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小纸片等

　　我们的小纸片　　张光玮 　　 　　我有许多小纸片，上面写满了汉字。和日本人交谈，不能理解对方的时候，汉字成了我们共同的语言。我们聊文化、经济、社会。但很少谈政治、谈战争。我的年龄和阅历经受不起这种话题。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遇见的是菊花，温暖的菊花。而心情是复杂的。 　　高中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我认识的鬼子兵》，一直记得里面有一个和当时的我同龄的日本少女，听作者说完侵华战争历史后认真地去图书馆查阅了资料。9年后，想不到自己竟也坐到鬼子兵的后代对面。他们和书中的少女一样对战史知之甚少，学校不教，但好像多少也知道学校不教这个事实。只有一次，曾试图引导一个女孩子去看《东史郎日记》。不过我猜她没有时间看，她忙着打工，学英语，去美国。 　　有些年轻的日本人和我熟了以后，会问及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因为新闻媒体经常报道中国人抵制日货等消息，所以有人直接跟我说害怕中国人，怕去了中国挨打。不过倒是不怕我，常常帮我，热心地教我日语。我们的小纸片上常常挤满一起看的电视剧里出现的搞笑单词。 　　 　　隔壁的小女孩经常跟我说她迷恋了十年的堂本光一。但有一次她说，出生在这个时代(而且是和堂本光一同一个时代!)，学校条件很好、住得也很好、没有衣食忧愁、没有经历地震、没有原子弹轰炸，幸福。我很惊讶8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还在担心轰炸这件事。所以他们的危机感是沉重的，爆发出的幸福感也是炽烈的。 　　可能很难有机会碰到活着的鬼子兵了。交谈过的日本老人中年纪最大的是75岁的前野先生，他是日本遗孤，出生在长春，见到我第一句话是：“非常对不起，我们日本人当时在中国做了非常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其他年长的日本人一般不和我谈近代史。我遇见的大概在日本战败前后出生的中老年日本人，爱看《三国志》，熟读唐诗宋词。我们在餐厅里聊一两个小时，最少也要消耗半厘米的餐厅纸。他们喜爱汉字，认为写汉字是有修养的表现，担忧年轻人总是看漫画头脑变得越来越简单。 　　战后出生的中年日本人，我常接触的，是大学教授或者活跃的建筑师，受到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学兼中西。日本社会的阶层文化在这些事业有成的中年人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所以如果我不要求，他们不会为了与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的交流能更顺畅而轻易俯下身来写汉字。是的，他们是俯瞰的姿态。这种压迫感让我愤怒。刀剑是武士的配备，日本的社会是挎刀成年男子的社会，施与，但不会同情弱者。是谁说的理解意味着宽恕? 　　 　　老子不过是　　王小姿 　　 　　老子不过是走路的时候顺便哼了几句歌。 　　就被一坨新来的男同事问：你怎么每天都那么高兴? 　　言下之意就是对我的智力情况和一颗深藏不露的忧国忧民之心产生了巨大质疑。 　　个人觉得吧。 　　这个世界上。除了抑郁的人。就是装作不抑郁的人。 　　老子当然轻微地隶属后者。 　　Bean老师听说也很抑郁。并无法自控地从装作不抑郁的阵营，投诚到了真抑郁的阵营。 　　唉。老天要下雨。老娘要抑郁。都只能随他／她去吧。 　　孙考拉：小姿姐，为什么你不在线QQ头像也是彩色? 　　小姿姐：因为我人品好、智商高。 　　孙考拉：我怎么看不出你智商高? 　　小姿姐：因为你智商太低，人品也不好…… 　　依旧沮丧。 　　就是那种。呃。我若是别人。 　　那一定会有许许多多刻薄又恶毒的词汇。形容“我”干出来的糙活儿。 　　所幸每经历一次对自己的彻底否定与鄙视。 　　脸皮说不准。心皮，是必定随之增厚几分的。 　　想来有天老子的心变成一颗撒尿牛丸。紧实Q弹……就再也没有烦恼啦! 　　《绝望主妇》小园丁胳膊上文的是前女友裸像。 　　可是。我说。新闻报道要这么个打马赛克法儿。 　　大家想看看人类肉体。除了揽镜自照，和翻看一下配偶，之外，简直都没有其他途径了…… 　　软管的洗面奶，用到挤不出来时，就把管儿剪开。 　　残留的奶儿们没准儿能再用3天以上(包括三天)。 　　牙膏，用到挤不出来的时候，用擀面杖擀一下。 　　残留的膏儿们没准儿能再用一个礼拜(包括七天)。 　　洗发水儿，用到摁不出来了的时候，拧开总开关往里灌水至1/4。摇匀。 　　形成的混合物依经验可以洗两个头(每头两遍)。 　　就像我啃玉米都会把最后一个粒儿啃完。 　　觉得同为玉米粒。大家应该拥有同样一个命运。剩下一粒，未曾消化系统就直接成了垃圾，会替它感到命运之不公。 　　行了，就叨叨这些吧。再见。 　　 　　只谈恋爱不结婚　　袁晓厨 　　 　　跟朋友吃顺德菜，点了一份夫妻肺片。上菜后，大家非常失望，肺片切得过厚，味道也差强人意，与正宗的夫妻肺片，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朋友跟小妹半开玩笑地抱怨，“这盘夫妻肺片，是已经离婚了还是未婚同居啊?”如他所说，离婚或同居似乎有点不够“夫妻”。不过这是在中国。天生浪漫的法国人，对“爱情一婚姻一家庭”三部曲不以为然。 　　我的法国同学斯蒂芬妮和我同岁，她和小自己一岁的弟弟，同妈妈一起住在马赛，而他们的爸爸却独自在巴黎经营一间律师事务所。一家人只有在假期才能团聚，此外，就是父母乘着出差的机会偶尔也能见见面。但这样的长期分居绝没有引发“婚姻危机”，因为她的父母从未结婚。 　　斯蒂芬妮的父母并非特立独行，我们研究所一位女教授未婚却有家庭已是比她的年龄还要公开的秘密。选课表上，教授的姓氏前是Melle(用于称呼未婚的小姐或女士)而不是Mme(用于称呼已婚的女士)。和蔼可亲的教授曾盛情邀请全班同学去她家做客。在马赛某个幽静小区有着前庭后院的小别墅，我们见到了她的同居男友，以及他们5岁的儿子。他们一家人与一般的已婚家庭没有任何区别。要不是教授那个Melle，我们实在无法相信那可爱孩子是所谓的“非婚生子女”。 　　不只普通百姓，公众人物也不例外。前一阵竞选总统的罗雅尔，和她的同居男友一起生活长达20多年，有4个孩子，最大的25岁，最小的15岁。只不过这场爱情马拉松终因第三者的出现而结束。 　　法国朋友跟我狡辩，说结婚的手续太麻烦，所以他们宁肯同居而不结婚。法国人多是天主教徒，结婚仪式有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在教堂举行的宗教婚礼，由上帝、神父和亲朋好友见证；二是在市政厅举行的公证婚姻，由市长作公证。宗教婚礼的仪式非常神圣，以致有人担心违背誓言而不敢发誓作出承诺；公证婚姻的手续则很繁琐，往往需要提前数月甚至半年预约，还要准备一大堆证明文件。所以对法国人来说，结婚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没有考虑清楚，还是不要做决定。有的人，一“考虑”就是一辈子。 　　有其人必有其法。法国的法律也和它的人民一样“自由散漫”。他们的民法设定了一项特殊的“同居协议”，

最初是为了给没有结婚权利的同性恋提供共同生活的法律保障，结果被很多不想结婚却希望有相对稳定的同居生活的人“偷渡”。于是，在法国申请房屋补贴的表格，除了未婚和已婚两个选项，另有第三种状态：是否同居，且还区分了男女，男男，女女三种组合。 　　 　　话剧导演　　醉　琴 　　 　　我爱看话剧，至少我爱这样说。有段时间，我到处跟人说：我想做一个话剧导演。我不知道话剧导演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爱这样说。 　　那大约是在看了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之后不久。萨特，1997年，北京。看完后我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前，我觉得能进机关做个女文员其实挺不错，之后，我觉得文员算什么，我要当话剧导演。 　　我喜欢话剧剧场那种小，那种演员和观众能够听到彼此呼吸的紧凑、温暖和一点点压迫感，这和电影院是多么不同啊。电影院那么大，人心涣散，还隔着一个银幕，演员和观众问貌合神离。我还喜欢话剧的简洁。没有花哨的特技、没有复杂的镜头切换，没有所有那些平庸的导演可以隐藏其平庸、优秀的导演不能突出其优秀的杂质。 　　但是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说说而已。在四处宣扬自己将要成为话剧导演之后，我看不出在自己和话剧导演，这两点之间如何能够连成一条线。于是我沿着另一条道路走下去，直到再也不好意思腆着脸说自己想当个话剧导演。 　　其实，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的。但是创造机会，多么辛苦啊，要翻山越岭吧，要四渡赤水吧，哪像眼前这铺好的高速公路，可以F1般开下去。谁年轻的时候没个理想啊，但只有极少数人以为自己真能跟理想搞上一腿。 　　更早的时候，大学时代的一年冬天，我站在学校大礼堂门口等我暗恋的人。他导了一部学生话剧。因为暗恋的缘故，觉得该剧无比动人。为了表达我的赞美，我坐在那儿等他的话剧散场。话剧散场了，所有人都走光了，他也出来了。我鼓起勇气跑过去说恭喜演出成功。他说谢谢再见。然后我沿着学校的林荫道默默走回去。一个晚上，一个月，一年，几年，都不能从那个夜晚的寒冷里走出去。 　　在纽约七年，才看三四部话剧。然后就焦虑起来，去看大西洋剧院的“No End of Blame”。一个卡通画家从一战到70年代的经历，从对西方的幻灭到对东方的幻灭再到对一切的幻灭，各种激烈的元素尽在其中，合乎我激烈的胃口。 　　走出剧院，我感到充实。不是因为这场话剧，而是因为我看了一场话剧这个事实。走在街上，10年前那种激动在眼前重现。我有一个这样的构思，还有一个那样的构思……啊，我有那么多的构思。但是很快我就走到了地铁站，很快地铁就来了，很快我就随着人群挤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