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步入权力通道的积极意义等(4则)

　　农民工步入权力通道的积极意义 　　 　　近期，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的规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而在此前，中国各地就屡屡传来农民工当选地方人大代表的消息。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农民工戴全明当选浙江宁波市江东区人大代表；重庆忠县打工农民向世洪出现在重庆沙市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如今，农民工从当选地方人大代表到即将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说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不断向高层次推进。 　　近几年，农民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农民工队伍数以亿计。人数众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今天足以影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根据城市建设的需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署，农民工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持续增长，他们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主体，设置“农民工”界别的条件已经成熟。 　　然而，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当选地方人大代表的还只是极少数，到现在为止，全国人大代表中还没有农民工。而同样是“新社会阶层”，民营企业家正大量当选人大代表。据报道，广州市本届（2007年）的比例是9.6%，比上届增长了140%，比前一届增长了860%。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代表比例如此显眼，与农民工群体在公共政策决策中集体失语形成鲜明对照。 　　众所周知，人大代表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产者和管理者等精英阶层占代表多数的话，最终形成的将是一种有缺陷的社会治理架构。因此，设置农民工界别，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应占有一定的比例，应当视为改善人大代表结构的一个积极信号。 　　从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为农民工代言的人，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工。来自于社会其他行业领域的人大代表，虽然对于农民工权益问题不乏关注和伸张，但要么因为角色冲突和身份限制，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么因为精力有限，无法获得最翔实、最贴近实际的“一手资料”，从而让这种“替代式发言”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农民工的问题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他们自己反映才最有说服力，农民工亟需在公共权利平台上播放农民工自己的“原声带”。赋予农民工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的直接话语权，农民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代表席位上代表自己，行使神圣的当家作主权力，许多农民工切身的权益因此就能得到相应的维护。 　　 　　维权也要“腐败成本”？ 　　 　　据报道，造墓地、采沙石，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檀峪村1000多亩土地因此被毁。村民们维权无果后，转而求助于一位据称有特殊关系的影视制片人龚铁桥。维权村民称，他们曾集资向龚铁桥送出两万元，但没解决任何问题。依据村民的举报，涉嫌诈骗的龚铁桥已被公诉到海淀区法院。 　　村民为1000多亩土地被毁而维权，将龚铁桥告到法院也是一种“维权”。为土地维权无果是前因，求助龚铁桥帮助维权是后果。如果说，龚铁桥涉嫌诈骗的话，那也是村民按正当渠道维权无果后的无奈。 　　据悉，2002年以来，檀峪村村民曾反复向有关方面反映该村土地被“不法侵占”。2003年4月，在朋友的介绍下，檀峪村3名维权代表进城拜见了龚铁桥。“龚铁桥后来跟我们要钱，他说凭他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不在话下，但办事得‘粮草先行’。”于是，村民集资两万块钱送给龚铁桥（据村民反映）。这两万元钱是无计可施的村民的维权“成本”。 　　当维权需要“腐败成本”时，正常的维权渠道已严重堵塞。没有人愿意维权过程中需要“找关系”，需要花钱，甚至还要再花钱花精力为另一种“维权”而打官司。早有专家呼吁，要重视“维权成本”问题。农民工讨薪维权成本普遍高，消费者的消费维权同样是成本过高，“一裁两审赢了官司一身累”或“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甚至发生过维权要付出天价成本的案例。有人称“史上最牛钉子户”手持旗帜，随身带上煤气罐爬上已成为孤岛的小楼，并扯上一条横幅，是一种“悲壮维权”。 　　这恰恰反映出老百姓依法维权的渠道不畅通问题。 　　当维权需要“腐败成本”时，有的人就可以坐收渔利。“维权未动，粮草先行”，所谓的“关系”奠定在金钱基础之上。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龚铁桥用村民集资的两万元钱“办成了事”，那龚铁桥就会成为村民心目中的“英雄”，只会感恩戴德，谁还会去追究这两万元钱到底成为谁家的“粮草”。一起维权需要两万元腐败成本，所有的维权需要多少腐败成本呢？更何况还有不少“维权资金”还打了“水漂”。 　　当维权需要“腐败成本”时，说明现行的维权法律体系还不健全。降低维权成本考验着维权体制的健全与完善，维权成本的降低也是法治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尤其在民众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只有用健全的维权体系来支撑，才不会挫伤民众维权的积极性，才更有利于民众依法维权，避免过激维权、悲壮维权等行为的发生。 　　 　　从代表的一则建议说开去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特级教师潘守理提出了“控制党政机关领导秘书数量”的建议。他说，“当前党政机关尤其是市县级领导身边的秘书太多。秘书不但负责工作安排、来客接待、讲稿起草等工作，还兼顾领导生活安排，给人民群众留下当官的高高在上的印象，与共产党员的宗旨相去甚远。应该加以控制，提倡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 　　笔者看到这则消息，眼前为之一亮，真可谓一语中的，切中时弊。 　　应当肯定的是，领导身边的秘书中也不乏德才兼备的佼佼者。他们通过自己辛勤付出，为党和人民扎实而有成效的工作，被领导所赏识，被提拔重用也是合乎情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在被提拔重用的秘书人员中，总有那么一小撮人骨髓深处缺乏对民意应有的尊重，在决策时，不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深谙其“帽子是上面给的”的道理，仅知道对上面的领导负责。前些年，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两任秘书飞扬跋扈、狐假虎威、恣意妄为而接连落马的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显而易见，以提拔重用领导身边秘书为主流的用人现象有“任人唯亲”之嫌，它影响甚至堵塞了干部健康成长渠道的畅通，阻碍了健康用人机制的形成，长此以往，这种用人方式的盛行，难免导致本不厚实的民主土壤更加贫瘠与缺失，最终会贻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诚然，基于领导责任大、事情多，工作时间和精力有限的考虑，给领导配备秘书本来无可厚非，其目的是协助领导干部处理日常工作，好让领导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谋大局、抓根本。但是如今，不仅秘书的工作超过了“协助”范围，而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严重异化了秘书的职能，与秘书设立的初衷相背离，造成一些领导脱离了人民群众。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勇于实践、躬身实践是我们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亲笔为新华社写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新闻稿，真是脍炙人口；周恩来总理为中国发展勤恳工作几十年，鞠躬尽瘁，堪称“亲力亲为”的典范；邓小平同志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亲自起草提纲，亲自指导起草1982年宪法……建立健全良好的干部考察任用机制，加强干部的作风建设，何不从削减过多过滥的秘书抓起？ 　　 　　抢白官员是不“懂事”吗？ 　　 　　“不要扯远了，请直接回答问题，就说你晓得还是不晓得，具体该怎么办？”在重庆市民代表座谈会上，重庆市教委一名副主任在回答一位市民代表关于如何堵住买卖生源漏洞的质疑时，被一位白发老者中途“抢白”。 　　抢白者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这个显得“不太懂事”的老人叫雷亨顺，在政协委员中算是名人，已是80高龄。雷享顺抢白官员何以成了新闻？ 　　显然，抢白官员是对“八股腔”的挑战。现在机关行文有“八股文”，官员讲话有“八股腔”。“八股腔”的集中表现是，讲套话、讲官话、讲大话、讲空话，就是没有自己的话、没有承诺为人民办实事的话，没有老百姓希望听到的话。说穿了，“八股腔”就是“打官腔”，就是官员没有摆正与自己与百姓的关系。 　　抢白官员是对干群关系的正确诠释。现实生活中的唯唯诺诺、惟命是从，助长了一些政府官员脱离群众的官腔官调。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永远正确，自己讲的话就是金口玉言，谁要是在其面前说一个“不”字，就是大逆不道。岂不知这恰恰是对干群关系的颠倒。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政府官员所做的一切都应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但你讲套话、讲官话、讲大话、讲空话，可以抢白，可以纠正，你做的事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你进行批评、质询。这不是对某个人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拥有行政权的政府官员必须接受这种“抢白”，必须接受来自公众的形式多样的质疑与监督。 　　抢白官员是民主意识的觉醒。如果百姓与政府官员在接触与交流的过程中，只能点头，不能摇头；只能冼耳恭听，不能提出异议；甚至明知错了，也要执行，对百姓来说叫盲从，对官员来说叫专断。重庆市政协委员抢白官员，说明民主建设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民主意识在百姓中进一步的强化，显现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所取得的进步。政府官员千万不要从“刁民”的视角，去看待这位政协委员。我们倒是希望有更多的“刁政协委员”、“刁人大代表”出现，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民主的进步。 　　有人可能认为，重庆市政协委员雷亨顺抢白官员，是不“懂事”，其实不然，恰恰是懂事之举。80高龄的雷亨顺，活得很有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