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意象与上海时期鲁迅"革命观"的精神结构

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文学研究

三个意象与上海时期

鲁迅“革命观”的精神结构

杨姿

内容提要“蝙蝠”“勃兰特”、和“告警者”三种意象的产生，同鲁迅在上海时期接触的

社会情形、思想生态以及个人的精神结构调整密切相关，它们作为鲁迅自我评价的一种符

号化体现，客观上也是鲁迅为文行事的参照与要求。三个意象前后相继地出现，彼此之间

存在着互生关系：从蝙蝠洞察黑暗的独特方式，进而引申出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从勃兰特牺

牲的意义和价值，得出革命手段的运用原则；从告警者参与革命的动机和行为，看到革命队

伍建设的危机。三个方面共同形成了鲁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个性阐释。

关键词“蝙蝠”“勃兰特”“告警者”上海鲁迅

杨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1革命观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5.01.023

1927年至1936年，鲁迅生活的上海是多种社会思想斗争激烈的场所，一方面国民政府为实施一党专政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另一方面，寻路的共产党人在种种封锁中正积极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置身复杂的社会环境，现代知识分子必然做出符合个人价值观念和民族利益的抉择，鲁迅的思想发展也受此影响，后来评价其政治倾向与之不无关系。但鲁迅对共产主义的选择或实践，又同那一时期以及成为执政党后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有着差异，这种区别可以从鲁迅对自己的三个称谓窥见一斑，也可以作为理解鲁迅完善主体精神结构的特殊方式和具体内容。

一、“蝙蝠”

鲁迅曾在多篇文章里提到蝙蝠。早在1919年5月，鲁迅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以蝙蝠自况。当时，傅斯年称赞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鲁迅表示：“《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

[1]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单见蝙蝠能干了。”语虽谦虚，但对勤劳的蝙蝠

显然是感觉亲近的。30年代初，鲁迅为声援黎烈文而“准风月谈”时，也曾写有专文《谈蝙蝠》，文中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11&ZD114)阶段性成果；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民信仰建构”（120208C）阶段性成果。

[1]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三个意象与上海时期鲁迅“革命观”的精神结构

“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

[1]后来在《门外文谈》中，鲁迅也说：“因为我看古书也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

[2]看洋书；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这两篇文章前者说蝙蝠的“异端”性，后者说蝙

蝠的难以“归类”性。从鲁迅的表达语气来看，鲁迅不仅以蝙蝠自况，而且还是很乐意别人给予自己蝙蝠的评价。这显然是因为，鲁迅自信自己比较起年轻人来，更善于在黑暗中穿行，窥视和洞察黑暗中的各种行径的秘密，而且鲁迅也自认为自己在当时的“革命时代”里属于革命的异类，总是不合时代、发出“异声”，批判革命对象的同时又批判革命本身。

“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把重心安排在“光明”和“未来”，本质是典型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在此观念下，革命被视为一次性完成的历史任务，革命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因此普罗文学对革命的判断带着理论的、实验的性质。鲁迅在“天演论”时代就摆脱了纯粹科学理性设计的客观进化之路，当他预感到时代即将进入遽变期，也难持革命的片面乐观，而指出“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

[3]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所以，文艺应该以独有的“重压”关注这个时代。与之相应，他的“革命文

学”逻辑也立足于：“揭出黑暗”和“揭出现在”“现在”。的“黑暗”首先来自于统治者，鲁迅披露了一系列“假救国”现象：《沉滓的泛起》里面借抗敌大做出卖旧货的广告；《以脚报国》里面留学生粉饰太平，掩盖国内兵、匪、穷、灾各种祸乱；《新的“女将”》里面以军装和武器装点女性，再以“女将”来装点看客的战场；《“非所计也”》里面鼓吹“私人感情”是中日外交解决方案，称“上京请愿”爱国人士“自行失足落水”是“非所计也”；《观斗》里面“军阀们只管自己都争着…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斗争”；对内忽战忽和，对外“不抵抗”，《航空救国三愿》里面兜售航空奖券，强迫民众缴纳飞机捐，却不知道“炸弹会不会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整个社会表面上一派积极向上、团结抗战的风貌，内底里竟是这等腐朽、积弱，鲁迅以“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总结那些蒙蔽群众，美化政治，自相矛盾的言行。揭示虚假抗敌，从表面看来与国民政府为难，如果仅仅把这个当作鲁迅走向无产阶级队伍的佐证，无异于把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界定为政治斗争。鲁迅之所以提醒国民从各种以救国为幌子的骗局中，看穿那些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地榨到自己手里的伎俩，目的在于引发国民对革命泥沙俱下情势的识别，这恰恰是鲁迅自身对革命的警惕和甄断。

此外，“现在”的“黑暗”也存在于革命阵营内部。鲁迅还讽刺了一系列“伪文艺”现象：《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里面谈到自称“革命文学”的仅仅是“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一味推崇“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客观”就是“楼上的冷眼”，同情也不过是“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里面揭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是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目的在“为殖民地上的洋大人效劳”“流尸文学将与流氓，

政治同在”；《不通两种》里面批判“第三种人”和“民族主义文学”“上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艺术的艺术’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他反驳王平陵所讲的“通话”事实就是“官话”，而不为官话代言的写作就如“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对革命阵营的划分，鲁迅并不是沿用社会通行的某一政治思想，而是看其是否真正实施革命主义。因此，他既不信任标榜革命的执政府，也不被革命文学派的言说所迷惑。

这与鲁迅的革命观察密不可分。单就广州这个“革命策源地”来说，也是顷刻间就变为“反革命”根据地，他在反思中意识到几个问题：第一，革命的领导者是否可信？他指出“革命巨子”只看重“自

[1]鲁迅：《谈蝙蝠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2]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3]鲁迅：《〈尘影〉题辞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