事物都是各种因缘和合而成的，各种因素都是变幻无常的，作为个体是无法控制的，甚至连自己主宰自己都做不到，无明的人常常因此而生出许多精神上的苦，苏轼破除了这些“我执”，也就寂灭了由此带来的烦恼。所以才能处处为家，时时都能寻找到乐趣，自在自得。苏轼的高明还在于，他洞悉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后，并不消极被动，而是能在任何境遇中寻找到无穷的乐趣，总能把自己融合进所处的环境中。此时的苏轼已经是“虑有所定，神有所归，心有所寄，灵有所托”[2]。无论身处何地何境，内心都是安定无累的。 　　三、贬谪儋州的超脱生死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三度被贬，流放儋州，也即今天海南岛。宋朝时的海南岛并不是像现在一样的度假胜地，在这天涯海角苏轼已经进入人生的暮年，已经不像被贬黄州时的心态，也不再希冀能东山再起，“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也放下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以更为广阔的视角看待自己的生命，超越了荣辱得失，超越了生死。 　　谪居儋州期间，苏轼作《别海南黎民表》：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既然各种因缘让苏轼来到儋州，那他索性就把海南当故乡，四川眉山就当作寄居地，背井离乡的乡愁和被贬谪到天涯海角的耻辱成不了苏轼的苦恼，当人生的需求和环境的变化产生不协调时，他能很快调节适应，破除由此带来的苦恼。“忽然跨海去”，就当是出门远游。“平生生死梦”，人生如梦，正如《金刚经》所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流转变迁不息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像梦幻泡影一样虚无，像露水闪电一样转瞬即逝，苏轼已经能把自己从“迷”“妄”中跳脱出来，不拘泥于卑微的琐事中没有好坏优略的分别心。“乌台诗案”后的四处贬谪流离，不管是离开家乡眉山还是离开京师，或是离开刚刚熟悉的贬谪之地，苏轼都能很快化解爱别离苦的困扰。这一点是许多迁客逐臣所做不到的，后世的士大夫在政治上遇挫往往需要向苏轼寻找开解的精神寄托。 　　另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溶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星宿变换不休，再大的风雨也会有云开雾散见天明的一天，明月自会有明星点缀，苍天也终究会还原他的本来面目，人生也是如此，没有定数，没有常住不变，风雨和晴天，逆境和顺境都不是永恒的，以平常心对待它们，不困扰在不如意上，也不执着于得意之时。苏轼的政治主张在朝廷得不到任用，所以他希望能和“鲁叟”孔子一样带着他的“道”漂洋过海，到一个可以实行其“道”的地方去，苏轼在这首诗中表达的是：到了儋州也没有什么值得自己满意的政绩，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已经进入人生暮年的苏轼，不仅没有在海南岛蹉跎荒废人生的最后时光，还在儋州办学堂，传道授业，兢兢业业。在中国古代，只被贬这一件事就足够让一位士大夫沉沦下去了，更不会有心思处理政事。苏轼被贬谪到南方荒蛮之地，九死一生也不感到遗憾后悔，相反20多年的漂泊生涯见识了诸多奇景异俗，并能从中获得乐趣。“无明”是人生一切痛苦的来源，苏轼能够洞察人生的实相，有能力化解他所遇到的不顺遂。“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不执著于有无才能做到超越生死。 　　苏轼的这三次被贬，身边的人替他担心忧虑，而苏轼自己却次次都能迅速消解被贬的不快，政治上的失意，“生命的无常，是生命痛苦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标志”[3]苏轼洞悉并接受了无常，感受到苦又看空了苦。不管物质生活是怎样的恶劣，不管身世经历着怎样的浮沉，总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充实愉悦。苏轼以六祖慧能“曹溪一勺”的甘甜慰藉着精神上的苦，常常能让自己的处境转悲为喜。 　　注释： 　　[1]张晶：《禅与唐宋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方立天：《佛教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3]方立天：《佛教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参考文献： 　　[1]方立天.佛教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张晶.禅与唐宋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林语堂.苏东坡传[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 　　[4]弘学.佛学概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5]胡兰成.禅是一枝花[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陈秋平，尚荣译注.金刚经[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7]杨小莉.苏轼与佛禅[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5）. 　　[8]王树海，李明华.略论苏轼早期对佛教的接受[J].山西大学学报，2011，（2）. 　　（弓芊 北京语言大学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