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回顾: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技术与生业研究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5000年的说法由来已久，由于其开始阶段远在甲骨文出现之前，尽管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一些当时的历史，但是那些都为事过上千年以后的追述，其中不少还具有神话的色彩，不能作为信史。那一大段没有文字的历史只有通过考古发掘，依据对出土的遗迹和遗物的研究结果来撰写。因此，作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被誉为是为中华民族修家谱的盛举。

多年来，通过对众多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当时人使用的城墙、大型建筑基址、房址、墓葬、窖穴、生产工具、日用陶器及装饰品，可能属于当时贵族阶层使用的铜器等特殊器物。我们的考古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这些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内涵及意义进行探讨。但是，不容讳言，我们对于涉及当时的技术和经济特征、发展演化脉络等问题一直很不清楚，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留下大量未解之谜等待探索。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认真地考虑研究的思路，没有很好地设计研究的方法，无法全面地组建研究的团队，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像样的研究成果。

我们应该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古代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演变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科学地复原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真貌，深刻地认识和充分地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对当时的技术与经济状况及发展演变规律展开系统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包括2002年启动的“预研究”在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迄今为止已经经历四个阶段的研究了。除了在“预研究”中涉及技术与经济的探讨仅仅限于冶金术研究以外，在后来的三个阶段的研究中，对于技术与经济的探讨一直被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本文依次回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个阶段中有关技术与经济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展望。

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的研究

2004年在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时，我们正式设立“2500BC-1500BC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课题组，专门组织力量，以中原地区为研究范围，以河南省登封市王城岗遗址、新密市新砦遗址、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已经发掘出土的各类遗物为研究对象，围绕农业、家畜、冶铸、制陶、石器和玉器制作等与技术和经济相关的领域开展研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国内第一次在考古学界及自然科学界，专门以古代技术与经济为主要研究内容开展全面研究，可谓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设计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取得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到现在仍然在持续体现出来。

“2500BC-1500BC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自2004年10月开始，到2005年12月结束。通过这一年多的研究，我们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经济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包括家畜饲养在内的农业经济最为明显。自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这个时间段里，中原地区在保持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的基础上，开始普遍出现水稻和饲养黄牛、绵羊，发现小麦的遗址的数量逐渐增多，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多种类的家畜饲养方式。水稻、小麦、黄牛、绵羊等动植物在这个地区的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农作物品种或家养动物种类的增加，还应该伴随有特定的种植制度和饲养方法的传入，这些新的生产对象和生产技术的传入不仅加速了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步伐，而且还会对这个地区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小麦的种植规模突然大幅度提升，这个变化对后来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种植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具有深远的影响。

除农业经济以外，青铜器、陶器、石器和玉器制作等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也是经济形态发生变化的重要特征。比如在龙山文化晚期首次出现使用复合范铸造的铜铃，在二里头文化里除发现容器、兵器等众多青铜器以外，还首次发现大型的青铜器铸造作坊，青铜器用多块内外范拼合铸造，出现包括砷铜和锡（铅）青铜在内的合金技术。这个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还有白陶、黑陶及几何印纹硬陶、原始青瓷等，其烧制陶器的温度明显提高。陶器成型工艺采用手制、模制、轮制等多种方法，新出现的陶礼器做工精致，造型优美。作为当时主要生产工具的石器中，石斧、石铲等多功能生产工具的比重下降，打制石器减少，而石刀、石镰等专门农业生产工具的数量增加。玉器种类明显丰富，其加工方法表现为采用琢制、锯切割、管钻穿孔和研磨抛光等一系列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

（二）技术与经济发展状况与文明演进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段里，中原地区除上述的经济形态发生明显进步以外，还发现夯土城墙、大型夯土建筑和可能与观象授时相关的大型遗迹，二里头文化出现多个大型宫殿夯土基址等等，这些因素都从物质的角度显示出当时的生产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粮食生产和家畜饲养也已经可以为从事其他生产行业的大量人员提供食物保障。而这一切恰恰处于文明演进的关键时期。尽管依据我们此次研究中获得的实证性资料，我们还不能肯定究竟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技术与经济发展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化，推动了文明的演进，出现国家。还是因为文明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带动了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当时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我们要强调的是等级制度的形成在文明演进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在龙山文化开始出现的动物种类和人工制品在确立等级制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猪在龙山文化以前一直是古代人类用来沟通自己与神、祖先关系的动物，在龙山文化及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黄牛和绵羊在这种宗教祭祀活动中也具备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商代晚期甲骨文中提及的“太牢”和“少牢”等王和贵族在祭祀活动中必须使用的牛、羊和猪，自龙山文化的较晚阶段都已经存在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后来牛、羊和猪等家养动物还被分出高下，成为等级的象征，在沟通不同身份的人与神、祖先的关系中分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里头遗址中首次发现包括爵、斝、鼎等具有身份地位象征的青铜礼器，开始形成以青铜器为中心的礼器群。自龙山文化开始出现陶制的礼器。二里头遗址中首次出土的大型玉刀、玉璋的刃部大部分不见使用痕迹，这些可能是特定礼仪场合使用的仪仗。因此我们认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等级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一系列物质保障。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中原地区在技术与经济方面存在长距离交流的一些重要证据。例如，在龙山文化及其向二里头文化演变时期出现了小麦和绵羊，这些农作物和家畜最早的起源地是在西亚地区。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的分析，可以证明当时山东东部的文化因素传到了河南西部。这些交流和融合明显推动了中原地区技术、经济乃至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我们推测，地域相隔很远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及其不断增强的趋势，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不足之处

尽管我们在首次全面研究特定时间段的技术与经济状况时就出手不凡，取得了具有创新价值的认识。但我们在结项时也认识到，由于对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段之前、之后及其他地区的各个时间段里的技术与经济发展状况都还没有开展过定性定量的研究。我们没有条件把中原地区特定时间段的技术与经济状况与其他时空范围内的技术与经济状况进行任何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我们应该进一步扩大研究的时空范围，对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段之前、之后的不同时期、黄河上游、下游地区、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不同时间段里的包括生产力发展状况、原料产地、显示等级制度的物质因素及文化交流现象等等在内的技术与生业状况开展系统、全面地研究。通过对这一系列综合研究结果的比较和分析，对于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握技术和经济发展状况及其与中华文明演进的关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研究

2006年，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中，继续设立了“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这个课题。相比前一阶段的研究，此次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更加清晰了。我们计划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农作物种子的种类鉴定和量化分析，认识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内农业生产中农作物的构成和比例，据此判断各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及发展模式。通过对动物遗存的研究，认识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居民通过狩猎、饲养等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的具体行为；探讨各种家畜的种类、数量是否存在某种质或量的转变过程。以人类食性分析为基础，研究不同地域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特征。通过对早期铜器和冶铸遗物的检测分析，揭示不同地区的冶金技术特征，探讨中国青铜冶铸技术的起源和发展过程。通过对陶制品的研究，分析各个地区的制陶工艺水平、文化交流特征。通过对生产工具发展变化的研究，分析黄河流域各个区域内生产工具的种类、比例及发展变迁。通过对制玉工艺的研究，分析玉器制作工艺的特征。通过对当时重要资源（金属、盐）开发和流通的研究，探讨当时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分配和使用状况。依据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人类食性、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生产工具类别和用途、玉器加工、以及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等八个方面的分析研究，对中国文明形成及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背景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

“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自2006年11月开始，到2008年12月结束。通过2年左右的研究，我们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六点。

（一）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西辽河、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技术状况出现了相当明显的进步

此次通过对位于西辽河、黄河和长江三个流域的多个遗址出土的相关资料开展研究，从整体上可以看到，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有效地使用可耕种土地，提高有限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其次是出现多种家畜饲养技术，这些技术提高了人们比较稳定地获取由多种家养动物组成的肉食资源的能力，帮助人们获得除肉食以外的奶等副产品。其三是出现冶金技术，开始制作铜器，而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出现的青铜容器由合范制作而成，这是冶金术的划时代进步。其四是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由泥条盘筑向快轮制作转变，并开始具备控制烧制气氛的能力，能够制作多种特殊陶器和原始瓷。其五是生产工具的形制由分别具有地区性特征逐渐趋于规范化，制作石器开始专业化。其六是玉器制作技术由线切割发展为片切割，提高了制作玉器的效率。其七是采矿技术和制盐技术逐步成熟，出现对重要资源进行专门开发的迹象。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人口增长、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则促进了各种生产领域的专门化，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个地区的技术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化进程。

（二）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交流

此次研究进一步确认了有关文化交流的内容和作用。包括古DNA测试在内的研究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产于西亚地区的小麦、绵羊、黄牛等均已跨过中国西北及北部地区，进入黄河中游地区。另外，在西北和内蒙古地区都发现可能存在家马的证据，说明家马可能也是从中国境外传入的动物。中原地区的冶金术明显地受到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影响。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西坡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片，与当地其他陶器成分有区别，而与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成分接近。二里头遗址的陶器中发现受到山东岳石文化和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上海广福林遗址出土的陶器也反映出当时存在南方和北方的文化交流。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玉器制作技术流传到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而后又传播到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尽管在多个地区都能够看到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文化交流现象，但是相比之下，中原地区是各种文化交流最为集中的地区。正如我们在前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的，文化交流这种现象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三）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比南方地区发达

从北方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西辽河地区以粟和黍为主，还有少量大豆。黄河上游地区是粟、黍和小麦，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粟、黍、稻谷、大豆和小麦。而从南方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长江中下游地区只见稻谷，没有发现其他农作物。可见北方地区的农作物种类明显比南方地区丰富。从家畜种类看，西辽河地区、黄河流域的家养动物包括狗、猪、牛和羊。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只见狗和猪。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的家养动物种类不但比南方地区丰富，而且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据多数。迄今为止的冶金遗物主要都集中出土于北方地区。所以，从整个经济状况看，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明显要比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发达。这种现象与夏商周三代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国存在必然联系。

（四）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形态随着时间推进逐步衰退或转型

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经济一直属于比较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到夏家店下层以后，出现明显的衰退。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经济自齐家文化晚期开始，逐步转为游牧型经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种植一直是单一品种，而家畜饲养长期没有发展起来，尽管在良渚文化时期养猪业有过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在随后的马桥文化中又明显地出现衰退的迹象。参考对古代自然环境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到这些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当时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认定是自然环境的恶化或突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这些地区原有经济形态的衰退或转型，但是从这些地区均种植比较单一或完全单一的农作物种类状况看，他们很可能承受不住当时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进而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总而言之，自公元前1800年以来，上述这些地区的经济形态都没有在保持原来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而唯独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形态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

（五）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华文明演进的关系十分密切

通过对冶炼遗址和与盐业相关的遗存的探讨。证明中原地区在控制资源方面考虑得当。结合前一阶段对中原地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从整体上看，中原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及资源配置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依据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形态的强势及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中原地区的技术与经济形态对文明的起源及演进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当然，这并不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唯一因素，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六）不足之处

相比前一阶段的研究，尽管我们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但是在结项时我们依然认识到，我们的认识往往来自单个遗址的不全面的资料，并非是系统归纳了属于同一文化或类型的多个遗址的研究结果。另外，有的认识甚至只是依据研究单个处于特定时间段的遗址，然后对早于这个时间段的空白进行推测。在这样的基础上架构起来的系统认识，与其说是结论性的总结，不如说是为今后的研究指出了方向。另外，对各种手工业生产领域的生产专业化研究，尤其是对采矿、冶炼、铸铜的冶金产业链研究，及对金属和盐业资源的管理和流通等问题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在掌握大量实证性资料的基础上才能系统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今后还应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对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技术与生业状况开展系统研究，有目的地增加各个时空范围内研究对象的数量，以求在把握属于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多个遗址中出土的各类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对这些遗址的技术与经济状况开展研究。

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的研究

2010年，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中，仍然设立了“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的技术、生业和资源研究”这个课题，本课题的研究目标和主要任务从总体上看与前一阶段区别不大。此次研究主要强调了三点，一是结合此次研究，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地归纳；二是尝试着以单个遗址为单位进行研究，主要针对二里头这个都邑性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开展综合探讨，同时对其他重要遗址开展相关采样和研究；三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技术、生业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互动关系，明确技术和生业在中国文明产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的技术、生业和资源研究”自2010年6月开始，到2012年9月结束，通过2年多的研究，我们取得了以下三点认识。

（一）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技术与生业状况的比较研究

我们在综合三个阶段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统一的年代标准来系统对照各个地区的技术与经济状况，大致梳理出一个发展过程。以下按照不同的生业领域分别对比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状况。

在农业方面，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以种植粟和黍为主，当时还存在少量的水稻。长江流域的文化以水稻为主，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种植粟、黍、水稻、大豆、小麦这五种农作物，长江流域依然是水稻。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粟、黍、水稻、大豆、小麦均存在，长江流域依然是水稻。

在获取肉食资源方面，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主要是依靠猪和狗等家养动物，长江流域的文化以渔猎为主，同时也饲养少量的猪和狗。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依然以饲养家畜为主，但是家畜的种类新增加了黄牛和绵羊，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以饲养家猪为主。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流域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与新石器时代末期相同，而长江流域又转变为以渔猎为主，饲养少量的猪和狗。

在冶金术方面，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个流域均未见冶金遗物。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出现红铜和砷铜的器物，制作方式主要是单范技术，也发现用合范技术制作的证据。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普遍存在铜、锡、铅三元合金铸造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都是用合范技术铸造的。长江流域在整个时间段里始终没有发现与冶金有关的遗物。另外，北方地区的铜器按照特征可以分为三个地区，西北地区出土的铜器年代早，数量多，种类全，分布广，材质多样。中原地区存在砷铜制作的器物和青铜器，在二里头遗址发现青铜礼器和合范铸造技术。北方地区出土的铜器年代晚、数量少，这个地区与西北和中原地区存在互动关系。

在陶器制作方面，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使用慢轮制作技术，长江流域的状况不明。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出现快轮制作陶器技术，出现专门为贵族制作的陶礼器。长江流域的文化使用快轮制作陶器，也出现了陶礼器。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出现制作工艺精良的陶礼器，还有原始瓷。长江流域的状况与黄河流域的相似。

在石器制作方面，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石器制作工艺中，打制技术的比例占据半数左右，存在磨制和钻孔技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文化，以磨制技术为主，制作规范化程度提高，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普遍采用磨制技术，制作规范化程度更高，甚至出现在开料时使用片切割技术。对长江流域各个时期的石器制作技术尚未开展研究。

在玉器制作方面，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存在开料时使用线切割技术和片切割技术两种，长江流域的文化主要为线切割技术。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沿用了线切割技术和片切割技术，长江流域的文化包括线切割技术和片切割技术两种。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在玉器的开料上使用片切割技术，特别是出现了切割大片的片切割技术，长江流域没有发现玉器。

如果以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作为时间标尺，对比大致属于这个时间段的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头遗址和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遗址的生业状况，其反差极为明显。如二里头遗址存在粟、黍、水稻、大豆、小麦等五种农作物，马桥遗址只发现水稻。二里头遗址存在猪、狗、黄牛、绵羊等四种家畜，马桥遗址以野生的鹿科动物为主，猪和狗的数量不多。二里头遗址存在青铜器，马桥遗址没有发现。二里头遗址和马桥遗址都存在制作精良的陶礼器。二里头遗址存在玉器和绿松石制作的器物，马桥遗址没有发现。

结合以前探讨过的西辽河流域的生业状况，也可以看到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经济一直以种植粟和黍为主，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后，出现明显的衰退。生业形态的衰退或转型进而影响到西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文化的发展进程。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形态从整体上似乎都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二）豫西晋南地区技术与生业状况的比较研究

此次我们进一步对豫西晋南的经济形态进行了重点研究。基于迄今为止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工作最为全面，我们可以对二里头遗址的整个生业特征进行全面概括。比如，当时已经形成长距离、跨地区的多种金属资源的产业链，具备对多种金属资源的调控能力，同时也应具备对盐业资源的生产和调控能力。发现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其中水稻数量占全部农作物总数的30.6%，小麦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发现狗、猪、黄牛和绵羊等家养动物。自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黄牛和绵羊在家养动物中所占的比例大体呈现由少到多的趋势。家养动物除供应肉食外，还用于祭祀和礼仪制度。另外还存在剪羊毛这种对绵羊进行次级开发的行为。对绵羊的DNA研究结果证明所选标本都是属于谱系A的，对黄牛的DNA研究结果证明主要属于T3型，T3型是西亚起源的。锶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出黄牛和绵羊既有本地土生土长的，也有不是当地出生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出家猪、黄牛的碳十三值大致与人相同，表明其喂养的食物完全由人控制；绵羊则偏近于C3，显示其食物主要来自自然植被。当时对铜、锡、铅和砷等合金元素的配比与金属器物的功能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其合金比例尚不稳定，表现出原始性，具有早期铜器制作的特征。对陶器的多角度研究显示，二、三期时居住于宫殿区的王室贵族所使用的陶器在原料及制作技法上与其他区域的居民不同。石料种类有32种，以砂岩最多，不同时期的石料种类和利用率差异较大，四期时石料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玉器制作已经形成以片切割技术生产毛坯，然后施以琢制、锯切割、管钻穿孔和研磨抛光等工艺的技术体系。对绿松石嵌片、管、珠的制作也形成了规模化的流程。发现的制骨作坊中，骨料以牛骨为主，骨料的切割工具主要是金属工具，制骨工艺体现出规范化、模式化的特点。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提炼，可以说二里头遗址整个生业特征为具备获取金属和盐业等重要资源的生产链；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成为社会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生产部门；多品种的家畜饲养保证了肉食来源，家养动物除供应肉食外，还用于祭祀和礼仪制度，存在对绵羊进行次级开发的行为；陶器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出现专门用于礼制或贵族专用的陶器生产部门；制作金属器和玉器的专门性技术更加完善，可以对那些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依据石器的功能特征选择合适的石材制作石器；出现具备模式化和规范化特征的制骨作坊。

我们在全面认识二里头遗址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比较研究。探讨早于二里头遗址的龙山文化的状况。因为对属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的单个遗址没有做过像二里头遗址那样全面的研究，龙山文化的整个生业特征尚不完全清楚。现有的研究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这样五种谷物。当时也存在狗、猪、黄牛和绵羊等家养动物，存在对绵羊进行次级开发的行为。依据DNA研究，绵羊都是属于谱系A的，黄牛主要属于T3型。锶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出黄牛和绵羊既有本地土生土长的，也有不是当地出生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家猪的碳十三值以C4类为主，和人的食性相同。黄牛和绵羊的碳十三值位于C3和C4之间，但是黄牛的偏近于C4，绵羊的偏近于C3。当时的铜器主要是红铜，也有砷铜，但是没有发现三元合金的青铜器。陶器制作以快轮为主。石料制作以磨制为主。玉器制作以片切割开料。没有发现制骨作坊，从现有的骨器看当时制作骨器的骨料以猪骨和鹿骨为主。

再追溯到早于龙山文化的仰韶文化。对仰韶文化的整个生业特征同样尚不清楚，现有的研究表明，当时的农作物以粟和黍为主，水稻所占的比例极小，没有发现其他农作物。当时的肉食来源主要是家养动物，以猪为最多，还有狗，没有发现黄牛和绵羊。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出家猪的碳十三值以C4类为主，和人的食性相同。当时没有金属器。陶器制作以慢轮为主。石器制作技法以打制为主。玉器制作时以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开片。没有发现制骨作坊，从现有的骨器看，当时制作骨器的骨料以猪骨和鹿骨为主。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把龙山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生业状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龙山时期的生业状态应该是二里头遗址生业状态的雏形，二里头遗址则出现规模化的趋势。再把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生业状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仰韶文化没有大豆和小麦，水稻的数量极少，数量最多的家养动物只有猪，没有发现黄牛和绵羊，没有发现铜器，陶器、石器和玉器的制作工艺水平较低。由此可以看出，相比龙山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之间那种雏形与规模化的关系，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其特征是缺少几种主要的生产力要素，从生业的角度看，明显的分界线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即生业状况到龙山文化时期有一个质的转变。

（三）技术与生业状况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综合以上的研究，我们认为各个地区技术与生业的发展状况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回顾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结项时，尚不能论述究竟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技术与经济发展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化，推动了文明的演进，出现国家。还是因为文明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带动了技术与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思路，我们的新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4点。

1，自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900年左右，北方地区主要通过种植粟和黍、饲养家猪作为获取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南方地区主要通过种植水稻、渔猎作为获取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不同地区的生业方式特征和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密切相关，这两种方式的持续发展为当地的社会复杂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各个地区技术与生业的稳定发展这个基础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自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左右，中原地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包括传承原有的技术、引进和开发新的生产力在内的整个生业形态的发展，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了自然环境相关因素的有力支撑，包括了部落之间的战争在内的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由此开始了这个地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进程。即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的。自然环境、兼并战争等因素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3，在公元前2800年到前1500年这个时间段里，其他地区的生业形态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是多个地区文化发展过程出现波折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一定时间段里技术与生业的发展可以逐步产生一个有特色的文化，甚至是相当精彩的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如果没有适合技术与生业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作为平台，没有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正面引导和促进作用，技术与生业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支撑，这样的文化就会衰退或朝着转型的方向发生变化，这必然影响到当地文明化的发展进程。

4，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文化交流。比如中原地区在龙山文化阶段出现的最早起源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以及铜器，产自南海的宝贝，具有典型的山东地区、南方地区文化特征的陶器等等，这些在中原地区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交流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这些交流在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认为，以上罗列的这些认识凝练了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在内的各个阶段的技术与生业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比“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以前学术界对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的技术与生业状况的众多未解之谜，我们对于不同的时空范围内具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的揭示及他们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认识可以归入原始创新的范畴。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技术与生业研究与年代、自然环境和考古发掘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当时的自然环境研究，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尽管我们在将近10年的研究中一直和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切磋讨论，判定具体研究对象的绝对年代，深化关于各个地区技术与生业的发展、变化与不同时空范围内自然环境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探讨考古现象和背景对于我们研究对象的作用、制约和启示等等，但是限于本文主要是对于具体的技术与生业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在此就不再过多地论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和作用了。

四、归纳与展望

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个阶段中技术与生业的研究，除去具体的研究成果以外，我们还有以下六点认识。

（一）提出技术与生业研究的特色

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技术与生业研究相比由来已久的考古学研究，可以凝练出如下几点特色：1，从多个角度探讨具体遗址技术与生业的基本状况，研究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农业和手工业。2，秉承“将今论古”的原则，各个子课题的研究方法都是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技术和方法的基础上建立的。3，各个子课题的研究对象均出自考古发掘，同时又分别具有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相关属性。4，各个子课题的鉴定、测试结果都可以进行重复验证。5，各个子课题的研究标准和结果分别适用于全国各个地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同类遗迹和遗物的研究。6，以考古学的研究思路为指导，注重考古出土背景，开展综合研究。

（二）完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矿产资源研究、盐业资源研究、植物考古、动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冶铸遗物分析、陶器制作工艺分析、石器综合研究、玉器成分分析和制作工艺研究等。这些研究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密切相关，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中一流研究机构的合作，继续巩固和完善这些方法，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努力做到让一批最优秀的人员用一系列最先进的方法研究各种最珍贵的资料，对古代的技术和生业状况开展更加全方位的研究。

（三）聚焦单个遗址开展研究

在研究中要注意聚焦典型遗址，全面、具体地对单个遗址的资源、农业和手工业及整个生业状况开展全方位的研究，系统地探讨其资源获取、资源调配、技术进步、专业分工、组织管理、文化交流等一系列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实在在地研究当时的生业发展模式及社会经济状况，探讨各种经济要素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四）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学术界一批优秀的研究人员在探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认识和资料。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发挥外国研究人员学术优势，争取做到中外学者共同努力，比对其他国家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发展模式，深入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一起为进一步推动世界文明发展史的研究贡献力量。

（五）加强对研究生的培养

研究生朝气蓬勃，求知欲强，我们要结合课题的研究内容，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安排单个或几个遗址的相关资料作为他们的论文内容，在规定的时间段里，指导他们从基础工作起步，开展学习和研究，在完成毕业论文的同时，完成课题的部分研究任务。逐步建设一支研究生人数占有一定比例的科研队伍，既可以保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顺利推进，也可以保证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考古学事业后继有人。

（六）从多学科合作向跨学科研究的转变

我们的研究涉及动植物考古研究、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冶金术研究、陶制品研究、石器研究和玉器研究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尽管大家各自研究的都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时期技术与生业状况的不同方面，实际上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与年代研究、环境考古研究一样，都是考古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考古学复原和重建整个古代历史的研究目标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学科，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必将成为整个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内容，不同的内容既有各自的特征，同时也互相关联，缺一不可。我们要努力准确把握当代考古学的时代特征，努力促成不同学科的合作，努力达到各个学科的有机统一。

现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马上要启动，相比前三个阶段分别是一年多及二年左右时间的研究，此次研究在时间上延长为3年，因此，我们设计的需要采样和开展研究的遗址数量有了明显地增加。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巩固和完善在前三个阶段形成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围绕一个一个遗址，全面、具体地对各个遗址的农业、畜牧业、冶金术、陶制品、石器、玉器等开展研究，系统地探讨从资源获取、专业分工到组织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研究当时的生业发展模式及社会经济状况，我们一定会扎扎实实地把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技术与生业研究继续推向前进，不但继续填补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技术与生业方面的诸多空白，而且在探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上做出我们独到的贡献。我们将依据自己对相关考古资料的研究，更加科学地撰写那段时间里古代人类的技术与生业历史的精彩篇章。（原文刊登于刊登于《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作者：袁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