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上海第一次党员大会 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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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8日，中央通知，召开上海党员全体大会，会上由上海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忘其名）报告第三次全会通过的各项重要决议，如决定国共合作，各地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等。其中一条是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从前有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一任的委员长是陈望道，后来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辞职。徐梅坤于本年四月间奉命担任委员长。现在上海地方委员会改为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职权扩大了，除上海市而外，兼管江苏、浙江两省的发展党员、成立小组及工人运动等事物，所以要重新选举。

这天会上，选出执行委员五人：徐梅坤、沈雁冰、邓中夏、甄南山、王振一；候补委员三人：张特立（国焘）、顾作之、郭景仁。

第二天，新选出的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中央委员王荷波（工人出身）、罗章龙代表中央出席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彭雪梅列席。经过讨论，决定邓中夏为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为劳动运动委员，我为国民运动委员。

全上海分为四个小组：

第一组（上海大学）共11人，其中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许德良、林蒸，以林蒸为组长。

第二组（商务印书馆）共13人，董亦湘、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张国焘、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付立权、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以董亦湘为组长。这一组中，董亦湘、杨贤江和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或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或发行所工作。徐梅坤并非商务印刷厂工人，但他曾组织商务的印刷工人成立工会，他又是上海印刷工人总会的负责人，所以派在商务一组。

第三组（西门）共10人，其中有林伯渠、邵力子、雷晋笙（震旦大学学生）。

第四组（虹口）8人，有甄南山、王荷波等。

就此四个组算来，当时上海党员共42人。但是实际上不止此数，因为还有暂时离沪，不知住处或在监狱的，约10人，暂不编组，有些中央委员也未编入这四个小组。

这次会议又决定：指定教育宣传员若干人，轮流到各组或大会（二、三组合并开的会）讲演。

第一期演讲人及讲题如下：理论及党纲二人，瞿秋白、邓中夏；政治二人，林伯渠、张国焘；经济二人，张国焘、刘宜人；劳动三人：王振一、王荷波、甄南山。

这次会议又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有与国民党员合作，发动社会上各阶层的进步力量参加革命等任务，事实上是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过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罢了；其当前任务为限期使上海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指派我兼任此委员会的委员长，委员为林伯渠、张太雷、张国焘、杨贤江、董亦湘等八人。此外又设立劳动运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做工人运动外，还办了劳动夜校，夜校课程有英文、共产主义常识、劳动运动常识，分别由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王振一担任，英文教员为许德良。

最后，又决定杭州和宁波应尽早成立地方组织，以便进而成立浙江省委；此由徐梅坤（他本来就是从杭州来的）、王荷波负责。其次，松江、无锡，那里要设法发展组织的，打算由上海派人去，这项工作由邓中夏、王荷波负责。至于苏州、南通，由我负责。因此我曾到苏州去过几次，找在那里的有过文字关系的人（例如我编《小说月报》时曾投过稿或通过信的），发展为党团员。在南通，有个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顾仲起曾经投稿（诗），思想左倾，可以先和他通讯，慢慢发展他为团员。

因为担任上述的党内职务，我就相当忙了。执行委员会大约一周开一次会，遇到有要事研究就天天开会，再加上其他的会议和活动，所以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指在商务编译所办事），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

8月5日的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这次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并作出决议：

一、救援在狱同志，排定我联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设法保释。

二、江、浙军事问题，决议：上海、杭州两地同时发动反对军阀内战的运动，以“反对军阀内战，武装民众”为口号，此事由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

三、密令金佛庄（他是浙江人，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现在杭州夏超的警备团任营长，夏超是地方军事力量的首领，任浙江省警务处长。）相机做反战宣传，如果他带的一营要上阵，打仗时应设法保存实力。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而做出的决议。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早年就注意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问题了。

四、劳委会（这是党内的）和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公开的做工人运动的）合并为一个机构，统一负责上海的工人运动，并决定我以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加入该机构。

毛泽东同志又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劝他们取消推出党的意思。

这里要加点说明：陈望道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去上海地方委员会之职已见前文，后来他又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声明他自愿退出共产党。沈玄庐本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后来在党内也担任重要职务，他在他家乡浙江萧山县是个大地主，他信奉了共产主义，就自动减了佃户的地租，并且办起一个“农民协会”，这是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可是不久前他从萧山给陈独秀一封长信，略谓当初发起共产主义小组本来郑重约定凡进入共产党的，必须品行高洁，有献身精神者；但建党以后，滥收党员，连流氓、拆白党也加入了，竟拐走他的儿媳，这样的党，他不愿再做党员云云。

这里要有一点说明，我得之传闻的是：有个姓吴的年轻党员或团员到沈玄庐的家里做客，与沈的儿媳杨之华相识，杨之华向吴某探听上海大学的情况，吴告诉了她；后来吴某回上海，接着杨之华也从萧山到上海进了上海大学。沈玄庐信中所指的拐逃，事实如此。据传吴某在萧山沈玄庐家里的时候，对杨之华有求爱的表示，被沈玄庐看见。其实杨之华对吴某连友谊也说不上，她向吴某探寻上大情况，好比向一过路人问路。不过杨之华与丈夫沈剑龙志向不同，趣味各异，感情不和，也是沈玄庐素来知道，所以他有这样的猜想和指责。

这封长信是寄给邵力子，请邵力子转交陈独秀，邵力子因为自己也想退出共产党，不愿去见陈独秀，就把这封长信送给我，要我转交中央。上海的年轻党员当时对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三人很不满，背后议论，都说他们投机，甚至说他们叛变。所以毛泽东同志要求党员们对他们三人的态度要缓和。

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望道、邵力子解释，请他们不要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陈望道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邵、陈又说，不必去劝沈玄庐了，他一定不愿再入党的。

几年以后，沈玄庐在蒋介石叛变后，在萧山到上海的途中，为人暗杀，当时有人说此事是蒋介石指使的，因为沈玄庐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反对蒋介石，所以蒋介石要除掉他。

人们对沈玄庐的一生，毁誉参半，我此处只是叙述我所知道的事实，绝对没有对他做结论的意思。

1923年9月初，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改组，这是因为担任地委委员长的邓中夏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那是指导全国青年运动的重任，十分繁忙，因此不能兼任上海地委的职务。又地委委员王振一、甄南山两人也调动工作，提出辞职，张国焘将到北方，也提出辞职。这样，共缺执委三人，候补执委一人。增选结果：王荷波、徐白民（主持上海书店的）为执委，提升原候补执委顾作之为正式执委，又选出瞿秋白、向警予、林蒸为候补执委。新的执委会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委员长为王荷波，秘书兼会计是我，国民运动由白民、作之负责，劳动运动由荷波（兼）、梅坤负责。

大约9月底，执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改组了国民运动委员会，统一管理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妇女各方面的运动，此委员会共18人。恽代英和杨贤江专任学生方面，这是我第一次会见恽代英。专任妇女方面的，有向警予和我。向警予当时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又实际在妇女工作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并任《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的主编之一，她专任妇女方面，可谓得人。至于我，只因常在《民国日报》的副刊《妇女评论》上写写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所以也把我算上了。

这一届执委会还调整了各小组，因为当时各小组成员的流动变化很频繁，经常需要重新编组。执委会有指定了小组讲演员，有蔡和森、瞿秋白、施存统、恽代英、向警予、邓中夏等六人，每人每月讲一次。六人中，和森、秋白、警予、中夏都是中央委员。这一届执委会除了日常工作外，还决定在11月7日组织一次十月革命五周年的纪念活动，确定：

一、由《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出一张纪念号，陈独秀、瞿秋白、刘仁静、施存统和我各写纪念文一篇；

二、7日下午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纪念会；

三、印刷小传单到工厂门口散发。

不过，纪念文章后来我没有写，《觉悟》是否如期出了纪念号，则记不清了。

1923年11月国民党发表了改组宣言，孙中山决定依靠共产党来改组国民党，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决定于1924年正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12月25日，陈独秀以中央名义向全党发布了第十三号“通告”，指示全党同志要积极投入“复活国民党”的工作。“通告”提出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即全体加入”，并由地方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所应进行诸事”；没有国民党的地方，地方党可以联合急进的非党同志，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通告”还具体指示了为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各地组织如何选派代表等事宜。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本来党的三大就通过了决议，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阻挠，也由于共产党内某些人（如张国焘）不赞成，进展一直迟缓。现在孙中山不顾右派的反对，决心改组国民党，因此党中央在12月的“通告”中紧急指令“同志们立即全体加入”国民党，以便推进革命新形势的到来。

1924年初，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建立起来了。这是管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的党务机构。它有秘书处，常务委员是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文书科主任邵元冲，邵未到前，由毛泽东同志代理（8801评：毛替党国效力时，老蒋还不晓得在哪里混呢！真令竹子之流背过气去！）。组织部部长是胡汉民，秘书为毛泽东；宣传部部长是汪精卫，秘书为恽代英，宣传部指导干事为施存统、沈泽民；工人农民部部长为于右任，秘书邵力子，调查干事及办事员有邓中夏、王荷波；青年妇女部部长为叶楚伧，秘书为何世桢，助理为向警予。

这几个部的部长实际上是挂名的，真正办事的是共产党员。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在同年一月，也进行了改组。1月13日召开上海党员大会，陈独秀出席报告国民党改组前后左右派斗争之形势，筹办黄埔军官学校及他对时局发展的估计。张秋人报告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在上海国民党内所占的势力及其影响。这次会上，改组了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选出沈雁冰、沈泽民、施存统、徐白民、向警予五人为执行委员，候补委员为徐梅坤、杨贤江、张秋人。执委会选出施存统为委员长，我担任秘书兼会计。会议决议：多派同志进黄埔军官学校。此时属上海地方执委会管的党员共有50人，分四个小组，第一组18人，组长为刘剑华；第二组15人，组长为徐梅坤；第三组12人，组长为刘拜农；第四组仅5个人。

这第二届上海执委会除日常工作外，还做过临时活动：

第一、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做了准备。事先，俺们已经知道上海斜桥有一个“二七纪念筹备会”，这是当时上海一部分资本家串通官厅利用一个流氓工头姓童的宁波人搞起来的；他们意在借此哄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以便建立一个由他们指使的假工会，和党所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分庭抗礼。我们分析形势之后，认为与其弄成两个“二七纪念会”唱对台戏的局面，还不如我们加入斜桥这个筹备会而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当时决定：施存统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加入，王荷波以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加入，周启邦以青年团的名义加入。又决定纪念会开会时的演讲员为邵力子、杨贤江（设法由筹备会聘请），施存统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自请讲演，王荷波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讲演，阮永照，当大会主席宣称“现在自由演讲”时，他就上台讲演。又决定出版《二七纪念册》，由罗章龙、施存统、刘仁静、沈泽民各撰文一篇，限期交稿。以上各项，都按计划基本完成了。

第二、列宁追悼会。预定追悼会日期在三月初，即上海各校寒假以后，并由上海大学、复旦大学联名发起。但后来因为国民党决定发起，就取消原议而在《民国日报》出一期特刊，由我们供稿，还要出版纪念册，除我们撰文外，也请沈玄庐撰文。

第三、决定加入黄炎培派之上（海）宝（山）平民教育促进会，为此在执委会内组成平民教育委员会。后来又决定党员应以个人名义加入黄派之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教师及招生委员会。

第四、印刷于旧历元旦的传单两种，一散发，一贴于马路两旁墙上，贴墙上的是一条标语“收回海关主权！”传单共印五千份，分给杭州两千。

3月26日，我因邵力子拉我去编《民国日报》的副刊《社会写真》（后改名为《杭育》），加之其他事情繁忙，向上海兼区执委会提出辞职

。我的辞职被通过，但因补选在即，要我仍任执委会的秘书兼会计，直到补选出新的职位会为止。

1979年9月20日写完

本节完。

--摘自《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