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的组织特征_比较研究的视角

第2卷　第4期2008年7月

　

　

　

高　校　教　育　管　理

Journal of H igher Educati on Management

　

　

　

　

Vol . 2No . 4Jul . 2008

　

我国大学的组织特征:比较研究的视角

刘　广　明

(河南工业大学档案馆, 河南郑州450001)

摘　要:大学作为一类组织与其他各类组织在功能和使命上存在着不同, 因而具有不同的组织特征。我国大学所处的环境与欧美国家大学所处环境明显不同, 与欧美国家大学在组织特征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大学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以使命为导向, 以行政权力为尊, 大学精神正在衰微, 合法性机制占先。关键词:中国大学; 组织; 组织特征;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2008) 　　(:(1) 经济生产组织, 这类组织的典型是实业公司。(2) 政治目标组织:是为了确保作为整体的社会目标实现起维护和推动作用的组织形式。这类组织主要包括国家的政府机关组织, 同时也指其他类型组织, 例如银行系统等。(3) 整合组织:这些组织是在社会的层次上提供效能, 但不是生效的组织。它涉及调解冲突和指导动机。去实现制度的期望或达到社会各部分彼此良好的配合。法庭和法律职业功能的实体部分应归为这类组织。此类组织还有如我国社会中的各级党组织等。(4) 模式维持组织:这类组织是指那些具有“文化”、“教育”和“揭示”功能的组织, 如教会和学校

[1]

、问责和运行机制四个维度方面进行比较。第一, 在组织目标使命追求上, 经济生产组织目标

单一, 最主要的目标是经济效益(现在的大型组织也讲求社会效益, 但终极目标还是经济效益) 。政治目标组织可以有很多目标, 如社会稳定、社会发展、人民福祉等, 但最为根本的还应该是政党利益; 整合组织目标追求的应该是社会效益; 大学从中世纪到现在, 大学的使命已经发展成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第二, 在组织权力来源与结构方面, 经济生产组织通行的方式是:最高权力机关是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 董事会聘请总经理; 政治目标组织则要通过党员推选常委会, 日常职权由常委会行使; 整合组织的职权主要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 也有文化和道德的要求; 而大学的权力来源则较为复杂一些, 一些来自于董事会的授权, 一些则来自政府的授权, 在大学内部同样也存在管理上的行政权力和学术上的学术权力。第三, 在组织问责方面, 经济生产组织易于操作和测量, 主要看组织的经济效益; 政治目标组织的绩效, 主要看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 整合组织的绩效也是易于测量的, 主要看工作结果所传递的价值判断, 这种结果是否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大学的绩效是最难测量的, 因为大学事业的结果有很大的延后性,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在短期内判断一所大学的绩效是不太可能的。第四, 在组织的运行机制方面, 经济生产组织主要靠效率机制; 政治目标组织、整合组织主要靠合法性机制; 而大学相对复杂,

大学的运行要靠院校文化

。根据以上组

织分类, 大学应该属于模式维持组织。大学与其他组织因为功能和使命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组织特征。同时, 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 大学的国际化程度降低, 而大学的本土化特征日益彰显。我国大学因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地域环境、自然环境等与欧美国家大学所处的环境存在明显的不同, 造成我国大学与欧美国家大学在组织特征上存在很大差异。本文试图在比较大学与其他组织的差异、我国大学与欧美国家大学的差异的基础上, 分析我国大学的组织特征。

一、各类组织的基本差异

我们可以将大学与其他各类组织在使命、权

收稿日期:2008-03-20

基金项目:河南省200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7FJY011)

作者简介:刘广明(1965—) , 男, 山东临清人,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高等教育学原理研究。

机制、合法性机制, 在有些方面, 还要靠效率机制。以上四个纬度的比较见表1。

表1　大学与其他组织之比较

序号

12

比较内容目标使命权力来源与结构

经济生产组织

经济效益

股东-董事会-经理-雇员

权力链; 股东少数服从多数; 或股东出售股票, 脱离组织绩效容易测量, 责任明确效益机制为主

政治目标组织政党利益公民授权; 政党推选

绩效容易测量, 责任明确

合法性机制为主效益机制为辅

整合组织社会效益法律规定; 道德与文化要求绩效容易测量, 责任明确合法性机制为主

大学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董事会的构成, 董事会向校长授权, 管理权力分散,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行; 学术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绩效不易测量, 责任不明确合法性机制和院校文化机制并行

34

问责制运行机制

　　资料来源:本表参考了下列文献部分成果Besse, Ral ph M. A Comparis on of the University with the Cor ]∥Ja mes A, Perkins

(ed . ) The U niversity as an O rganization . NY:McGra w H ill Book Company, 107-二、(一) , ; 政治目标组织的目标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和自身的发展; 整合组织的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和谐; 而模式维持组织的目标是以“以学科导向”的教育形式与以“使命为导向”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统一。但在实然状态下, 经济生产组织的目标往往更多地考虑的是经济效益; 政治目标组织更多地考虑是自身的发展; 整合组织的目标往往是自身的利益; 而模式维持组织则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实际教育形式与以“使命

[2]

为导向”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分离。

大学是一种模式维持组织, 按其目标来分, 可以分为两类大学。第一类大学主要是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强调认识论的人, 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

[3]13

识作为目的。”这类大学的价值体现为以知识

[4]222

创新、学术探究、科学研究为价值。这类大学发轫于19世纪德国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主要创办人洪堡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中讲到:“所谓高等学术机构, 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所, 其立身之根本在于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 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学术虽非为此而设, 但确为适当之材料。”“所谓高等学术机构, 无非是具有闲暇或有志于学术和

[5]

研究之辈的精神生活, 与任何政府机构无关。”洪堡从高等学术机构场所和人员两方面论述了高等学术机构的本质特征。以洪堡为首的柏林大学创建者在创建柏林大学时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柏林大学的最大特点是把学术研究作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柏林大学

:“十九世, 有一种新传统流入英国和美国的高等学校。这就是通过科学与学术进行教育。它最初只影响一些新成立的院校, 如英国的伦敦大学院、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美国安亚伯市的密歇根大学和巴尔迪摩市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霍布金斯大学于1876年创建时, 由德国培养的教授为数颇多, 以致取得了‘巴尔迪摩的哥廷根大学’的

[6]

绰号。”第二类大学主要是以政治论为其哲学基础。“按照这种观点, 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 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学院和大学, 那么, 想理解我们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就几乎是不可能了, 更不

[3]15

用说解决问题了。”随着1862年美国莫利尔法案的实施, 特别是1904年威斯康星思想产生以后, 虽然认识论哲学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传统大学中) , 但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逐渐取代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 成为主流高等教育哲学。在这种哲学主导下, 大学以服务社会、促进国家政治经

[4]226

济和社会发展为价值。大学的活动, 以社会为本位的, 社会利益高于一切。

我国大学的组织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但从主流上看, 大学的组织目标是以“使命为导向”的。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是“培植非常

[7]

之才, 以备他日特达之用”, 其组织目标是社会的稳定。民国时期, 虽有蔡元培个人的大学理想

[8]

“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作用, 但是, 从主流上看, 民国期间的“党化教育”仍占主流, 组织目标仍是培养为“党国”尽忠的人才。建国后的十七年, 大学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 大学成为完全以“使命为导向”的组织。“文革”十年, 大学几近消失。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

以后, 政府扩大了大学的自主权, 大学组织目标在

以“使命为导向”的基础上, 重视了学科的发展。但与欧美国家的大学相比, 中国的大学现在更多的是惟社会目标是从、惟政府目标是从, 大学生缺乏“慎独”的学术精神, 一些教授的“科研”较多的是急功近利。我国当下的大学明显的是以“使命为导向”, 学术自由的精神、认真研究追求学术的精神并不是我国大学的主流。

(二) 组织治理结构比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严重失衡

“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学术权力的主体主要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人员, 、授、讲师、衔) 的人员对象主要是术事务、学术活动和学术关

[9]21-22

系。”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 存在履行管理职责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 并拥有管理大学的行政权力。“大学中行政权力的主体主要是指行政机构及行政人员。行政人员的权力主要表现

[9]22

为校长的权力、处长的权力、科长的权力。”

在经济生产组织中, 除一些高科技公司外, 行政权力是主要的组织权力, 而学术权力相对较弱; 在政治目标组织中, 行政权力是主要的组织权力; 在整合组织中, 学术权力同样是相对较弱的。而只有在模式维持组织中, 组织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并行的两重权力。在世界各类大学组织中, 伯顿・克拉克认为基本上存在三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模式:英国型的、大陆型的和美国

[10]137

型的。“英国高等教育的学术组织模式是把教授行会与院校董事及行政管理人员的适度影响结合起来的模式。学院和大学一直被特许成为自

[10]140

我控制的自治机构。”在英国模式中, 虽然董事会权力和以副校长制为形式的某些行政权力一直存在, 并且在地区范围内与教授学术权力相互渗透、融合, 但教授学术权力依然很大。由于英国既没有全国性的、也没有地方性的正规高等教育组织体制, 所以英国院校具有高度自治权。这种自治鼓励了院校间的竞争和各院校特色的形成。“与英国模式相似, 美国的学术权力模式也是由教授行会与院校董事会及院校行政管理当局相结合; 但与英国模式相比, 教授的统治力量比较弱, 而董事会的影响和院校行政官员的权力比较

[11]203

大。”美国大学内部有发达的科层组织, 所以

行政权力较强, 但是, 以教授会议为代表, 学术权

力仍有效地控制大学的学术事务。在美国大学中, 董事会主要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而将学术事务的决策和日常管理权力交给了评议会(教授评议会) 和校长。评议会由教授或以教授为主的学术人员组成, 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评议会的作用反映了学术权力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欧洲大陆国家学术组织的基本结构是教授与国家官僚机构相结合。”“与美国模式相比, 欧。层, 教提供了服

[-。, 院校管理的行政权力比较薄弱, 完全没有董事会的控制, 或者只有极其微弱的董事会控制。

综合评议三类模式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运行, 在三类模式中的大学内部都存在两条并行的权力运行线路图:一条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运行图, 它主要是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系统贯彻董事会或评议会的决议或行使一般管理职能的方式来运作; 另一条是自下而上的学术权力运行图, 它主要是以大学的一些专门教授学术群体提出学术问题, 经校长办公会议提交评议会商议决定的方式运行。两条线路的存在避免单纯依靠行政权力、行政手段、行政方式所带来的弊端, 保证了学术权力对学校事务决策的参与, 保证了学校管理的效率化和民主化。从最近三类模式的运行来看, 各国的大学都十分重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互补与协调, 无论学术权力还是行政权力的行使都十分重视民主程序, 注重吸收各类代表的参加, 以做到两类权力各自按自身的规律健康运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 而在中国大学的现实场景中, 行政职务越高, 越容易获得各种资源。如今在大学组织内部, 国家级与省级课题和项目的主持人, 很多是由大学的校院长担任。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和现实的利益诱使我国大学组织治理结构中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突出表现是在大学组织中凸显出行政本位、官本位的现象, 行政系统的层级观念渗透于大学组织之中。具体的表现是政府明文规定一些大学的书记、校长享有副部级待遇, 副校长、院长等都封以相应的行政级别, 学术职称也纷纷向行政

级别靠拢, 院士按副部级、教授按局级或处级待遇等。这样一来, 使得我国的大学组织中存在一种令国外大学迷惑的地方:每逢大学行政部门处长或副处长以及院长、副院长有空缺, 教授和副教授报名应聘者众多。不少有才华的初显成就的学者都乐于兼任或专任行政职务。“高校已成为一个官场”、“九博士后入湘从政, 担任副处级职务, 享

[12]

受正处级待遇”等事实说明, 我国大学的组织治理更多的是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运行模式, 行政权力在蚕食着大学的学术权力,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严重失衡。

(三) 组织文化比较:大学精神正在衰微

在当下的全球化竞争中, 的生存, , “服务客户”; 政治目标组织正在建立以“服务公民”为中心的公仆文化; 整合组织正在建立以“服务社会”为中心的和谐文化; 作为模式维持组织的大学正在建立以“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为中心的自由文化。作为这种文化的核心, “大学精神”的建设被列在首位。

大学精神在本体意义上是一种普遍主义精神。University, 它的词根是universus, 这个词根含有“普遍”、“整个”、“世界”和“宇宙”之意。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 就具有一种“普遍主义”(uni 2versalis m ) 精神。她的教师、学生均来自不同的领地, 具有国际化的特质; 她使用的语言是拉丁语, 也是当时的国际语言; 她讲授的知识也是无所不包。香港学者丁学良认为大学的普遍主义精神就是:“关切一切, 怀疑一切, 探索一切”的精神。大学精神的应有之意是“学术自由”。德国当代研究中世纪大学的学者威廉姆・J ・奥伊(W illia m J. hoye ) 的研究表明, 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自由是中世纪大学自身所具有的特性, 无论学者还是教皇“均认为学术自由不是一个特权。学术自由并不是外在事物或人赠予的权力, 无论是教会、国家还是法律都不能赠予大学学术自由权力, 学术自由作为一项权力是内部自生的, 并逐渐包含了各种权力内容”。他们“认为学术自由的天然存在和价值, 是学术自由的根本属性, 学术自由产生于学术内部规律而不是外在强加

[14]

的”。现代大学来源于中世纪大学, 大学自始就具有自主探求的学术自由的诉求。自由地追寻真理成为大学最足以显示自己精神特质的方面。

[13]27

英国当代学者科班(A. B. Cobban ) 认为:“学术自由思想的提出以及通过永久的警戒保护它的需要, 可能是中世纪大学史上最宝贵的特征之

[15]

一。”丁学良则说:“毫无疑问, 大学的精神本来就应该是自由的, 没有学术自由, 大学就会徒有虚

[13]39

名、空有外壳。”可以说, “学术自由”是大学生存的基础, 是大学发展的动力, 也是决定大学生死命运的咽喉。大学精神的实然状态包括如下方面:第一, 对“大师”的关爱、尊重精神。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 非谓有大

[]

, 一所大, 这种能力体现在对上。”孔宪铎认为“Recruit the best peop le and

(延聘一流人才, 并使得他们快keep the m happy ”

[18]

乐) 是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经验之一。对大学来说, 只有一流的大师, 才有一流的学生, 也才会有一流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声誉, 大师是学校的灵魂。第二, 对学术规律的尊重。学术的发展、学术成果的产生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 靠行政办法, 靠人为的催化是不能产生突破性的学术成果的。普林斯顿大学是世界顶尖大学, 她不仅有恬静的校园和优美的大楼, 更充满着大师、“大爱”和对学术规律的尊重。普林斯顿大学不是综合性大学, 但是她却培养了2位美国总统, 又在诺贝尔100年的历史中培养出了24位获奖者。正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对学术规律的尊重, 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论文, 埋头苦干, 静心研究, 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 最终获得历史上唯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 也正是因为这种对大师和学术的敬重, 才有患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 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

[19]

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下中国的大学也正在痛苦地重塑大学的精神。但是, 中国大学似乎偏离了大学正道太远。学者张汝伦曾经对当前中国大学的境况痛心疾首:“60年前, 人们因为国难深重, 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才冲出书斋, 今天的大学真的又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或已无需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吗? 只要在大学校园里走一圈, 不难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 和超市乃至歌厅舞厅和酒楼, 大学一概不缺, 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

[17]115

25

[20]

　　　　　　　　　　　高　校　教　育　管　理　　　　　　　　　　　　　　　　第2

卷

念。”这虽然是一个学者痛苦的呐喊, 但是, 这

种呐喊也委实勾勒了大学的一种形象。我们的大学现在更多的只是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地方, 大学生更多地是为了将来服务于社会的某一职业、为了谋求自己的生存而无助地度日。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为时尚所左右, 教授们的“科研”大多是急功近利地跟踪、模仿、复制甚至抄袭, 大学的学术管理日趋指标化。“学术自由”的本体意义、应该意义和实然之意正在逐步消失, 大学精神正在衰微。

(四) 组织行为比较:合法性机制占先组织结构设置、组织边界设置和组织行为背后的三大机制是: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和院校文化机制。念力量。合法机制可以在多种层面发生作用。”“合法性机制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 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 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合法性机制包括模仿机制、强迫性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院校文化是由个别大学和学院产生的并依附于它们的文化。伯顿・克拉克的研究表明, 院校文化的力量受下列因素的影响:组织的规模; 组织的整合; 组织的冲突; 特别重要的是, 较大的组织环境具有的竞争性(为生存和地位而竞争产生与众不同的特性和共同奋斗的感觉) 。具有竞争的独特性是院校文化的锋利刀刃。院校文化产生完整的意识形态, “完整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道德资本, 这是院校健康发展的附加源泉。”院校文化“也是连接外部世界、疏通资源流动的桥梁。”院校文化机制就是大学因自身的内部文化而产生的一种主动作为的力量。作为经济生产组织, 其行为的最直接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 所以效率机制是其组织设置、组织边界设置和组织行为的最主要机制; 政治目标组织行为的最直接目标是建立社会的科学发展, 在当前世界民主化、法制化的大环境中, 政治目标组织的核心机制是合法性机制; 整合组织的最直接目标是建设和谐社区, 所以其行为的核心机制是三种机制的并重; 作为模式维持组织的大学, 得到法律、规范和文化的认可是最为关键的事, 同时, 对一所大学来说, 特色是其发展的生命力。综合观之, 世界高水平大学在迎接挑战方面, 大多是合理地运用了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和院校文化机制。

[12]92-94[21]

20世纪末期, 世界上掀起了新一轮的高等教

育改革浪潮, 这次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世界高水平

大学。这次浪潮的主导者有政府、市场和大学。大学要应对政府的“问责”, 要排解自身的财政危机, 大学必须注意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的运作。于是有了20世纪80年代后的高等教育市场化, 大学在各项运行机制中引入市场机制。但是, 世界高水平大学在应对各种挑战时, 并没有忘记大学自己的特有使命。大学应对外部的挑战的主要策略可以分为两个。第一, , , 一部分引入效率, , ; 同时, , 特别是新增责, 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取得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 而对其核心技术———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技术, 则永葆其“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美国康奈尔大学原校长弗兰克・罗德斯(Frank H. T . Rhodes ) 认为:大学应对外部挑战, “需要在研究、服务投资和新增加的责任的认证方面要有高度的辨别力; 它也同样需要对大学的原有责任———一个教学和研究的场所———重新加以审视; 还需要再次强调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任务, 这些主要由学术团体来完成”。“如果大学平庸化其责任, 把大学只作为信息的简单传递者或无价值技能的分享者, 那么大学会失败, 会无颜以对于赋予它们的责任和自由、

[22]

资源。”第二, 凝练自己的特色, 形成自己独特的院校文化。“特色不仅仅是大学的存在战略,

[23]

更重要的是大学的发展战略。”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杰拉德・卡斯帕尔认为:“在大学面临的所有挑战中, 一个挑战就是发展并维持大学的特色, 这是一所特定的大学成为世界学习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同时, 大学要通过自己在学术领域的卓越、通过一定的措施以及现在和过去曾经属于它的人的自豪和忠诚将自己与其他大学区别开来。”

当下我国的大学在应对外部挑战时, 其主要的运行机制是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 其中, 合法性机制又主要影响着我国大学运转的机制。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高等教育市场化, 我国的大学实施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其中, 主要有高校的后勤社会化改革、高校全面的量化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奖罚制度的制定等等, 使我国大学有点偏离学术发展的规律, 有一些类似于企业化的运

[17]115

第4期　　　　　　　　　　　　刘广明　我国大学的组织特征:比较研究的视角35

作。但是, 影响我国大学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机制还应该是合法性机制, 即促进大学主动符合社会制度之动力。韦伯曾预测, 在市场效率机制作用下, 社会理性程度不断提高, 社会最终将变成一个受理性制约的“铁笼”, 其表现形式是科层组织的

[24]

产生和扩散, 并且无人能够阻止这种趋势。迪马奇奥和鲍威尔在提出制度理论时, 与韦伯的理性理论进行了有效的对话。他们发现, 当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后, 理性力量的作用形式发生了变化, 政府和专业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 成为新的理性发展的推动力量, “合法性”(legiti 2

(efficiency ) 机制, 成macy ) 机制取代了“效率性”

为新时期的“铁笼”, 从而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行

[25]

动。对比韦伯的“铁笼”与迪马奇奥和鲍威尔的“铁笼”, 我们会发现, 在现代社会, 广义的制度环境成为组织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和机制。中国的大学同样是深处于这种“铁笼”之中。

理查德・斯格特认为:“制度是社会结构, 它们具有很大的弹性, 由文化认知、规范和规则要素构成, 这三个要素与相关的活动和资源一同为社。”制度有三个要

26]

素。

表2逻辑指标合法性基础

强制工具性规则、法律、制裁法律制裁

期望规范适当性认可、认证道德治理

文化-认知理所当然、共享理解

纲要模仿正统性

共同信念、行动共享逻辑可理解、承认、文化支持

　　我国大学正是处于这种由三个要素形成的

“铁笼”之中。由于我国大学的投资者与管理者的不分离, 投资者牢固地掌握着管理者的命运, 掌握着各类资源的分配权力, 使大学的管理者必须按投资者的规则、规定办事。同时, 由于我国大学组织的公共性、共有性, 大学又必须按人们对大学的期望和要求行事, 否则, 大学就会失去生存所必需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所以, 我们的大学在面对效率机制、院校文化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共同作用时在多数情况下牺牲的是大学的效率和大学独特的文化。这也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最为严重的障碍。参考文献

[1]　帕森斯. 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北京:光明

范大学出版社, 1999:52.

[8]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 1991:72.

[9]　张德祥. 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M].南

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0]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M ].王承绪,

徐　辉, 等译.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11]　伯顿・克拉克. 学术权力的概念、模式和观点[M]∥

约翰・范德格拉夫, 等.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

[12]　鞠　靖. 九博士后入湘从政, 担任副处级职务, 享

受正处级待遇[N ].南方周末, 2007-04-19

(A6) .

[13]　丁学良.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M].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4.

[14]　W illia m J hoye . The religi ous r oots of academ ic free 2

dom [J ].428.

[15]　A lan B Cobban . The m 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 2

velop m ent and organization [M].M ethuen&CoL td,

Theological studies , 1997(58) :409-

日报出版社, 1998:37-38.

[2]　阎凤桥. 大学组织与治理[M].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6:254-255.

[3]　约翰・S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

绪, 等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4]　胡建华, 周　川, 等. 高等教育学新论[M].南京:

1975:235.

[16]　梅贻琦. 就职演说[M]∥杨东平. 大学精神. 上海: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5]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

文汇出版社, 2003:236.

[17]　杰拉德・卡斯帕尔. 成功的研究密集型大学必备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97-198.

[6]　阿什比.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

的四种特性[M]∥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18]　孔宪铎. 我的科大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滕大生, 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9.

[7]　霍益萍. 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

45　　　　　　　　　　　高　校　教　育　管　理　　　　　　　　　　　　　　　　第2

卷

社, 2004:17.

[24]　韦　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　晓,

[19]　杨福家.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M].上陈维纲, 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142.

[25]　D i M aggi o, Paul J Power, W alter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 m orphis m and Collective Ra 2tionality in O rganizational Fields [M].American s oci 2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97.

[20]　学者痛批名校体制弊端称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

[E B /OL].[2006-07-15].htt p:∥ne ws . qq . com /a /20060715/000038. ht m

[21]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

ol ogical revie w:147-160.

[26]　理查德・斯格特. 比较制度分析的若干要素[J ].

献出版社, 2003:74-75.

[22]　弗兰克・罗德斯. 创造未来, 美国大学的作用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3]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 大学校长视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7(1) :2-3.

(　张向凤)

野中的大学教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5.

A mparati ve Study of the Organ i zati onal Features of

Chi n ese Colleges and Un i versiti es

L IU Guang 2m ing

(Office of the A rchives,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 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 )

Abstract:Because of different functi ons and m issi ons, features of universities, as a kind of organizati on, are different fr om those of other kinds of organizati ons . Meanwhile, owing t o the obvi ous differences in external circum stances bet w ee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heir Eur opean and American counter parts, the organizati onal features of Chinese instituti ons of higher learning are als o quite different . This paper exposes the foll owing four features of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 ough a co mparis on . Their m issi ons are taken as their goal; only ad m inistrative power is res pected; their s p irit is declining; and legiti m ate mechanis m p revails . Key words: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rganizati on; organizati onal feature; comparative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