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

作者：曾成贵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2年03期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1)06-0039-07

　　一、为何以“苏维埃革命”命名

　　从1927年7月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的10年，史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90年代末，俄罗斯学者发现共产国际文献中，这段历史过程被称为“苏维埃运动”或“苏维埃革命”。笔者认为，以“苏维埃革命”来概括这段历史过程是最适宜的。

　　在中共历史文献中，以“苏维埃革命”命名这个历史阶段，是在1927年12月广州暴动以后。这个概念的运用，是共产国际指导的结果。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布文告，高度评价广州暴动的革命意义，指出：“苏维埃旗帜，这面革命的红旗飘扬在华南都城的上空。广州工人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并喊出了“中国苏维埃政权万岁！”的口号。[1]P348这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革命”概念，是从共产国际那里得来的。

　　共产国际认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就其性质而言是民族民主革命，其必然前途是社会主义。1927年春，斯大林以俄国革命历史类比中国，强调国共合作以后的中国革命存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东政府时期，是全民联合战线的革命，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第二阶段蒋介石分裂以后的武汉政府时期，是“左派”国民党阶段，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此后的第三阶段就是苏维埃革命，在此阶段，把俄国革命经验教条化发展到严重至极。以“苏维埃革命”来命名，也正好反映出这一历史特点。

　　二、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划分

　　中国苏维埃革命10年历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俄罗斯学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7月至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为第一阶段，1931年底至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为第二阶段，共产国际七大后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第三阶段。中国学者考察这段历史，也把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作为前两个阶段转换的标志，但关于第一阶段的起点，看法尚不统一。如有的从苏维埃运动着眼，把起点上溯到中共一大，有的则把起点确定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关于苏维埃问题决定的1927年9月。[2]事实上，苏维埃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为其主要标志。如果把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上溯到党的建立，苏维埃则除了制度认同以外，相当长的时间中实践缺位。事实上，苏维埃革命与前一阶段国民革命相衔接，如果把兴起的起点定在1927年9月，也有衔接中断的缺陷。因此，笔者认为，把1927年7月国共合作的破裂作为苏维埃革命兴起的起点是恰当的。

　　至于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划分，笔者认为不妨作五阶段处理：1927年7月至1928年7月中共六大召开为兴起阶段，中共六大后至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为发展阶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为鼎盛阶段，中央红军长征后至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为转折阶段，瓦窑堡会议后至1937年7月为收束阶段。

　　本文所讨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革命兴起，就截止到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从1927年7月到9月，为调整政策，打出苏维埃旗帜的阶段；1927年9月至12月，为武装暴动，催生苏维埃政权的阶段；广州暴动后至1928年7月中共六大，为系统确立苏维埃革命方略，苏维埃政权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阶段。

　　三、从宣传苏维埃到决定组织苏维埃

　　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但没有即刻打出苏维埃的旗号。从宣传苏维埃到决定组织苏维埃，是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进行的。

　　苏维埃在俄文中原意是代表会议。作为政治组织，最早出现于1905年俄国革命中。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联共(布)领导的苏维埃与资产阶级政权并存。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成为俄国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这时的苏维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机关，它是民主集中制而非议会制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而非资产阶级专政。

　　早在1920年7月，列宁就在共产国际二大指出：“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无条件地应该普遍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他们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他要求共产国际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P22-23斯大林认为，只有当中国革命发展到革资产阶级命的阶段，苏维埃才会被提上日程。所以，托洛茨基等人在1927年4月主张在中国立即建立苏维埃，斯大林予以了坚决的驳斥。即使在汪精卫摆明要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之际，6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以罗米纳兹来华取代罗易指导中共，仍然强调共产国际的决定是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结构民主化。[3]P349直到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才决定中共示威性退出国民政府，但仍须留在国民党内。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批评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的错误政策，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表示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4]P175-183汪精卫实施“分共”以后，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通告，仍称“须留在国民党内工作”。[4]P1191中共中央筹划了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部署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土地革命的各项任务。不退出国民党的方针得到贯彻，南昌暴动后的领导机构，即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

　　斯大林为何如此钟情于国民党呢？一方面是希望借此吸引下层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希望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帜号召农民。此前，共产国际内就有国民党是农民党的说法。斯大林也预感到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一天终会到来。8月8日，他签发电报指示中共：“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5]P18-198月12日、13日，又反复作了强调。

　　据此，大约在8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在“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下组织工农暴动，暂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参加讨论的共产国际在华工作人员沃林看出其中矛盾。9月20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称：“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在广东开展暴动的决定是不可理解的”，“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令人憎恨的了”。他认为，“不能以与‘左派’国民党的试验成功与否来决定苏维埃作为政权形式的问题”，“也不能认为，苏维埃在广东的建立只是作为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向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工具。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而不是宣传苏维埃的思想)现在就应当作为能切实实现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并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革命政权的唯一形式来加以接受”。[5]P85在建立苏维埃问题上，沃林更走在了斯大林的前面。

　　无独有偶。8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放弃国民党旗帜，建立工农兵政权。信中写道：“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6]P15毛泽东看出了不能再打国民党旗帜的必要性，不过，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判断也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的。8月23日，中共中央以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作答，称：“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6]P23-24大概是由于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并未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共产党复兴“左派”国民党只是一厢情愿。这时候，真正的左派代表宋庆龄、邓演达早已去国远游，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实现合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改革国民党中央，实现与国民党的内部结盟，推动中国革命，是不可实现的构想。在这种情势下，共产国际被迫调整苏维埃政策。

　　9月19日，斯大林签发关于中国问题给罗米纳兹的电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内称：“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和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可以得出在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5]P87-88次日，正式向中共发出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指示。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公开了这项政策的转变。他说：“如果说以前在国民党兴盛时期，没有立即成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那么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威信扫地的时候，在运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5]P92-93

　　共产国际的指示迅速落实在中共中央的政策调整之中。9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的决议，指出：“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4]P312-313至此，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建立苏维埃，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四、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大地上诞生

　　1927年9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中国问题，决定由布哈林负责起草关于中国革命当前阶段的总决议，以俄国代表团名义提交共产国际。10月上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两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布哈林都曾出席。

　　10月1日的会议由洛佐夫斯基主持。关于苏维埃问题，他认为农会实际上就是苏维埃，应该把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与广东等地的苏维埃区别开来，后者苏维埃的社会构成不会像苏联一样集中在工业无产阶级中，广东的苏维埃要能够在帝国主义的眼皮底下生存就需要伪装，不能具有纯共产主义的性质。布哈林表示完全同意洛佐夫斯基的建议。[5]P102-114

　　10月14日的会议由布哈林主持。鉴于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遭遇失败，布哈林提出前次会议讨论的决议草案应当予以修改：一是应以两湖为革命中心，二是苏维埃政权问题应阐述得更加清楚，以体现政策的继承性。关于“左派”国民党或者新的革命政党问题，他认为中国并不像俄国有农民党的传统，在农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党人，大批人退出国民党的论点是正确的。布哈林这种说法，解决了中国农民由哪个党来代表的问题。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则表示了谨慎的态度，认为在俄国以苏维埃的形式实现，在中国如何实现，目前还不可能知道。[5]P124-128

　　10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指示，要求中共将其干部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城市和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防止分散党的力量，以避免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耗尽力量的危险。指示罗米纳兹以最大限度保守秘密为目的，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5]P135-136

　　11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罗米纳兹出席。会议阐述了抛弃国民党旗帜的正确性，首次以“无间断的革命”定义中国革命的性质，断言“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速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制定以实行总暴动为中心的总策略，对建立苏维埃做了条件限定：“只有确实无疑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巨大高潮，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方才可以并且应当组织苏维埃，以为革命的政权机关”。[4]P363-374

　　组织苏维埃的一天终于到来了。10月底，广东海丰、陆丰及其附近地区的工农群众，在当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在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配合下，举行武装暴动，先后占领海丰、陆丰全境和惠阳、紫金的部分山区。彭湃回到海陆丰，领导筹建苏维埃政权。据报道，陆丰苏维埃代表会于11月13日开幕，海丰苏维埃代表会于18日开幕，各开会三天。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海丰各处农民工人以及贫苦民众在代表会开幕以前数天，都热闹异常，兴高采烈，如舞狮，歌唱，鼓乐……无处无鼓乐喧天，较之旧历新年的快乐，当更快乐得数百倍，人人喜形于色，欢呼欲狂。”记者感慨万千，称“这次东江农民大暴动后创立的苏维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新的革命政权正由东江扩大至全广东，乃至全中国！”[7]P232-233

　　12月11日，广州暴动爆发。当日，即成立广州苏维埃。苏维埃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联名发表宣言，宣告广州苏维埃成立，宣布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和士兵，工人群众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不仅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次。[8]P65-67

　　广州暴动是斯大林根据牛曼等人的报告，于12月10日批准的。[5]P173但广州苏维埃只存在两天。12月13日，广州失陷，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大批起义者英勇牺牲，苏联驻广州外交人员亦未能幸免。广州暴动和苏维埃的建立，是仿效俄国十月革命以中心城市的暴动夺取政权，从这个角度看，它被冠以“第一次”并不为怪。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指出：“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在中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英勇的尝试，它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的极其伟大的英雄主义范例”。[1]P353-354

　　五、苏维埃方略的系统确立

　　共产党领导建立苏维埃，这在中国是新鲜事物。苏维埃能否成长，与对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形势以及革命斗争中的倾向性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在当时，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不一致，迫切需要统一思想。

　　罗米纳兹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返回莫斯科，所遗下的工作暂由米特凯维奇承担。1928年1月，米氏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映了当前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她认为国民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迅速崩溃，除了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取得政权而斗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关于当前革命斗争中的倾向性问题，她认为企图人为地加速革命成熟的进程，转而采取革命的最后行动，是目前全党的主要病症，主要表现为革命急躁情绪和盲动主义。关于革命性质、革命策略和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她认为迫切需要通过召集全党代表大会加以正确解答。[5]P278-298米氏的判断不乏矛盾之处，如她看到了盲动主义和急躁情绪的普遍存在，却又认为革命浪潮正在高涨。其实，这种高涨，正是盲动主义催生出来的假象。

　　对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洛佐夫斯基有不同的看法，他连续给在上海的米特凯维奇等人写信，指出：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是密切联系的，广州暴动后是否已经爆发先锋主义情绪。在目前，先锋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加危险。他认为扩大会议决议对中国资产阶级作用和意义估计过低，将导致对资产阶级作为反革命力量的极端危险估计不足。关于不断革命的论述非常冒险和混乱，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决条件的提法也是混乱的。[5]P196-207

　　1928年2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全会。会前，执委会召开中国委员会会议，为全会的召开作准备。会上，罗米纳兹作了主要报告，会议听取了佩佩尔、牛曼等人的报告，洛佐夫斯基、希塔罗夫、牛曼等做了发言，布哈林参加1月31日最后一天会议并两次讲话。布哈林与罗米纳兹存在重大分歧，会议的结论性文件没有通过，全部材料转交给第九次全会。

　　布哈林不同意罗米纳兹关于中国革命“已经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就其实质而言仍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张不要把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混淆起来；他不同意中国革命是“不断的革命”的提法，不同意罗米纳兹关于中国有着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认为否定反动派存在联合并不符合事实。随着革命的发展，社会分化加大，有必要争取中间阶层。不过，布哈林承认断定中国存在直接革命形势是正确的。他强调，在中国，中心口号应当是武装暴动，政治口号是苏维埃政权。[5]P219-257

　　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此前关于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的争论做了总结，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阶段的革命是“不断革命”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中国革命运动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这种新高潮正在酝酿；革命运动发展的极不平衡，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只有通过起义和推翻现政权，才能解决革命的任务，因此需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必须坚决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把起义当儿戏，党在农民苏维埃地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队伍。决议高度评价了广州暴动和苏维埃的建立，同时也指出了在领导工作方面的缺点。[1]P350-354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议。通告强调：党中央正在着力纠正各地工作中的盲动主义错误，这种错误倾向主要表现在玩弄暴动，农村中的烧杀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接受对“无间断的革命”的批评。

　　关于苏维埃的建设，中共中央则在3月10日就发出通告，作出十条规定，内容主要有：苏维埃组织在暴动前是暴动指挥机关，暴动胜利后是政权机关，改变了过去只有暴动胜利后才能建立苏维埃的规定；苏维埃是直接民众政权，经过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绝对禁止党部指派，代表中应尽可能引进非党员，凡年满16岁的男女而非剥削劳动者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了由乡以上至省苏维埃机构的人员组成和运行机制。[9]P66-72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对苏维埃政权作出系统规定。同时，对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也作了相应规定。至于地方第一次对苏维埃政权作出规定，则是中共江西省委1927年11月完成的。江西省委起草了《苏维埃临时组织法》，说明了苏维埃的来源，苏维埃的意义与任务，苏维埃与资本主义政权机关的区别，规定了苏维埃政府级别及分别管辖范围，选举条例，各级苏维埃产生的方式与组织方式，各级苏维埃的权限及隶属关系，并制定了《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10]P4-14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分析了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制定了民主革命十大政纲。大会决定党在苏区的任务主要是：发展苏维埃根据地，最大限度地发展正规武装红军，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纲领，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确定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正式名义为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产业工人应占优势，以保证其领导作用；苏维埃代表须按期向选举人报告工作，选举人有权撤回旧代表另换新代表，苏维埃的各项工作均应受到劳动群众的监督；共产党通过党团领导苏维埃，应防止党代替苏维埃或苏维埃代替党的倾向。[9]P235-251

　　中共六大的召开和一系列决议的通过，标志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苏维埃方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系统确立。从此，中国苏维埃革命越过艰难曲折的兴起阶段迅猛发展。

　　六、小结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国民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转折同步。这个历史过程，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的不二选择，也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必然产物。

　　苏维埃革命模式毕竟是移植过来的，作为指导者的共产国际所依据的只是苏联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基础创立的思想理论，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调适和结合。实践是第一位的，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不可变异的教条。在苏维埃革命兴起的阶段，共产国际的指导不断调整，如：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从不退出国民党的内部联合到外部联合再到抛弃国民党旗帜；从认同直接革命形势到承认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俄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转到主张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这些调整是必要的、有益的，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逐步受到重视，代表着中国革命未来的正确指向。中共六大关于党在苏区的主要任务的规定，表明革命中心的设想正在发生位移。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代表的工农武装割据，其重要性正在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得到提升。一切权力归于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的出现，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局面。井冈山根据地的群众称苏维埃为“埃政府”，“埃政府”即我的政府之意。[10]P49尽管政权建设只是初试，但群众知道了它是自己的政府，意义深远。苏维埃革命旗帜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表明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正在探索。

　　由于是模式移植和外来指导，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不断发酵，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必然产生干扰。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理论来源于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这个理论以俄国革命历史类比中国，模式化论断存在重大缺陷。罗米纳兹否认中国革命仍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实以此为据。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六大，虽然正确指出中国革命仍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否定了“无间断革命”，否定了革命已经发生质的改变，否定了盲动主义和先锋主义，但是，并没有彻底地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中走出来，继续认定苏维埃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变更土地制度和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并且“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9]P170在实践上，把国民党内的派别一律视为反革命派别，把第三势力视为统治阶级的奸细，因反对资产阶级而牵连农村富农，解决不好革命统一战线问题，这就难免发生一系列超越革命阶段的“左”的错误，并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作者介绍：曾成贵(1954-)，男，湖北浠水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湖北 武汉 43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