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极端的恶"到"平庸的恶"
摘 要：20世纪以来一些女哲学家的名字如雷贯耳，比如出生于德国，后又流亡法国、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她的思想对当今社会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少有的女性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公共政治领域一直与男性在较量。经历了艾希曼审判过后，汉娜?阿伦特完成了从政治到哲学的转变，以她独特的女性视角，提出“平庸的恶”概念，至此，汉娜?阿伦特在形而上学领域独放异彩。
关键词：汉娜?阿伦特；形而上学领域的成就
一、 政治领域里的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毕业于海德堡大学。早年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
1951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多年政治学研究的成果《论极权主义的根源》，第一次写极权下的人类境况。该书被欧美知识界和舆论界称为“大师的杰作”，认为可以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著作相媲美，从而奠定了阿伦特作为著名政治理论家的基础和声望。《极权主义的起源》不但是她的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她的一生思想中的一个聚合点。后来，她论革命，论共和，论责任伦理等等，都与此密切相关，不妨看作极权主义问题的不同维度的延伸。
另一方面，《极权主义的起源》提出了“一切都是可能”的信念，极权主义政府很容易把人变成绝对的多余。这期中经历了三个必然步骤：一，取消人的法律人格，二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三消灭人的差异性和人的独特性。（李晓勇）
二、极端的恶
阿伦特就此提出“极端的恶”的概念，并且在她的其他著作《人的境况》、《论革命》等著作中反复分析研究。“极端的恶”是极权主义独有的产物，因此与传统的恶相比，“极端的恶”不是因为某种目的消灭某人，而是从根本上消灭人，消灭人性，把人变成绝对的多余。伯恩斯坦说，阿伦特并不是在提供一种全面的恶的理论，她只是三番五次的追问恶，而且留给我们关于恶的许多未曾解答的问题的思考。伯恩斯坦告诉我们：尽管阿伦特对根本的恶的理解有严重的缺陷，但是她思想的某些方面对于在我们的时代把握恶仍有重大意义。阿伦特反思了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分析了给人类巨大灾难的起源，并提出解决现代民主困境的方案，由此，阿伦特孕育了公共领域理论的支架。阿伦特做了缜密的分析，指出“极权主义”这一“极端的恶”是“我们时代的重荷”，并且警告说，极权主义并未终结于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终结。此外，阿伦特在她的《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和《精神生活》等著作中也清晰地展示了自己的政治观。
三、 形而上学领域里的汉娜?阿伦特
海德格尔告诉我们：沉思执着于追问，追问乃通向答案之道。阿伦特回答道：形而上学终结之处，必然需要思想的转换，但是思想的任务不是意识和诗，而是政治哲学，对于每个人而言，基本的“政治”就是无论在何时何地的条件下，都要保持思想的张力和思想的独立性。而这恰恰是“平庸的恶”所要澄明的。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声名鹊起，成为20世纪最富盛名的政治理论家。也就是在这本书中，她提出了“极端的恶”，但是在她经历艾希曼的审判之后，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将“极端的恶”修正为“平庸的恶”。这一概念的修正完成了阿伦特从政治到哲学的转变。
1961年4月，阿伦特作为《纽约人》杂志报道艾希曼审判的记者，多次前往耶路撒冷，跟踪报道审判的进程。阿伦特阅读了数千页的特工监听纪录和警察的询问记录，并与以色列总理、外长和最高法院院长进行了交谈，而且与证人和旁听人进行交流，倾听和征求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阿伦特于1963年2月16日、 2月23日、 3月2日、 3月9日和3月16日在《纽约人》 杂志发表了连续报道， 并以《耶路撒的艾希曼》出版成书， 在这部著作中， 阿伦特主要阐述了以下三个观点：第一， 逮捕艾希曼的合法性以及以色列审判艾希曼的合法性。第二， 犹太人评议会在大屠杀中的功能与作用问题。第三，对艾希曼的认识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李晓勇）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既是一名循规蹈矩的职员，也是一名和蔼可亲的父亲，但他在面对选择时候的无思――没头没脑的鲁莽、 无可救药的迷茫， 抑或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 却是黑暗时代的人们的显著特征。
四、平庸的恶
“平庸的恶”是 阿 伦 特 继“ 极权主义”、“ 反犹主义”之后，对现实关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阿伦特看来，“ 平庸的恶”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理论或者教条， 而是表征着一个不思考的人为恶的实际特征。阿伦特认为，纳粹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她再次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比如像阿道夫?希尔曼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问题在于纳粹通过使用新的“语言规则”来解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灭绝”、“杀掉”、“消灭”对于追求观念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
不仅艾希曼，即使她的法国朋友、犹太委员会也有这种“平庸的恶”。阿伦特对于犹太人在历史上处于边缘状态的“无根基性”、“无政治性”，以及犹太组织的领导的消极做法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艾希曼作为个人，在犯下罪行时是无意识的常人。这是一种“平庸的恶”。他更大的罪行在于丧失了自我，这是反人类。只有更深刻地检审“平庸的恶”，才能真正认识到纳粹究竟的罪责究竟由谁来承担，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五、政治到哲学的转变
阿伦特在其晚年，明确提出要返回哲学本身。阿伦特对精神生活的关注，首先就体现在她参与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以及对“平庸的恶”作出的思考。经历艾希曼审判后， 阿伦特摒弃了“极端的恶”概念， 提出了“平庸的恶” 理论，“阿伦特不仅从政治体制的社会结构功能来追究历史的罪责，还要从人性的层面考虑政治、道德领域的集体和个人的责任”。“平庸的恶”指的不是邪恶不凶残， 而是再凶残的邪恶也是空洞的。
同时，阿伦特极富勇气的批判了犹太人评议会。如果没有犹太人评议会提供名单，没有犹太人评议会的组织，没有犹太人评议会与纳粹的合作，那么大屠杀就不可能形成，或者至少不会那么顺利地让如此之多的犹太人失去无辜的生命。阿伦特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一方面源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她曾从纳粹的集中营中死里逃生；另一方面则源于她的哲学和思想。
经历了艾希曼审判事件以后，阿伦特逐渐修正了自己对于恶的研究和分析，慢慢转入人性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阿伦特展现了作为女哲学家的无比的勇气和良知。
传统概念里，哲学研究只属于男性，应为沉思不属于女性。形而上学领域需要的是男性气概，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勇气”。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气是一种真正的德性。在阿伦特以前，人人往往都这么想，哲学家是男性气概的尺度。哲学家既具有欣赏世界的能力，也必须具有觉察它的限度。其实，女性也具备哲学家的可能，但是她们一旦以个人的眼光看待事情的意义，她们马上就不像是哲学家了。
长时间以来，女性为了改变歧视，非要在哲学领域证明自己。哲学本身是思维的训练。纯粹在智力上比较，并不一定能显得女性更高明。相反，它制造了一个伪命题，甚至一个陷阱，会让女性陷入无谓的争斗中。女性主义的策略应当基于女性自己的利益和成本，让女性做自已想做的事情。看上去挺美，平静地发挥自己的力量，这才是当今女权主义者的追求。 要知道，男人还没有女人那么理解自己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