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1966:山雨欲来

　　1965年11月11日，毛泽东乘专列再次离开北京。他离京的前一天，上海《文汇报》丢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此时，毛泽东的思绪犹如奔腾的江河，滚滚向前。

　　进入1965年，江青的文艺活动愈发活跃且频繁。除了在京剧改革上下力气外，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前一年，全国现代戏观摩会后，毛泽东也默认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评论，此举等于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江青兴奋地前往上海秘密组稿。她要继1963年5月《文汇报》刊载《驳“有鬼无害”论》之后，再在上海秘密策划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次矛头依然对准历史剧，只是针对的矛头由“鬼”变成了“人”。

　　江青是“老上海”，最喜欢住在坐落于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几百米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在当时是上海首屈一指的高档宾馆。它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后来改建成了锦江饭店。为了扩大范围，提高档次，锦江饭店还将附近建于1935年十八层高的茂名公寓和建于1934年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也纳入它的怀抱之中。马路对面，还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外带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曾住在这里。

　　江青看中上海，并不全因为锦江饭店的高档，她主要看上了这里的“才子”、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两人十分投缘。

　　江青这次组织大文章依然求助于这位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

　　张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原本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担。可是他城府颇深，知道这次牵涉面会很广，不想得罪过多的人。他宁可在幕后指挥，也不会像上次答应改编京剧那样，一口应承。他向江青推荐了上海的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就是以后闻名全国的大笔杆子——姚文元。

　　江青在锦江俱乐部召见了姚文元。可是姚文元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自己仕途的一个转折点，竟然骑着一辆咣当作响的旧自行车，来到这样高档的宾馆，拜见这样重要的人物。

　　姚文元果然不负重望，自1965年8月底，定下批判《海瑞罢官》的初稿到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间十易其稿。在炮制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阴谋的特点。姚文元每改一稿，均由张春桥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里，用飞机送往北京。江青后来曾自鸣得意地说：“春桥每次来，都装着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而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刊载了。

　　姚文元的文章见报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和史学界的著名人士，既震惊又愤慨，纷纷发表见解和写文章反击，认为这篇批评文章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是与“退田”有关，这是篡改史实、歪曲剧本原意的。仅《文汇报》就收到三千多封读者来信来稿为吴晗抱不平。

　　单纯善良的读者哪里知道，这个主题正是江青授意的。她出于政治的需要，全然不顾吴晗《海瑞罢官》写于1959年底至1960年11月，不可能“影射”1961年现状的事实，紧紧抓住“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这个“灵魂”。按这个主题思路，人们自然就会与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就能证明《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理所当然地将其看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洞悉了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与此同时，江青也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

　　《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历史上最为忙碌的时刻。上海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文汇情况》一般中央首长是要阅看的，江青可以通过它得知外界对文章的反应。但由此，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也会随之发觉《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于是，张春桥又灵机一动，赶紧将其改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周恩来等人，只让江青和极少数人从《记者简报》中掌握各方动向。

　　恰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又要“远足南巡”，暂时告别他认为“空气不好”的北京。这距离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月。

　　一到达上海，他就看到了姚文元“有分量的批评文章”。与姚文元历史上发表的文章命运一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再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而且是极大的重视。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指示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做是“甩石头”，希望能够借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沉寂局面。这块“石头”，成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从11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趋于一致。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北京日报》社社长也时刻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他还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表示：《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可是，北京的压力毕竟一天比一天大了。正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保持沉默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敢顶风不给发行。” 　　彭真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不得不给《北京日报》领导去电话，指示转载。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才先后被迫转载姚文，但都分别加上了彭真和周恩来定稿的按语。

　　按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要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两个按语目的都很明确：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属于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12月29日，吴晗迫于形势压力，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登于《北京日报》。他对学术批评表示欢迎，并开列了一个近年来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以此说明自己研究海瑞并非有影射庐山会议之意。同时，在一些问题上，他违心地承认了错误。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便几乎无一遗漏地相继转载了该文。

　　历史上几乎每个事件，特别是在重大事件中，总会有一些人怀着投机心态，随风而动。

　　点不起火的北京也有着跃跃欲试要去点火的人物，那就是戚本禹与关锋。

　　身为《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的戚本禹，12月8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因为彭真的严格把关，不允许评价《海瑞罢官》超越学术的范围，戚的这篇文章没有点吴晗的名。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尽管毛泽东也有些遗憾，总体态度肯定是支持的。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立即于1966年1月15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戚本禹的文章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几乎同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他们希望这两篇文章能与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

　　但是，他们的运气似乎没有姚文元那么好，两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下。力量来自北京市市长彭真。他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成员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其主旨即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

　　该提纲经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讨论，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精神，中央宣传部理直气壮地将关锋、戚本禹送来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拒之门外。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后来他们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电话告知他们：“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载。

　　这样，北京也有了江青指挥得动的“笔杆子”。江青的大本营即将移师北上了……

　　“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夫妇一唱一和，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上海紧急会议”，罗瑞卿蒙冤。他成为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第一个接受组织上“外科手术”的挨刀者。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人称为“上海紧急会议”。为何用“紧急”来定义会议呢？原来，是有人要“加害”林彪，而且“证据确凿”。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他专程从杭州再次来到上海，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这个要“加害”林彪的人正是长期紧贴毛主席身边的罗瑞卿。此时，罗瑞卿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国防部长状告总参谋长，这自然会有“排挤倾轧”之嫌。古往今来多少例子都证明，一山难容二虎。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先入为主，相信了林彪那边递上来的诉状。

　　罗瑞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负责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对革命的忠诚也是大家公认的。罗很受毛泽东器重。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曾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亲昵与器重。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养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瑞卿主持。罗瑞卿秉性刚直倔强，直来直去，不注意方式方法，显得锋芒毕露，有些事情上让林彪不快，罗的锋芒也“刺伤”了其他一些同志。毛泽东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言下之意就是对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的批评和提醒。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于是，老谋深算的林彪就利用一些同志对罗瑞卿的意见来大做文章。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当时林彪、叶群也在上海养病。叶群频繁出入于华东医院，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揭发”罗瑞卿，以便向林彪作“汇报”。据叶群说，刘亚楼“揭发”，罗瑞卿曾经和他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中心意思，也是核心要点，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刘亚楼于当年5月7日病逝，事实到底如何，确实如邓小平所讲——“死无对证”。 　　然而，“死无对证”的“揭发”竟然成了林彪夫妇的“有力武器”，他们等待着时机，向罗瑞卿发起进攻。

　　林彪这边对总参谋长磨刀霍霍，耿直的总长却没有过多察觉。1965年11月底，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朗诺后告诉毛泽东：他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并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听很高兴，嘱咐罗瑞卿“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

　　罗瑞卿没有听出毛泽东重提“七千人大会”的弦外之音。他去苏州看过林彪不久，就去云南检查工作了。

　　毛泽东的带话令林彪格外兴奋，他嗅出了不同的味道。

　　“七千人大会”期间，在大多数人都在“出气”批评我们党工作中的失误时，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他肯定了“三面红旗”，并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讲话后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泽东希望林彪再像1962年那样站出来支持他。

　　林彪期盼的“进攻”的时机已到。他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派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并嘱咐叶群躲开其他人，直接找毛泽东。

　　叶群到了杭州没有很快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不知道她有什么事，就让她等着。叶群只好先和毛泽东的秘书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只好又去找毛，这一次她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

　　毛泽东估计叶群有要事相商，于是召见了叶群。这一召见就是六七个小时，富裕的时间与充足的准备，再加上三寸不烂之舌，叶群足以将罗瑞卿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逼迫林彪让贤让权、篡军反党等各种所谓罪状数落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据说毛泽东听得很仔细，问得也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遗憾的是，最后毛泽东相信了叶群的话。几天后，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上的批评》，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这里所指的，主要就是罗瑞卿。

　　于是，紧接着就有了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一幕。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亲自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纪律。就连跟随毛泽东拍摄的记者钱嗣杰也被挡在了门外。以前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钱嗣杰当然感到异样，但他忖度：既然是具有高度机密、不需要发新闻稿的会议，拍不拍主席也就不重要了。于是他也就没再多想，径直回自己的房间等待通知。其实，不要说钱嗣杰这样的贴身摄影记者不知内情，就连许多从北京被召来的领导到了上海也根本不知开会内容。刘少奇还为此专门跑去询问别人。

　　邓小平、李井泉原来已在昆明，事先在电话里和罗瑞卿联系好在昆明碰头，一起去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12月9日抵达昆明，邓、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开会去了。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来上海开会。毛泽东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他爱人以“东道主”身份去机场接。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陈丕显已经知道此会极不寻常，于是他便请示邓小平，万一罗瑞卿问他开什么会，应该如何作答。邓小平让他先不必讲，就说总理和他在住地等着，到那里去谈。

　　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也随同去机场接罗。大概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一上车便问陈丕显：“到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陈丕显无法作答，便灵机一动，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车上不能干坐着，两人一路上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庄稼、身体，以及工业生产之类的情况。

　　陈丕显与罗瑞卿交往很多，以前见面都很亲切、自然。这回如此情形，令罗更觉异样。

　　罗瑞卿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锦江饭店，这次却被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陈丕显向罗解释：“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直到下车，陈丕显才不得不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

　　大家都知道罗瑞卿性子很刚烈，为避免他突然遇到如此大的打击采取激烈举动，在周恩来、邓小平与罗谈话时，陈丕显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为了防止发生更大的意外，陈丕显事先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商量，对罗瑞卿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

　　性格决定命运，或许这话说得不错。饱受屈辱的罗瑞卿铁下心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个月后，他在北京终于找到机会，从隔离审查的楼上一跃而下。他命大，阎王没有收他。人没死成，但下肢残废了。苦熬到“文革”结束，为治疗这条残腿，1978年，罗瑞卿远走异国他乡寻医问药。可是，最终断腿还是要了他的命。在德国手术成功的次日凌晨，罗瑞卿心肌梗死辞别了人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灭亡的一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这次会议开得奇怪，被批判的主要人物，却被隔离在会场之外。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全程搞的是“背靠背”的方式。哪怕让他亲耳听听别人是如何“揭发”的，哪怕给他十分钟的“最后陈述”也好。从这个层面讲，罗瑞卿还不如一个三堂会审的罪犯。 　　没有被批判对象，并不妨碍林彪夫妇对罗瑞卿的控诉，他们更加地肆无忌惮、信马由缰地为罗捏造各种罪名。

　　会上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仅这些揭发材料，就足以让罗瑞卿吃不了兜着走。同时，会议上还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口诛笔伐。

　　“批罗”最积极的还要数叶群，她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叶群不仅会上发言，会下还在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只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定了一个调子就不再参加了。其他会议议程就交给了林彪。从12月9日开始，会议就由林彪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批判罗瑞卿。这一批就是一个星期。会议最后一天，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所有的阴谋陷害，精心策划，就是这样的结果。

　　罗瑞卿倒了，林彪才能站得更稳。

　　12月的上海，阴冷而潮湿，作为“文革”第一批靶心的“彭罗陆杨”四人，他们的生死密码已在“文革”之初编写完毕，谁也难逃厄运……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这次会议最后做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这些污蔑之词，今天已经完全得到澄清，它们纯系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人明白事出有因也无济于事。

　　杨尚昆被撤职，罗瑞卿被批判，陆定一和彭真也坐上了火山口，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泽东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罗瑞卿蒙难仅仅是个开始。

　　乌云压城，疾风怒吼之际，暴风雨即将到来……

　　1966年的钟声敲响，“文革”的战车已经开始启动。历史终于转到了5月16日这一天。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也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而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但毛泽东暂时没有回到北京，他已经从武汉东湖宾馆移居到了杭州西子湖畔的汪庄。故而没有到北京的会场上露面。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的他，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儿茫然。他万没有想到离开北京这段时间中央出了两件大事：揪出了彭、罗、陆、杨，他们都曾经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全班人马都是极“左”路线下的新秀。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十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在主席台坐定。

　　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做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会议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五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言论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难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要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那么“五一六通知”究竟写了哪些关键的话呢？以下两段很具有代表性：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两段话成了“五一六通知”的点睛之笔，给每个与会人员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值得玩味的是，久病出山的林彪以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学生的姿态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专谈“中外政变、武装夺权”的“精彩”演讲：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林彪讲杀人，讲镇压，你死我活，血流成河，讲得与会者毛骨悚然，还没等听讲的人明白过来，林彪话锋一转，开始大肆颂扬毛泽东：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岁。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他的思路与“文革”还是脱轨的。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十七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摩它的含义。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十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正式通过《通知》。

　　因为是在5月16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历史学家也把1966年5月16日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彭真被撤销了职务。他，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无情的口诛笔伐。

　　“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不久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时为湖北省委书记）、刘志坚为副组长。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大将，于是姚文元的名字被补充了进来。

　　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外通知。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五人小组”，“五一六通知”代替了“二月提纲”。江青不仅参加了“文革小组”，而且当上了第一副组长，压抑了几十年的她从此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露峥嵘。

　　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她这一次登上的是更高权势的中国政治舞台。

　　《通知》的下达，意味着这场酝酿已久的暴风雨，终于在5月鲜花盛开的季节里，朝着人们劈头盖脸无情地打了下来。

　　随后，北京城中如急风暴雨来袭。十年动乱爆发……

　　5月17日夜，邓拓自杀；

　　5月23日，田家英自杀；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5月31日，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1日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人民日报》将“文革”之火燃得更旺了。

　　随之，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

　　1966年5月之后，外交活动也几乎停止，钓鱼台里很少见到外宾的身影。浓烈的“文革”气息从这里不住地升腾，把“战斗”的指示送向四面八方。

　　“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也将她的主要栖身之所由中南海转移到钓鱼台。一方面为了方便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躲开中南海那些戎马生涯、耿直倔强的“帅”字老将们。尽管“文革”的疾风将他们吹入了不能乱说乱动的冷宫，可是骨子里那股对江青不买账和轻蔑的情绪还是让她体味到了威慑。

　　开始江青住在钓鱼台八号楼，后来康生组织了写作班子，十一号楼宽敞些，江青就搬到离院墙近的十一号楼居住。1967年1月初，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打倒，接着上海开始大夺权，著名的“一月风暴”暴发。“风暴”很快席卷全国，各地开展了一场狂热而混乱的大夺权。空气越来越紧张，夺权夺得造反派们几乎六亲不认，竟然扬言要冲击钓鱼台。江青平日神气活现，一听说外面的形势紧张，有人要冲击钓鱼台，担心不已，生怕有人爬墙进来。如此，她所居住的十一号楼就成了第一个被冲击的目标。于是，江青连夜搬家，换到离围墙远一点儿的十号楼住。她在这里安定下来，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江青才又搬回中南海毛泽东住宅旁的房子里。

　　当时钓鱼台几乎就成了“文革派”的大本营，十五号楼住着“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十六号楼住着副组长张春桥和组员姚文元，后来，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也住进了钓鱼台。

　　仅仅江青就占用了十号楼与十七号两座楼。十号楼用于办公与休息，十七号楼是活动娱乐场所。这一静一动，组成了江青的“文革”岁月的特色，也勾画了这一特殊时代的“旗手”剪影。人们提起江青，不寒而栗的印象大多集中在这个时代。

　　6月16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坐汽车前往韶山的滴水洞，住了下来。在小时候拜石头为干娘的地方，他“闭关”十一天，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亲自带领全国人民开始“新的长征”！

　　就在北京“热闹”非凡、“火药味”渐浓之际，毛泽东却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周游”。从毛泽东于1965年11月离京至1966年7月回京旅行日程表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成竹在胸的自信与决心。

　　1965年11月11日晚离京——11月12日天津——11月13日济南——11月13日至14日徐州——11月15日蚌埠——11月16日至17日南京——11月17日至19日上海——11月19日至22日杭州——11月22日至26日上海——11月26日至12月5日杭州——12月5日至16日上海——12月16日至24日杭州——12月24日至1966年1月5日南昌——1月5日长沙——1月5日至2月19日武汉——2月20日至26日晚长沙——2月27日至3月26日杭州——3月26日至4月1日上海——4月1日至5月3日杭州——5月3日至15日上海——5月15日至6月16日杭州——6月16日南昌——6月16日22时40分至17日16时30分长沙——6月17日下午至28日10时韶山滴水洞——6月28日长沙——6月28日至7月17日武汉——7月17日郑州——7月17日午夜至18日2时邯郸——7月18日返京。

　　“文革”初起的一段时间，1966年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的时光是在他的故乡——韶山度过的。

　　每每重大决断之前，毛泽东总会有一段深思熟虑阶段，而且喜欢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寻找灵感与力量。自从1964年12月与刘少奇公开“对立”后，毛泽东便开始远离北京，四处“漂泊”，所到之处几乎都是留有他青春足迹的地方。这一次，他几乎是叶落归根般地来到了生他养他的故土，在他从小就十分喜爱的韶山滴水洞度过了十一天。

　　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为此特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每块重二百斤），分放在木桶里，用电扇把冰块吹化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

　　毛泽东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喝着滴水洞龙口的泉水，品味着韶峰名茶，但他却无法融汇到家乡人群中。这一次毛泽东回故乡，是一件绝密的行程。警卫局在毛泽东与韶山人之间，隔起了一道戒备森严的警戒线。

　　毛泽东在韶山住了十一天，新闻界未作任何报道。后来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也隐去了具体的地方。外国情报机关想尽各种办法，也始终未能探出中国头号人物此时的行踪。

　　毛泽东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居住的十一天里，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26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毛泽东在长江中时而“中流击水”，时而“极目楚天”。畅游时，他似乎找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意境。“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毛泽东与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他意志和性格的流露。毛泽东一生游过中华大地无数的江河。在湖南，他游过湘江；在广州，他游过珠江；在广西南宁，他游过邕江；在浙江杭州，他游过钱塘江；在江西南昌，他游过赣江；在湖北武汉，他游过长江。在没有大江大河可游的时候，他就游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江西的庐山水库、湖南的韶山水库，还有武汉的东湖。他一向认为“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抵达武汉后，不时在东湖游一会儿泳，但还没想到去长江里再次畅游。1966年7月16日，检阅武汉市第十一届游泳比赛大军之际，毛泽东圆了自己在长江畅游的心愿。

　　那天早上八时二十分，湖北省公安总队快艇大队接到命令，迅速做好出航准备，有重要首长要坐船。由于任务紧急，队领导决定用W506艇，这是当时船队最好的船，船队还选调了驾驶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人们很快就知道，今天来坐船的是毛泽东主席，他要检阅游泳比赛大军。这可是船队发展建设史上的最高荣誉，大家听后一片欢腾。

　　没有多长时间，几辆小轿车就停在汽艇前的码头上。毛泽东从第二辆车上走下，汽艇上全队几十名官兵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当时的毛泽东的确如同随后报纸上所描述的那样：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毛泽东不用人搀扶，健步登上汽艇舷梯，在紧挨驾驶舱的休息室坐下。

　　快艇迅速离开码头，向下游驶去。九时整，武昌桥头打出了三颗红色信号弹，武汉市第十一届游泳比赛大军下水了。这时，毛泽东从休息室走出，站在驾驶台前面，高兴地观看游泳大军在江中前进的场面。横渡长江的群众有五千多人，阵势很是壮观。

　　毛泽东乘坐的快艇逆流而上，游泳队伍顺流而下，当快艇慢慢地与游泳健儿接近时，一个小学生认出了主席，激动得大声欢呼起来：“是毛主席，是毛主席！”顿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岸上、桥上、江上的欢呼声连成一片，久久回荡在长江两岸。

　　现场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高潮。在木船上保护主席游泳的工作人员由于用力跳跃使小船大幅度摇晃，不少人都跌入了江中。

　　毛泽东站在快艇左舷向游泳健儿招手致意。汽艇与游泳队伍反向而行，渐渐相距越来越远，汽艇上全体官兵本以为即将胜利完成任务，不料再次接到上级命令：把船开到江中去，主席要畅游长江！

　　汽艇立即重新起航向上游开去。当快艇航行到汉江口与武昌大堤口相对的江面，已经做好游泳准备的毛泽东从快艇的休息室向左舷后甲板走去。他来到扶梯前，脸朝快艇背朝江面，一步步攀着扶梯下江。当江水没到胸前时，他先在水里湿了一下，而后站起来，伸开双臂，一纵，扎入了波涛滚滚的大江。

　　驾驶员下意识看了一下驾驶舱的钟表，时针刚好指向十一时。急流险浪中，只见毛泽东拨开层层浪花，时而侧泳，时而仰游……全体官兵看着湍湍急流中主席优美的泳姿，都不禁为这位拥有健康体魄的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感到自豪。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长达一小时零五分，游程三十华里。游罢上船，钱嗣杰和同志们都或重或轻地有些肌肉酸痛之感。而毛泽东看上去并无丝毫倦意，他到休息室穿上睡衣后，径自走进驾驶室，与驾驶员聊天攀谈。

　　钱嗣杰回到宾馆，立即向上级汇报今天的行动。吴冷西得知毛泽东畅游长江，马上指示钱嗣杰尽快将底片送回北京。

　　7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毛泽东与记者的谈话和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同时刊发的就有钱嗣杰拍摄的那张毛泽东在江上挥手的大幅照片。

　　毛泽东对记者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陪同毛泽东前去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五千人的渡江表演完毕之后，我陪主席下江游水，一个小时多一点才上船。主席的身体、精神都很好。”

　　毛泽东畅游长江，成了一次世界瞩目的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在关于游泳的畅想中，在同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对话和斗争中，他常常富有个性地、文人式地表达自己的兴趣，传达自己的思想。

　　自此，“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毛泽东回到已经离别半年多的北京。他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状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后不久，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

　　离开武汉长江边的毛泽东，两天后，即7月18日抵达北京。这是他在外八个多月后再返北京。这一次，他没有回到居住了十多年的丰泽园，而是在中南海游泳池边的一幢平房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住到了去世。难道他真的那样喜欢游泳吗？或许不是。丰泽园正在装修，装修好后，毛泽东却不想再住，他对一个地方只要住习惯了就不想动，这是他的特点。总之，从此毛泽东在游泳池下榻，他身体衰颓不能游泳后，游泳池上铺上了木板，成了一个大厅。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还是那种决定过无数重大事件的手势，还是那典型的湖南乡音：“撤掉，统统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被林彪顶替，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王光美回忆，会上，毛泽东指出，刘少奇的问题“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毛责问刘为什么害怕群众时，刘插话打断：“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批评刘在北京专政，刘反驳道：“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刘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至此，毛、刘关系彻底崩溃。

　　随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报纸上尽是火药味极浓的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8月上旬的一天，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贴出一张写着醒目黑字的红纸，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看署名，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它的作者竟然是毛泽东！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二百多字，却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观点。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已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与会者，同时附着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既然是中央文件，为什么不按组织系统传达，而要手抄下来贴到墙上呢？大家对这张大字报窃窃私语。当时，在更多的人印象里，党中央是团结的，现在忽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中央领导有了分歧，人们一时都接受不了。问题为什么不能在党内解决，而是抖搂到外面呢？

　　那些日子，毛泽东住在游泳池异常忙碌，除了参加会议，就是找人谈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虽然都不知道毛主席为何如此紧张，却预感到了一些大事即将发生。果然，在大字报贴出几天后，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套红的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各界群众走上北京街头，敲锣打鼓庆祝。中南海西门外搭起了一个临时的报喜台，接受大家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的报喜信。报喜台以五星红旗为幕布，正中挂着毛泽东彩色画像，上联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下联是“毛主席万岁”，横批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办公厅组织人员轮流在报喜台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并维持秩序。那时府右街人山人海，声浪此起彼伏。中南海里，都能听见墙外的革命口号。声讨批判的呼声从早到晚，一刻不停。

　　8月10日晚上，中南海西门忽然声浪震天，仿佛爆炸一般，持续良久。原来，毛泽东晚饭后散步，顺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经宝光门折向西，来到怀仁堂前。他发现西门外人声嘈杂，就向西走去，想看个究竟。毛泽东刚走到中南海西门，恰逢一队报喜的队伍，大家意外地看见了领袖，立即拥了上来，将大门附近围了个水泄不通。毛泽东一时间无法回去，跟在他身边的只有秘书老王和护士长吴旭君。他们面对这个突发事件，一下子非常焦急，吓得满头是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整条府右街人山人海，即使没有坏人，这样的拥挤也很可能惹出大祸。毛泽东在外面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不安全。这时警卫中队的几十名官兵接到命令，快步跑到中南海西门。大家排成人字形墙，插进人群，一个紧跟一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到主席跟前。而此时，毛泽东与群众握着手，交谈正欢。他望着赶来救急的官兵，却不肯离开。大家见状，只得想了一个办法，退而求其次，扶毛主席登上报喜的高台，与群众面对面。

　　毛泽东登上高台，非常动容。他向群众大声高呼：“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后面正在拥挤着没有看清领袖的人们，忽地发现“从天而降”的毛主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短暂沉寂后，顿时掌声雷动，欢呼不尽。此时，后续部队已经赶来，在军队保护下，毛泽东总算退回了中南海。

　　这次突发事件之后，现场被挤掉的鞋子、书包等物品足有好几箩筐。

　　8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文章。这次突发事件，其实是后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前奏。

　　（选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顾保孜 著 钱嗣杰 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