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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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思想（一）

2006-02-24 22:45:59 木老湾@-3CFY /article/-3CFY-oKnIW8.html 复制 评论

—李贽及其时代

内容提要

四百年前，也是世纪之交，李贽和他的学说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是学术思想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第一章叙述历代关于李贽的评价，第二章是李贽矛盾哲学产生的外因 ，第三是李贽思想形成的内因，第四章谈佛教思想对李贽的影响。

目录

第一章 是与非…………………………………………

第二章 横看侧看………………………………………

第三章 历史的悖论……………………………………

第四章 佛的世界………………………………………

第一章 是与非

远古的祖先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随便敲出的一块石头，或者画出的符号、扔下的种子，乃至不由自主的死亡方式，到后来成为一门门学问的原始素材，被多方面研究，作各种各样的推测，冠以五花八门的名称，成为千百次争论的焦点，甚至导发流泪流血。他当然不知道自己处在是非之中，成为历史的论题。

在当事者看来平常自然之极，在后来都成为历史，历史就是这么个什物，在宇宙的变迁中，它既是自然的，又是必然的，不知不觉地进入是非圈。

在是非的天平上，历史的法码常被时代的空气蒙上一层玩世不恭的氧化层，微微地加重它的质量，有时也被锈蚀，缓缓地散失真元，日积月累，就使天平倾斜，得到一个失真的读数，陷世人于迷惘中。

李贽（字卓吾，别号温陵）就是这样一个当事者。他生于1527年，卒于1602年。其父李白斋，其母徐氏，有天地父母，然后有万物众生，他的生是自然的；有晋江滔滔流水，有泉州悠悠古城，地灵人杰，他的生又是必然的；人活七十古来稀，他享年七十有五，他的死是自然的；天运有常，日升日落，他的死又是必然。

这样一个自然又必然的人物，那当然免不了是非的评判。有的望着他的外衣判定他的骨胳的粗长，有的从他的背面猜他的表情，有的从他的笔看他的心，有的数他的脚印测他走的路程……。然而，这些评判始终没有止境，过去在论战，现在有补充，将来可能还要变，也一定会变。就如曹操的形象，一会儿是英雄，一会儿是奸雄，一会儿是酒徒，一会儿是杀人犯，一会儿是骗客，竟难有个定论。其实，世间本不需要定论或本无定论，因为真理是永远发展变化的。但是，就某一个环境或某一段历程来说，又需要一个相对确定的判断，因为历史总是时间的轨迹，不是无踪无影的。或许，就在定与不定的追求中，得到了真谛，也正是靠这些定与不定的判断，养活了学者，充实着学问，有时，从这些评判里，还可以追踪生命的逻辑，世变的规律。

所以，了解李贽，不得不从他的是非入手。关于他的是非，在他生前就五花八门。其实，华夏民族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法则：对过世的人的品评才是相对明了的。因为这时的议论者与被议论者处于两个完全隔离的世界，彼此无利害冲突，也无情面之碍，以至于可以心无顾忌，畅所欲言。因此，翻一翻史料，看一看李贽死后的评语，即可了解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印象的全貌。

大概评价人物是一件乐事，所以汉末以品评人物为目的的清议成风。“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沾清议，终身不齿”。清议可以坏人前途，毁人功名。特别是对名人，清议的作用更明显，这种方法已传到国外。比如美国竞选总统，总要对当事人的生活习惯，个人品质品论一番，贪污巨案，桃色新闻常常因此而产生。但是，这是对活着的人而言。

至于评价死人，特别是李贽这样的人，能否得到好处，就不得而知了，想来是不会有害处的。

其一，说他坏话，他不会摆出知府的架子来威吓，也不会拿起笔来描绘、议论、挖苦，更不会向他的作大小官的朋友暗示：某某言过其实、虚夸浮躁、宜降职一等或不当起用。

其二、说他好话，自会博得他的同好者的欢心，保不定李贽的崇拜者中有没有作大官的，如果机会来了，说不定因此享福终身。至于对他的学说理论知道多少倒是其次的，即使好话说过了头，也不碍世。正是俗话说的那样：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拍几下是不碍事的。

其三，不痛不痒的，先说几句好话，所说几句坏话，中间用个“但是”。或者先说几句坏话，后说几句好话，中间加一个“一分为二”。这样，不好不坏，追究态度时，可根据形势，侧重解释，这叫求中，中则正。中庸之道；是圣道、国道，自然损少益多。

由此看来，读史料，观是非，仍得用心过滤才好，既要过滤，就得有原品。李贽身后，关于他的是非的资料可称是上多如牛毛，择其要排列如下：

第一类：典籍。

（一）《明神宗万历实录》

（二）《日知录》（顾炎武）

（三）《帝京景物略》（刘侗等）

（四）《五杂俎》（谢肇淛）

（五）《近事丛残》（沈瓒）

（六）《涌潼小品》（朱国祯）

（七）《万历野获篇》（沈德符）

第二类 书信

（一）马经论书信四封（《李氏遗书》附录）

（二）卓吾先生告文（汪本钶）

第三类 传记

（一）袁中道《李温陵传》

（二）汪可受《卓吾老子墓碑》

（三）沈鈇《李卓吾传》

（四）何乔远《李卓吾传》

（五）钱谦益《卓吾先生李贽》

（六）谈迁《李贽传》

（七）查继佐《李贽·袁黄》

（八）傅维鳞《李贽传》

（九）王鸿绪《李贽》

（十）彭际清《李卓吾传》

（十一）《麻城县志·李贽传》

（十二）《泉州府志·李贽传》

（十三）《福建通志·李贽传》

（十四）《云南通志·李贽传》

（十五）吴虞《明李卓吾别传》

（十六）铃木虚雄《李卓吾年谱》

这一长串的资料，其作者均非泛泛轻狂之辈，大多为知名学者、史家。但是，他们对李贽的评价却差异很大。

第一种 褒誉的。

“孔子曰：吾见老子其犹龙乎。以余所见，卓吾老子亦殊异乎鸟飞鱼游兽走矣……”（汪可受）。汪是李的学生，李贽是他心目中的神龙。

“……丰骨棱棱……慷慨自刎。所谓菩萨一劫，非耶？”（何乔远）。李贽是何崇拜的神象。

“……遗山《中州集》有异人之目，吾以卓吾可以当之，录其诗于高僧之后……”（钱谦益）钱是明末清初文坛盟主，他认为李贽既可称异人，又属高僧之列。

“在官三年，自劾免归，士民攀辕卧道，车不能发”。《云南通志·姚州志》。如此，李贽又是众所敬仰的清官。

李贽的朋友马经纶在书信中有以下文字：

“李卓吾先生者，虽吾友，实吾师也。乐圣人之道，诠圣人之经，若世所梓行《易因》及《道古录》诸书，真上足以阐羲、文、孔孟之心传，下足以绍周、邵、陈、王之嫡统者也。”（《与当道书》）

“宦游二十余年，一介不取，请标苦节，人所难堪，海内荐绅，谁不慕悦。”（《与李麟野都誎转上萧司寇》）

“李先生，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也。”(答周砺斋司业)

“夫其不知于世人也，是先生所以超千千万万劫之世人者也；其不知于道人也，是先生所以超出千千万万道人者也”。（《答张又玄先生》）

焦竑，与李贽交最笃，他说李贽是：

“宏甫为人，一钱之入不妄取，而或以千金与人，如弃草芥。一饭之恩亦报，而或与人千金言谢则耻之。”（《焦氏笔丛》卷二）

“先生如禾风甘雨，无人不亲”（《詹园续集》卷九）

“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

第二种，贬斥的

“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不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明神宗万历实录》）

官修的史书是这样说的。照今天的行为规范看，可冠李贽以强盗、流氓、伪君子等名。

“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顾炎武《日知录》）

顾炎武是知名学者，他的《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他本人因方法严谨、注重实地调查著称于世。他认为李贽是背叛圣人的小人之最。

“（李贽）遨游四方以干权贵，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拥传出入，髡首坐肩，舆张黄盖，前后呵殿。……此亦近手人妖者矣。”（谢肇制《五杂俎》）

谢的生卒之年与李贽相距不远，《五杂俎》是他的笔记集，记载的多是掌故风物，既为掌故风物，自有道听途说，走马观花之嫌。但他书中所记李贽的事却是他亲身经历后所记。

“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不知所终。”（朱国桢《涌潼小品》）

朱国桢在明代以文章著名，《涌潼小品》为笔记集，杂记见闻间有考证，他评李贽之书为祸害。

从以上评价看，李贽在是非圈中竟是大起大落，誉之者比之为神龙、圣人、青天，有不可再高之评；毁之者视之为邪道妖人、奸佞淫徒，集众恶于一体，这说明了什么呢？

李贽自己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也；无定论，则是此非彼并行而不相悖矣”。他的本意是要打破传统的是非观，但他却提不出自己是非标准。如果用他的是非观来判断他的是非，的确是件难事。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引起了社会—他所处在的社会和他身后的社会的极大关注。

他的生，他的死，他的言行，他的著作吸引了时代的学者史家和普通老百姓。

还有一类资料，并没对李贽的是非作如何评价，只是介绍他的生平，少年秩事，为官为人，即使有所褒贬，也是录人所述，本身并没有表明观点。直观地看，忠于事实，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态度。然而，既是文字写就的东西，就不象摄像一般，只需开动机器即可，必然要作一番阐释，阐释的过程中就难免不带主观因素。况且，即使是单一地拍报，也讲究角度。有则故事，说几个画师因未画好武则天的真容被砍头，后来一个聪明的画师灵机一动，画了一张她伏案批奏的像，龙颜大喜。因为武氏面部有一颗显眼的痣，实碍美观，伏案疾书，既遮了丑，又颂扬了她勤于政务。这其实是一个角度效应。所以，这类资料多是随褒者褒，随贬者贬。

这样看来，欲在是非圈中找是非，是很难的。那么李贽的是非到底该怎么说呢？

汉字可真是奥妙无穷。原来，“是”，除了“正确”的意义外，还有表示“存在、实在”的意思；“非”除“不对、过错”的意义外，还有“不、不是”的意思。

那么，关于李贽的是非，可以作如下阐述：

第一，李贽是死了，非活着。没有任何人说他现在还在著书、讲学、漫游。

他是死于自己手，非死于别人之手。有朋友要陪他死，有朋友搭救他，皇帝已赦免了他，他还是要死。他的同仁、友人、学生、亲人、财产、名誉都轻于他的死，所以他选择了死。

他是自己割破喉管而死，非饿死、病死、意外死。他可能“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口头又时时有如许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焚书·杂说》）所以，他要在喉管处开一条口，让可怪之事、可语之处、欲吐之物均从这里进出。

他死后葬于通州，非葬于他处。明朝的通州就是今天北京的通县，至今这里尚立有李贽墓。现在的通县，有大运河滋润，有燃灯佛塔照耀，联北京、天津、河北，京承、京沱铁路过境。如此通达幽胜之地，愈见他的先明，他不愿回祖籍安身，定魂魄于通州，想是欲来日纵横八达，讲学访友。

他是死于1602年，非死于平常年。这一年，腾越民变，杀死税监委员；这一年，是神宗皇帝没上朝的第十四个年头。

第二，李贽是生于泉州，非生于他乡。

泉州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在宋朝，泉州即是中国外贸第一大港，有“住唐”（宋时称中国人长期在国外留居者），有“土生蕃客”，有外商子女学校；在元朝，泉州是最大的外贸港口，是对外贸易总门户，通往东西南洋的路程，以距泉州须若干“更”（一昼夜为一更）计，当时的泉州“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马可波罗）“就外国货品的珍异、外国商品的聚居而言，在我国号为天下最”。（黄潘《金华先生文集卷三十七》。）

泉州是李贽的祖先大显身手的地方。他的先世中有“航吴泛越，为泉巨商”（荣山《李氏族谱》）者，祖辈中有通事官（翻译），“习译语，冠带通事”（同上）。

泉州是李贽童年的摇篮、致仕的起点。泉州在李贽“幼而孤，由何人养育成人则不明”（《泉州府志》）之时养育了他，泉州哺育下的李贽在十二岁时以《老农老圃论》崭露头角，并以《尚书》得官，“吾泉而生，泉而官，泉与吾有夙缘哉。”（《卓吾略论》）

第三，李贽是为官二十五年，非为人妖二十五年。

他先为辉县教谕，掌管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秀才，次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再为北京礼部司务，后为南京刑部外员郎，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

“（余）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写尽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为礼部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为员外郎）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抵，然彼二人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余安免触耶；……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也？渠过于刻历。”（《豫约·感慨平生》）

如果说李贽为人妖，妖言惑众，那么，他的这一段经历，这一席话又能“惑”些什么呢？

第四，李贽是著作者，非空谈者。

他著《九正易因》。“初公病，病中复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死快矣”（袁中道《李温陵传》）；他的学生汪本钶记叙了他对《九正易因》的感受：“钶计从师先后十九载，见师无一年不读易，无一月不读《易》，无一日不读《易》，无一时刻不读《易》，至于忘食忘寝，必见之圣人之心而后矣。钶今思之，竟不知《易》为何物，伴师读《易》为何事。夫既不知读《易》，又安能希了出世之志乎？既不能了出世之志，又安能明师之《九正易因》乎？……钶愿终身读《九正易因》以见吾师。”（汪本钶《卓吾先生告文》）

他著有《焚书》。“专与朋辈往来谈佛乘者”，“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答焦漪园》）

他著有《藏书》。此书“系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简帙亦繁，但可自怡，不可示人。”“宜闭秘之，而喜其论著者稍可，亦欲与知音者一谈。”（《焚书·答焦漪园》）

他还著有《孙子参同》、《明灯道古录》、《初潭集》，他的门人为他编辑有《续焚书》、《续藏书》。

他著书苦心孤诣，他爱书也非同一般，就连女婿也不肯给与。“我爱书，须牢收我书，一卷莫轻借人，时时搬出日头晒，晒干便收讫，虽庄纯甫（他女婿）近来因教子故亦肯看书，但要书决不可与之，且彼不知我死，纵或于别处闻我死而来，亦不可与我书。”（《焚书卷四》）。

但是，他的书却屡遭劫难。一焚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奏请“流行海内，惑乱人心，狂诞悖戾，不可不毁”（顾炎武《日知录》）；二焚于天启五年（1625年），为御使王雅量所奏请，“奏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访问发卖，仍通行禁止”。（同上）至于他的书到底“禁”了没有，毁掉没有，有如下说法：

汪可受：大千世界任徜徉，我亦怪君葛藤长，《焚书》不焚《藏》不藏。

吴虞《李卓吾别传》：“张同达、王雅量能焚毁卓吾之书于一时，诬陷卓吾之身于一日，……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朝廷虽焚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且流传于日本”。

汪本钶：（先生）一死而书益传 ，名益重。

以上虽为李贽之是非，然而，他的是非的确不是一时能说尽的，也不是普通人能说透的。正如前面所说，他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如果把历史比作一台是非的天平，李贽的份量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但是，大家都想去称量他，都想看他的读数，当得出的读数与意料的相差很大时，人们往往愕然。

其实，人们常常忽略天平的灵敏度和底盘平衡与读数之间的关系。

读李贽，离不开敏锐的思辨精神和对历史的洞察能力。

所以，我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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