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_谭载喜

·中西译学比较研究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

谭载喜

　　翻译理论的健全和发展,有赖于人们对译学研究的重视,有赖于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大流通、各国译论交流日趋频繁的世纪之交,把比较译学引入译学研究领域,是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中西翻译传统是世界翻译史上特色鲜明的二大翻译体系,二者互为独立却产生出了彼此相同或相似的许多翻译思想,但同时又因所属社会文化体系不同而无不打上彼此不同的烙印。笔者认为,通过对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中西翻译传统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可以对翻译和翻译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个更加本质的了解和认识。根据这一理念,笔者曾就比较译学、中西比较译论等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谭载喜1998a;1998b)。为了把比较译学、特别是中西翻译比较研究引向深入,笔者现按同一基本思路,按比较译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中西翻译传统作进一步的、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比较与探讨。本文作为首篇,拟先从总体对中西翻译传统作一概括性比较。

域高僧安世高于公元148年来洛阳之后才开始形成。而在西方,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却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第一大高潮的先导。因为,自安德罗尼柯开创西方文学翻译的先河之后,一大批与安德罗尼柯同时代或随后的罗马诗人、戏剧家、哲学家、修辞学家都投身到了翻译,如饥似渴地把大量希腊史诗、戏剧等文学典籍翻译介绍给罗马读者,从而在罗马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希腊文化、文学热。这些早期翻译家中包括与安德罗尼柯齐名而被共同誉为“开创罗马文学三巨头”的涅维乌斯(Nae-vius,前270-200?)与恩尼乌斯(Ennius,前239?-169),以及其他文学翻译大师如普劳图斯(Plautus,前254?-184)、泰伦斯(Terence,前190?-159)、西塞罗(Cicero,前106-43)、卡图鲁斯(Catullus,84?-54?)等等。在翻译理论方面,中国第一篇谈论翻译的文字是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大师支谦的《法句经序》,约作于224年;西方最早的翻译文论,首推罗马时期翻译家、修辞学家西塞罗的《论演说家》(Deoratore)、《论最优秀的演说家》(Deoptimogenereoratorum)和《论善与恶之定义》(Definibusbonorumetmalorum),分别作于公元前55、46以及45-44年。中西相比,无论就翻译(笔译)实践或翻译理论而言,西方翻译传统的源起,都先于中国翻译传统二百多年。当然,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二百多年算不了什么,某个传统比另一个传统长二百年或短二百年,也并不等于某个传统就一定比另一个传统“先进”或“落后”。然而,它却能说明,在中西方各自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西方文化比华夏文化更早地得益于翻译文化的开发与发展。正如西方翻译史学家凯利(LouisKelly)所说,古罗马时期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首先应当归功于翻译(Kelly1979:1),因为没有翻译就没有古希腊文化在罗马土壤上的发扬光大,进而也就没有后世欧洲各独立民族文化的充实与发展。以上史

一

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翻译①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刘向《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马祖毅1984:3-4),距今已二千余年。西方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笔译活动则可追溯到公元前大约250年罗马人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Andronicus,前284?-204)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Morgan1959:271),距今更是有二千二百多年。可以说,不论是中国或是西方,翻译的历史都相当悠久。

然而,尽管我国的笔译传统可以说起始于《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但《越人歌》只是一个孤立的翻译活动,它并没有触发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高潮即佛经翻译的高潮,一直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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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同时也表明,作为两大世界级体系,中西翻译传统有着互为独立的发展时间和路线。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前的历史中,中西翻译传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实际上不存在,尽管中西方的整体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即是说,特别是在翻译理论方面,一直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西之间才出现某种交流,而且其主要表现形式多为自西流向东。例如,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前,中西对于彼此翻译传统,尤其是对各自翻译理论传统的知识,可以说无从谈起。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声势的日趋强劲,随着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学习,才从科学技术全面扩大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学、宗教等各个人文领域,其中也包括西方的翻译领域。人们不仅大量译介西方科技、政论、文艺作品,而且也开始注意到西方的翻译传统,注意到翻译对于西方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所发生的重要作用,并注意到西方独具一格的翻译理论。例如,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和梁启超在《论译书》的文章中,分别评论到近代西方译借中国文化(马建忠1894:1)和在整个西方文明中,“(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梁启超1897:10)等方面的情况。至于对西方翻译思想和理论的了解,亦可追溯到本世纪较早的时候。例如,英国泰特勒(Tytler)《论翻译的原则》一书,我国在二十年代开始有了介绍(罗新璋1984:15);意大利克罗奇(Croce)的“翻译即创作”之说,也于三十年代为我国翻译研究界所知晓(林语堂1933:270-272)。

系,中西之间的区别之一,是“单一体系”与“多元体系”的区别。在理论上,中国翻译传统的涵盖面,不仅包括汉语言文化内的翻译,而且也应包括中国境内其他民族语言文化内的翻译,如藏、蒙、维吾尔语言文化内的翻译。但由于在所有这些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翻译传统中,涉及汉语言文化的翻译传统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往往被当作了中国翻译传统的唯一代表,即狭义上的中国翻译传统。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翻译传统是一个“单一的”翻译体系,因为它自古至今都发生在同一语言文化即汉语言文化的环境里。

西方翻译传统却与此不同,它起始于古罗马时期,经历了从同一“母”体系到不同“子”体系发展、演化的过程,即从古代拉丁语言文化体系,向后世欧洲各个民族语言文化体系发展、演化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西方翻译传统是一个“多元的”翻译体系。

由于中国翻译传统是“单一”体系,集中发生在汉语言文化这一个体系内,而西方翻译传统是“多元”体系,分散发生在多个不同的“子”系如德、法、英语言文化等“子”系内,因此中西两大翻译传统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发展上的不平衡。具体地说,特别是当西方翻译传统进入中世纪中叶以后,因为它已从“单一的”罗马“母”体系扩大、演化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不同民族体系,因此作为整体,它无论在翻译理论或翻译实践上,都留下了比中国翻译传统更为丰富的遗产。

当然,此种发展上的不平衡,并非始终以一面倒的形式出现。即是说,虽然从总体看,西方翻译传统有着比中国翻译传统更为丰富的遗产,在许多阶段的发展比中国翻译传统都更为迅猛,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中国翻译传统的发展却可能优于西方的翻译传统。例如,在公元前三至一世纪,当罗马人大兴翻译之风,西方翻译传统出现第一大高潮的时候,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在中国尚未真正开始,因此很明显,此时中国翻译传统的发展不及西方。但从公元三世纪起,佛经翻译开始在中国形成高潮,其规模是同期西方翻译所不能比拟的。事实上,从公元三世纪至十世纪,在将近八百年的漫长历史中,佛经翻译在中国高潮迭起,长盛不衰,而在与此相应的许多世纪里,西方翻译传统却陷于“愚昧黑暗的”时代,无重大发展可言。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翻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其规模和影响都超出了中国翻译传统中与之对应的明末清初的宗教、科技翻译。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的翻译又频频出现高潮,特别是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成果之丰,都在同期西方翻译发展之上。

二

如前所述,就整个翻译历史而言,中西翻译传统之间的这种相互了解与交流,只是到了现代发展阶段才开始出现。因为:从现有记载看,历史上中西方各次较大的文化、商业、科技交流,如著名“丝绸之路”引发的交流、唐代景教的传入、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都没有伴随出现有重要标记的翻译活动,就是明末清初由耶稣会士主导的科技、典籍翻译,也只是局限于西语汉译或汉语西译,其性质纯粹属于翻译的范畴,而非本文所指不同翻译体系之间的交流。这就说明,至少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前的历史长河中,中西翻译传统沿着各自的路线发展,互为独立,互无交往,因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两大翻译体系。

从宏观上看,作为最具影响的两大世界级翻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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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然而,不论是就整体翻译遗产而言,或是就特定发展时期的翻译遗产而言,中西之间的差别主要是“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差别。就是说,所谓西方比中国有着更为丰富的翻译遗产,是指西方各国历史上的翻译总量、译品总数以及投身于翻译的人数,比我国相对多一些。例如,尽管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规模宏大的佛经翻译,所出译品数以千记,但唐宋之后雄风不再,经文译品寥寥无几。相反,西方的圣经翻译起始于公元前三世纪,历经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近现代各时期,直至当代,其高潮迭起,反复不断。在文学翻译领域,情况更是如此。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前,我国可以说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文学翻译,因此谈不上有很多文学翻译作品或文学翻译家的存在。而在西方,不论是在拉丁语时期的罗马,还是在后世民族语时期的欧洲各国,文学翻译始终是推动西方文化、文学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最早的拉丁文学作品是译自希腊的荷马史诗,最有影响的文学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皆离不开文学翻译的推动,各时期许多最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都是伟大的翻译家或翻译评论家,如古代的泰伦斯、西塞罗、贺拉斯(Horace),中世纪意大利的但丁和英国的乔叟,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法国的阿米欧(Amy-ot)、伏尔泰、雨果、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德国的施莱格尔、赫尔德、荷尔德林、洪堡、席勒、歌德,英国的查普曼(Chapman)、德莱顿(Dryden)、蒲伯(Pope)、约翰逊(Johnson)、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阿诺德(Arnold),等等。因此,西方历史上翻译成果在数量上多于我国,这一史实不足为奇。但就翻译质量而言,中西翻译传统之间却不存在如此泾渭分明的差别。因为,特别是当人们把译品“有没有达到取悦读者或传递信息、沟通感情、发生影响等目的”作为检验翻译质量的标准,中西方都各有各的翻译佳品、各有各的翻译大师留给历史。例如,我国古时翻译大师支谦的佛经翻译,足可与罗马时期西方翻译巨匠哲罗姆(Jerome)的圣经翻译媲美;我国近、当代翻译大师严复和傅雷的翻译实践在“取悦读者”、“影响读者”、“推动翻译”的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任何时期的任何译者。

以上是翻译的实践方面。在翻译的理论史上,中西之间的差别也同样地主要表现在“量”,而不在“质”的方面。也就是说,西方翻译理论遗产在数量上比我国多,但在中西翻译理论所阐述的问题,及其对各自翻译实践所产生的指导作用上,彼此之间却并没有多大区别。例如,中西翻译理论至今为止对于诸如翻译原

出版社。

梁启超,1897,《论译书》,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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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指书面翻译即笔译,而不指口头翻译即口译。《礼记·王制》篇所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同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革,北方曰译”,虽指翻译之事在我国远古时代早已存在,但“当时中原文化高于边陲民族,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也即所谓口译。”(罗新璋1984:1)。

则、翻译标准、翻译程序、翻译方法等问题都进行过彼此相似的探讨,各自的各种翻译理论和思想都对各自的翻译实践活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译经分工十一法”,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以及古罗马哲罗姆“世俗文学翻译用意译、圣经翻译用直译”的主张、法国十六世纪多雷的翻译五要素、十七世纪法国德·阿伯兰库的“美而不忠”的翻译观,英国十七世纪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十八世纪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德国十九世纪施莱尔马赫“不是尊重作者就是尊重读者”的翻译观、歌德的翻译三分法,二十世纪众多翻译理论家各种形形色色的现代翻译理论,等等。所有这些人的翻译观、翻译思想或翻译理论,都在各自所属的翻译体系里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当然,关于中西翻译传统的比较,我们远远不能停留在只对它们作一般性的描述。作为本文的后续,笔者对中西翻译比较的其他课题,如中西译论的相似性、中西译论的相异性,以及制约这种相似与相异的社会文化、思想哲学因素等方面的课题,拟另文探索。

参考文献

陈福康,1992,《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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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与技巧文学翻译中的含混与消解

罗选民

　　由于话语产生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因此,它具有时间性。当我们对一个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无疑等于打开了它的全部历史。要透彻地理解文学作品、文学话语,就要在传意的过程中尽可能恢复或呈现其原来说话时所具有的价值的用意。

我们无法在两种语言之间找到完全等同的东西来进行文学作品话语意义的传达和转换。任何语言,经过翻译之后都不可避免地蒙受损失。没有话语是可以完全重复的。因为原语和

　　支谦:224,《法句经序》,罗新璋(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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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ome.395AD.AdPammachum(LettertoPam-

译语都在经历着变化,因而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故西人有断言:不可译乃

语言的生命之所在。然而,翻译间的忠实是允许有差别的。译者有一定限度的自由,他主要是掌握原作的意图,表达原文的意义,而不是只扣字眼。他可以对作者的意思加以引申,但不能改变原意,这便是沃勒等翻译维吉尔的史诗Aeneid第四卷时采用的办法。(参见G.Ste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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