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3篇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3篇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一）

——'自由主义经济学'浅析

近日读了吴晓波所写《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下称《历》）一书，在钦佩作者对中国两千多年经济（变革）史所做大量梳理和总结的同时，也为作者并未将所著内容与基本经济学原理做关联而感到遗憾。本文即是希望建立这种关联的一种尝试。

一。存在'西方的'牛顿力学 和 '东方的'牛顿力学之分吗？

在自然科学中，恐怕没有人会认为由牛顿（西方人）发现和发明的各种科学定律 和 技术会在东方国家'不适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东方国家运用各种（最早）产生自西方的技术顺利地取得了各种成就和进步。

但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至今仍然会有很多人会觉得由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理论不适合东方国家。当然必须承认东、西方国家由于其各自文化、历史、传统、地理位置等的差异，造成起源于西方国家某些法律、习俗、制度 等不能直接照搬到东方国家，但我认为这些只是东、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技术层面'上的方式、方法的差异。从更为根本和宏观的'原理'层面上看，东、西方国家人文和>社会学科基本的原理、理念、思想、原则应该是一致的。正如无论东、西方人在外表上的差异有多大，但是从基本的生理结构和特性上看，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因此虽然经济学最早起源于西方，但是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样摆脱不了基本经济学规律的影响。这就是我读完《历》后最深刻的感受。

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讲什么？

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有一本名著《国富论》，这本书介绍了两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还有其它相关内容）：1. 分工；2. 看不见的手。 这两个原理如同两根支柱支撑起了整个经济学这座大厦。但是随着>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日益繁复，人们似乎越来越陷入对于经济学细枝末节的研究，反倒忽视了这两条基本原理对于经济和经济学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就如同人们在同时容易赞叹一棵果树的茂密和 果实的丰盛，反倒忘记了整棵树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有了树根和树干的支撑。 在我看来'分工' 和 '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学这棵大树的树枝和树干。

《国富论》（英文名：the wealth of nations）最早被翻译成中文时叫做《原富》，其主旨是讨论一个国家的财富的究竟产生自哪里？ 亚当·斯密 认为了，'分工' 和 '看不见的手'都是促进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分工'能否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不难理解。因为分工能够促进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世界上越是'分工'繁复的地区，往往也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看不见的手'能促进经济繁荣，应该作何理解呢？

其实 '看不见的手'是一条更为根本的促进财富增长 和 经济繁荣的原理。它的主旨说来非常简单：保障经济活动参与者自由、自发、自愿地去参与经济活动，而不要对其进行 '不必要的'外在干预——是保证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源。

亚当·斯密有句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饮食，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都是处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看不见的手':屠户、面包师和 酿酒师 努力为我们制作出美味的食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管理机构'命令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他们为了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自愿、自发地，按照自己的禀赋、才能和 愿望参与到各自的行业和经济活动当中。

亚当·斯密和其它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促使一个经济体繁荣 同时在整体上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保证经济体内的个体享有'自愿'、'自发'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并且不受外在与其'自主意志'相违背的强制力的影响，只有这样一个经济体的资源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其效率和效果也才是最优的。正式由于对'自由'作为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的重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开创出的经济学也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了当时英国王室和社会的重视，在英国、荷兰等一些'海洋型'西方国家逐渐得到了推广和实施。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后来工业革命和各种新兴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 金融创新 发端于英国的重要原因。

除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还有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很流行： 重商主义。与强调保证参与者的'自由'不同，重商主义认为经济强大的关键在于必须利用'有形的手'——国家/政府的强制力，或者强制力的种种形式（比如政策、法规、行政命令 等）来'有目的地'主导、计划、执行、监控、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实现一个'预先'规划好的经济繁荣的目的。可以看出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重商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强调社会整体经济活动要由一个'主导力量'或者'中央机构'来规制的经济运行，而不是依靠众多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本身'自愿'、'自发'地、看似毫无规划 和 目的地去发展经济。

那么到底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更合理和有效？还是'重商主义'经济理论 更为合理和有效呢？其实答案早已明了。在现代社会中由'自由主义经济学'演变而来的'市场经济理论'早已被证明比由'重商主义'演变而来的'计划经济理论'更为合理和有效，并且得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认可和接受。但是为了'求甚解'我们还必须在问一句：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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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济体内部交易的活跃程度则依赖于交易主体对于各种与交易相关的'知识'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例如如果一个面包师要想尽可能多地达成交易——卖出更多的面包，那么他就必须熟悉和掌握与'卖面包'相关的各种知识：如何选择原材料、应该如何制作面包、如何包装、店面选址、宣传策略、顾客偏好……只有一个面包师掌握了足够多的关于'卖面包'的知识之后，他才可能卖出跟多的面包。同理一个经济体当中任何一种交易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交易者必须尽可能掌握与交易相关的知识——才能更多地达成此类交易。所以从宏观上看，一个经济体交易活跃的前提条件是——经济体内必须具有足够多和丰富的'知识'被交易者所掌握和运用。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知识'并不仅仅指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存在的信息（我们称其为'显性知识'），它同时也包括各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甚至是'不可言说'的对与交易相关各种'隐性知识':理解、感悟和 经验（比如一个面包师对于烤面包火候的掌握）。不难理解除了各类'显性知识', 各种'隐性知识'对于经济体交易的活跃程度 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分析了'知识'与交易活跃程度 以及 经济繁荣程度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要优于'重商主义经济理论'（计划经济）了。因为要促成经济繁荣（交易活跃），一个经济体必须先要有'巨量'的知识体系的存在和运用，由于这个知识体系的庞大和复杂（归根结底是因为外界环境和人们需求的庞大和多变）乃至各种'隐性知识'的存在，因此与能够保证个体'自由'参与经济活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发现和运用各种知识的'市场经济'相比，限制个体参与经济活动自由，依赖'中央管理机构'中的少数人（要知道这些管理机构也是由'人'组成，他们的学习和认识能力与其他人别无二致）来主导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人为地）抑制了知识体系

的发展 和 运行，因此相对而言其无法促成交易的活跃和经济的繁荣。

三。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规律吗？

我在读《历》的过程中的第一感受就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规律。历史上越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管制较多的时期，中国的经济越是衰落和凋敝（秦、明），相反越是政府管制较少的时期，中国的经济越是繁荣（宋初、盛唐）。 如果我们将实行'宏观管制，微观放活'的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时期的经济政策，定义为经济自由度 和 经济繁荣程度的'中点',那么《历》中其它历史时期在以'经济自由度'和'经济繁荣程度'两个指标构成的坐标系中的分布就会如下图所示：

注：各个朝代的相对位置至是根据我个人理解而定，其不一定是精确的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和经济繁荣程度的分布基本符合'经济自由度越大，繁荣程度越高'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规律。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处于经济自由度底，经济发荣程度也较低的象限中。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国有经济'、'国企'、'计划经济'并不是中国在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的现象，而是在我们的漫长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的现象。可以说'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中国过去两千年历史上都始终存在的，甚至是'主要'的经济管理形式。

四。'桑弘羊之问'真的没有答案吗？

在《历》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吴晓波说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对国营政策的质疑就不绝于耳，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对儒生们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答案。

究竟2000年前的桑弘羊提出了什么样的经济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都没有办法回答？让我们首先回到那场著名的'盐铁会议'上来：

公元前81年汉朝朝唐上的'盐铁论'

在汉朝初期，由于国家生产力在秦末的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的破坏，因此汉文帝 和 汉景帝 在执政时期 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同时大量减少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不与民争利，让人民和国家经济得到休养生息。根据我们上文讲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这样的经济政策会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结果在历史上就出现了少有的盛世局面——文景之治。史书上记载的仓库里的粮食都多得吃不完，穿铜钱的线绳都腐烂了 就是指这个时期。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野心勃勃的皇帝为了平定边患、扩大版图 开始加大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当时国家重要的物资 铁 和 盐 实行国家垄断，以抬高其售价，用得来的收益支持对外的战争。同时采取加重税收、加强管制等手段来计划总国家资源支持国家对外扩张政策。在汉武帝时期，中国虽然对外战争取得了接连的胜利，版图得到了空前的扩张，但是经济很快由盛转衰，前几代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民间也是怨声载道，出现了'天下困弊，盗贼群起'局面。汉武帝晚年时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政策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给黎明百姓带来了灾难，于是向全天下发出'罪己诏',取消了他之前推行的经济政策。

汉武帝去世后，来自汉朝各地的儒家学者 与 汉武帝 '国营化'策略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人 桑弘羊 在汉朝的朝唐之上来了一次关于 '盐铁国营'利弊的辩论——史称'盐铁论'. 反对'国营化'的儒家学者 认为应该取消盐、铁等物资的'国营化',以藏富于民，他们反对'国营化'的主要理由是：

一、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二、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

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

可以看出，儒家学者对于'国营化'的弊病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些对于'国营化'的指责就算放在今天也是完全适用的。

面对儒生的指责，桑弘羊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采用的反问的策略，这就是'桑弘羊之问':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

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

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

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据说在本次盐铁大辩论上，儒生团体虽然人数占优，声势浩大，但是面对桑弘羊的上述反问时，儒生们却始终没有找出能站得住脚的应对之策。但是我认为这不能一味谴责儒生，毕竟在2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经济、政治 和 社会运行规律的认识还是非常初级的，但是人们面对战争的威胁却是近在眼前的，回答不了'桑弘羊之问'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仍然回答不了桑弘羊之问，那也未免言过其实了。在我看来人类过去2000年政治和经济实践，以及日渐成熟的经济、政治学理论完全可以回答桑弘羊之问。

首先我们来看桑弘羊的第一、二问：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

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

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

今天，只要稍具政治和经济发展知识的人可以看出桑弘羊提出的问题是不攻自破的。难道只有实行'国营化'的国家才能获得财政收入，才能有钱打仗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强大法西斯军力的盟军一方的主要参战国英国、美国、中国 在战争前都实行的都是'非国有'经济政策，难道这些国家就没钱打仗吗？当然不是！今天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那些最彻底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成分尽可能少的国家，恰恰是政府财政收入最多，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 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这并不难理解，在正常的国家中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军费来自于'税收'——经济繁荣基础上的一定比例的'抽成', 而不是来自于'垄断'——将各个产业抓在政府手中，用其产出来支持国家财政。

在'抽成'的模式（市场经济）中 财政收入 与 经济繁荣并不矛盾，相反经济越繁荣，'抽成'（财政收入）也越高。同时如上文所述在市场积极条件下经济活动参与者享有'自由',他们参与交易的积极性也更高，因此更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上的交易活跃度和经济繁荣，从而使得'抽成'也水涨船高，即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越高。

而在'垄断'模式中（计划经济），财政收入来自于 用'垄断'取代自主经营后的收益。这种情况下个体没有参与经济活动的 '自由'（或者被迫参与其中），他们的交易积极性遭到抑制，因此'垄断'模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是政府财政收入获得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生产者没有足够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因此经济繁荣无法持续，进而财政收入也无法持续。因此采用'垄断'和'国营化'来增加财政收入无异于杀鸡取卵。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战争时期由于对外作战的特殊需要，采取'国营化'或者'计划经济'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非战争时期一个国家依然采取'国营化'和'计划经济'策略，则是完全没有合理性的。而且这样的政策往往将一国引向战争，其逻辑是：计划经

济→经济衰退→社会内部矛盾加剧→向外部转移社会矛盾→战争。

现在我们来看桑弘羊的第三问：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

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显然桑弘羊的这个论断更加不堪一击。你能说现今世界上正在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已经分裂了？或者正在走向分裂吗？ 照我看事实恰恰想法，这个世界上依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是要么已经分裂（苏联、南斯拉夫），要么正在走向分裂（朝鲜）。

为了彻底驳倒桑弘羊的观点，让我们再桑弘羊的观点推向极端一些：如果一个国家面临战争的威胁，那它是不是应该采取'国营化'（计划经济）来集中资源来应对战争威胁呢？

前文已经提到，当面临战争威胁或者处于战争状态时，实行一定程度的 '国营化'和'计划经济'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尽管是这样，长期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也并非明智的选择。因为实行计划经济虽然可以短时间内聚集应对战争的资源和力量，但是它却有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抑制创新。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必然要限制全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自由，因此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击，而没有个人积极性引导下的个人投入，现有知识体系的边界很难被拓展，因此我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虽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在短时期内聚集其很强的'国力',但是这种国力主要是也已有的经济/技术成果的在数量上的简单累积，却很少有在'质量'和'创新'的层面上出现进步和飞跃，因为后者与'自由'紧密相关。

现在让我们尝试回答那个'升级版'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一个国家面临战争的威胁，那它是不是应该采取'国营化'（计划经济）来集中资源来应对战争威胁呢？ 我的回答是：

如果一个国家处在类似战国时期 '六国'的那样的位置，那么其实行'国营化'（计划经济）是有必要性的，并且其实行'国营化'和计划经济的程度应该随战争的威胁程度增大而增大。原因是在'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力和资源的简单叠加和累积，而不取决于技术创新和进步（起码不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和进步）。而强力的'国营化'和'计划经济'是最有助于战国时期一国战争资源的累积的。但是在今天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战争物资数量的多少，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战争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尽管面对战争威胁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政策，但必须始终保持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政策，以提供应对战争所需的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决定战胜胜负关键的技术创新。正如二战中的英国和 美国，正如今天面对敌国环饲的以色列。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二）

中国经济闭环

刘冰

吴晓波的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经推出便获奖无数，好评如潮，最近偶得，如获至宝。全书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坦陈变革的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深入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闭环逻辑和规律。内容实有借鉴意义，且发人深省，确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好书。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说，如果在300年后再看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几十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将被颠倒过来，第三流事件是冷战的结束，第二流事件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而第一重要的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出，中国经济三大特征是伟大、非计划和意外性，认为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中国经济仍将以这种意外性继续发展下去。

可见，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一件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情，既然重要且看不懂，那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必将成为西方世界一个一以贯之的心结。而吴晓波先生的这本书，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视角，回溯到我们自己的历史的源头和深处，以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什么东西导致了我们现有的经济状态，以及中国式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

该书认为，中国一直以来且必将坚持下去的文化内核是'大一统'.经历历代王朝的演变，中国上上下下都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中国人最害怕、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而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大一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历代统治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具备卓越的智慧。

吴晓波在书中提出了两个研究工具对中国历代经济变革进行观察和分析。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发生在历史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结果；其次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大基本制度，大一统的中央政权要想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模式、全民思想控制、社会精英聚集和宏观经济制度模式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众多制度创新均围绕着这四大基本制度展开，在工业文明之前，它们分别呈现为郡县制度、独尊儒术、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

全书从春秋的管仲变法开始直至>十八大召开共用12章的篇幅，以时间为轴，重构了历代变法全貌。我们在书中可以见识到自由主义市场大师外加凯恩斯主义鼻祖的'穿越人'——管仲，如何在放活微观（降低关税，破除贸易壁垒）和管控宏观（盐铁专营，税收创新）上大显身手；体会到'商鞅变法'所开创的郡县制、户籍制和土地私有化的不世之功；理解汉武帝和桑弘羊如何通过'独尊儒术'、'推恩令'、'平准'、'均输'和'五铢钱'施行历史上第一次政治配套体制改革，最终打造成了中国式帝国模板，但又在自己的暮年发布轮台罪己诏，坦诚自己政策失败；也会搞明白在历史大势的分合数百年之后，刘晏如何复活桑弘羊之政将垂死的大唐王朝从坠落的边缘拉回来，理想主义的'王安石变法'如何走向惨烈失败，如何使得后来的统治者彻底放弃体制内创新，将中国带进闭关锁国的死胡同的；也会最终理解从'洋务运动'到'四万亿'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六次'国进民退'的因果关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始终处在'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历史的闭环之中。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81年的2月，汉帝国的朝堂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一方是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极力反对国营化的大儒，另一方则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在这场辩论中，大儒们慷慨陈词痛批国营化政策'与民争利'、'官商勾结'、'权贵经济'的弊端，但并未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桑弘羊则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的政策，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如何破？这场辩论的内容，被编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中国经济政策为维护大一统而自然形成的制度性闭环从中可见一斑。

返回现在，大家可能会认为如今中国经济体量已如此之大，经济和产业结构以及外部环境已非古代农耕社会可比，再说这些两千年前的道理又能有多少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应清楚的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也在经历着从联产承包和集体经济的增量改革（放）——88年的物价闯关（乱）——94年配套体制改革（收）——98年的'

三驾马车'（国企复苏）——08年的四万亿（第六次国进民退）——2015年的国企混改和全民创业（再放）的历史循环？所以说，如果我们搞不清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经济这一循环，就无法弄明白中国经济从何而来又要向何而去。

读完这本书，我们至少会搞明白两件事：第一，最近30多年的中国崛起只是两千年中国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现存的'国有经济'、'土地财政'、'金融业市场化滞后'等所谓'结构性缺陷',与其说是现有制度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结果'.

按照吴晓波的结论，中国式的改革在可见的未来，将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民主。而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在中国都如同一盏大红灯笼上的配饰，而非光亮本身。

俾斯麦说，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航船，而'时间'在谁一边，谁就必将崛起。毫无疑问，中国正处在自己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就在眼前，另一方面'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正等着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实现。

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基因突变'式的解决之道。吴晓波并没有在书中提出跳出这一闭环的方法，但闭环的逻辑，显然不能成为我们裹足不前、投鼠忌器的理由。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迎难而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中国梦'为奋斗目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有理由相信，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终究有一天我们不会再为'闭环'所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会实现！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三）

作者：公司金融部 蔡洁琼

有人说：'历史就像演戏，使人眼花缭乱。'一个好吃、好田、好色的君主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史上的第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这就像演戏。但这就是历史。 喜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先由书名开始。一听这书名，我就毫无违和感地将其和历史>故事及史实关联在一起。打开书以后，又慢慢地被里面极富代表性的经济改革事件所吸引。

此书从遥远的公元前7世纪开始讲起，沿着历史的脉络，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历代经济制度变革的核心故事。管仲——一个战场逃兵和失败的商人——却被誉为古代版的'凯恩斯',他的士、农、工、商社会分工管理思想、'放活微观，管制宏观'的税收价格财政改革以及盐铁专营政策，是重商主义的首次尝试，也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相较而言，三百年后的商鞅则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通过确立和推广军爵制、郡县制、'农战立国'战略、统一度量衡和户籍制等，商鞅在秦奠定了中央集权制度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使秦国最终傲然独立于战国群雄之中。吴晓波认为，'以上两种变革方式皆具开创之功，它们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级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

诚如其所言，秦朝以降，从汉武帝'大一统制度'到李世民治国之略，从王安石变法到清末洋务运动的现代化变革，从北洋政府时期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到民国时期的统制经济，从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探索，基本上是管、商两种变革方式的此消彼长，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退博弈、政府与民间权益分配、无产者与有产者妥协、计划经济管理与市场配置作用的相互影响下推进我国经济变革历史的进程。

通读全书，你会发此书并不是一本单纯的经济史集——除了还原中国经济史的真

相，以及改革背后的'汹涌暗流',吴晓波还提出了经济学的规律和观点。抚今追昔，回到当下，吴晓波认为'‘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他细数了历代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说明自由化尽管刺激了民间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无法起到中央集权的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而中国在激荡三十年中的崛起，恰恰证明了大一统框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作者认为在此框架中，诸多经济模式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鸿沟，可以共同作用并发挥成效）。这是改革的先锋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探索的发展经济和稳定政权的方式。当然，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中的大一统也并非完美无缺，它所带来的'结构性缺陷',包括国有经济庞大、土地国有化以及政府对民间金融业的压制等改革难度还是较大。随着2014中国制造、2015国企改革、养老金入市和全面放开二孩等一系列组合政策的陆续推出，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增强、国有企业向民企放开、消费内需进一步扩大已成了大势所趋、指日可期，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换来不小的拓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