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爷爷和一个孙子

　　省城的火车往东走四十公里，有一条铁路线叫高新线，高新线偏西有一个小火车站，小火车站的站名叫小东。沿着小火车站往东北走四公里，就是东沙河。河上建有一座铁路桥，据说建这座铁路桥时，有一位建筑师是日本人，名字叫小东岛次郎，砸死在了建筑工地上，为了纪念这位日本人，小火车站建完后的站名就叫小东，岛次郎三个字没用。后来有的人说小东岛次郎是诈死，小东火车站的站名却是叫住了。不过老百姓不愿意这样叫，把镇子还叫三家子镇。 　　不管是小东火车站还是三家子镇，沿着火车站的票房子往东走2公里有一家大户。这家大户有正房有11间、厢房８间；牲口棚子、草料棚子不算在内。大户的主人叫于德林，于德林一辈子娶了三房媳妇。大媳妇叫于王氏，新民市白旗铺人，汉族；二媳妇叫秀娟子，抚顺新宾县人，满族，努尔哈赤的嫡派子孙；三媳妇最野性，也最受宠爱，名字叫塔娜沙，塔塔尔部人，赤峰市人，蒙古族。三房媳妇各育一子，长子名字叫于百俊，字百川；次子名字叫于百恩，字会川；三子名字叫于百清，字治川。三个儿子长大成人后，于家的大院治得更加阔套了，2米多高的围墙全是灰色的石头砌成，洋灰抹缝。灰色的石头全部取材于离三家子镇东9公里的板石山，洋灰是离省城15公里的郭家窑烧的。两扇黑油漆大门，上面铆有九九八十一颗门钉子，阿拉伯数字九为大，九九八十一是顶天的寓意。门钉为红铜所制，钉子头都有一个小狮子头，是远从济南府运来的。门大户大，镇上的人称于德林为老老爷子，三个儿子依次为大爷、二爷、三爷，三爷也有叫老爷的。 　　于德林读过几天私塾，自认为有点文化水，是方圆几十里的乡绅，经常到外面走动走动。还同土默特左旗首领(塔娜沙的父亲)去了几趟中西伯利亚，同俄国商人打过交道，眼目界就比常人宽了。他的治家之道自然形成了，长子守家在地过日子，这是于家的大本营。二子、三子要出外谋生，哥俩背着书包来到了奉天城。当时东北王张作霖一统关外，出资建立了东北陆军讲武学堂。哥俩在家识字不少，到了讲武学堂一考便中，从此扔下了锄杆摸枪杆，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演习武艺。 　　“九・一八”的枪声打响以后，于会川、于治川已是东北军的上层军官。国破山河在，热血在沸腾，东北各地掀起了抗日的浪潮。东北军将领于会川率领所部转战于辽南和热河地区，给予日本侵略者以狠狠地打击。据《北镇县志》记载：“在著名的长城战役中，由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各保实力，不战自退。第十二路抗日义勇军腹部受敌，在喜峰口被日军铃木师团重重包围。司令于百恩为挽救危机，只身冒死突围，找正规部队救援。副司令张海涛率余部与日军血战三昼夜。由于兵力悬殊，抗日义勇军弹尽粮绝。副司令张海涛及300余人被俘，张海涛化名张正囚于承德……于百恩先期突围后，辗转于华北各省从事救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滨城市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等职。”东北军将领于治川率所部转战于吉林桦甸地区，成为了日本人的心腹大患，派出了重兵进行围剿，抗日自卫军最后兵败。据《东北抗日义勇军军史》史料记载：“‘绿林好汉’于治川，成立了‘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自任军长，活跃于桦甸一带……”笔者经过调查，这部分史料有误，绿林好汉应为东北军将领。 　　悠悠的东沙河水流淌着，流淌到了公元1975年。于德林早已作古，作古的年代不祥。于百俊也已作古，作古的日子和伟人斯大林同一天，为的是后人没有文化，拜祭的时候怕记错了日子。于百俊育有一子，一子又育有一子，取个名字叫于江天。于江天自幼善画，到了十六岁那年，就能把人画成老鼠，老鼠戴着眼镜，长着几根胡须，正经着像个人样。于江天还善于胡乱编词，那时需要这样的人物。一天，“斗批改”工作队的队长把于江天找了去，拿着于江天写的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谁大谁小 　　蛤蟆与公鸡相比， 　　谁大谁小， 　　公鸡大，蛤蟆小。 　　螳螂和车轱辘相比， 　　谁大谁小， 　　车轱辘大，螳螂小。 　　于江天和张晓玲相比， 　　谁大谁小， 　　张晓玲大，于江天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比， 　　谁大谁小， 　　社会主义大，资本主义小。 　　这首诗后来收入于江天的诗集。 　　工作队的队长点搭着诗说，这首诗写得好，头一段就包含着一个名句，叫做雄鸡一唱天下白。第二句更绝了，也是包含着一个名句，叫做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第三句是你小子有自知之明，这也是一种谦虚的美德，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再者说了，你是不能和张晓玲相比的，张晓玲的爸是贫协主席，你爸是吗?你爸是翻土坷垃的。你的最后一段写的是诗眼，连我这个老革命都不敢想象，真是一种大气魄呀!社会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荡涤着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谁大谁小不是明摆着吗?你这样写得痛快，我的心里更是痛快，无产阶级是该扬眉吐气了。 　　工作队的队长和于江天谈话没过几天，于江天被抽到了“斗批改”工作队，主要从事绘画和文秘工作。于江天在工作队里更显出了才华，他画的狗都像人了，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拎着一根文明棍，文明棍打着趴在地上的人……由于于江天的才华出众，场部宣传部相中了于江天，决定抽他做专职的宣传报道员。这可是于江天梦寐以求的事情，说不上一步登天，也是半步登了天。场部是正县级单位，宣传部长是副县格，底下的科员在那个年代正吃香。当时进宣传部有两个人选，除了于江天外，还有“斗批改”工作队分队的副队长张晓玲。张晓玲就到场部革委会主任那里去告状，于江天家的成分应该是漏划地主，这是她听她爸张小戥子说的。解放前，于家在新立屯的双山子有地，大亩量说是有六垧地，小亩量说是有八垧地。虽说他们家土改时定的是贫农，追究下去不是漏划地主是啥?场部革委会主任一听，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马溜儿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调查此事。 　　调查的结果表明，新立屯双山子日本人修的飞机场，确实是于家的祖产，不过不是六垧地，是十二垧地。这样，于家成分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以后，新立屯是交通要道，战略要地。铁路北通三江平原，南通营口、大连港。东至满州里，往西就直接进关了。经过勘测，日本鬼子决定在双山子修一座飞机场，取得制空权，这就涉及到了于家的祖产地。慑于于家的关系复杂，于家是汉、满、蒙联合的家庭，直接和伪满州国的上层有挂联。不敢强吞强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于家的三爷于治川兵败，日本人收编了于治川所在的部队。于家的三爷于治川，日本人赋予高官厚禄，以示众人，已是伪满州国的宪兵司令了，陪着溥仪视察过日本。于家家里挂着的那张照片，站在溥仪身子后面的那名武官，就是于家的三爷于治川。修飞机场的日本人经过层层请示，日本上层决定采取赎买的政策。 　　日本占领军小东岛次郎中佐找到了于百俊买地，于百俊的心里十分明白，这哪能叫做买地，无非是给你一个台阶下。明白人要做明白的事儿，拿出的钱还得原封不动地拿回来，没见过狗吃肉还有吐出来的，日本鬼子只是采取的手段不同罢了。于百俊到“中日商办银行日华银行分行”取钱的那天，不是拿着钱袋子去的，而是挑着土篮子去的。于百俊从银行里挑出两土篮子白花花的银元，这一天正赶上镇上是大集，于百俊把土篮子摆在了高岗上，实物换开了两土篮子大洋。四个地瓜可以换一块银元，五个土豆可以换一块银元，半斤豇豆可以换一块银元。当时，张小戥子正在卖豇豆，拿着五十斤豇豆换了一百块大洋。于百俊卖大洋之举，可是气坏了日本人，果然不出于百俊所料，日本人本想找机会把大洋弄回来，这回可就流产了，于是，对于百俊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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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机场建成以后，不到二年，机场发生了爆炸，不同程度的损失了五架飞机，这就是震惊东北的双山子机场事件。于百俊作为嫌疑犯被抓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根据日本人的调查，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反日战斗。原来，在飞机场没有修之前，机场的下面有一个洞，洞里面藏着炸药，这个洞是谁挖的，日本人认定是于百俊挖的。于百俊被日本宪兵队打得皮开肉绽，于百俊牙口缝儿都没欠，死不承认做了这件事，结果半死着回到家里。至于谁炸了日本鬼子的飞机，于百俊生前没有弄清楚，死后更是一个迷了。 　　张晓玲告了这一状，谁也不敢深摊这件事了，于江天去场部宣传部的梦想算是告吹了。张晓玲作为惟一的人选，顺顺溜溜地进了宣传部。没过半年，因为有“斗批改”工作队分队副队长的底子，荣升了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 　　根据形势的需要，鉴于“斗批改”工作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要不同程度的减员了。首先减下来的五名队员，其中就有于江天。按照场部人事部门工作会议的精神，这五个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分别安排到民办教师的工作岗位。于江天卸了“斗批改”工作队队员的挑子，呆在家里等着去当孩子王。哪知宣布民办教师名单的那天，名单里没有于江天。于江天就不明白了，他的名额怎么被马蛋子代替了呢，马蛋子不是“斗批改”工作队的队员。 　　于江天经过艰苦的工作调查，终于澄清了事实。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名字叫张天宝，是分场的后备干部，也是一个实权人物。他管着1200亩的土地，124名壮劳动力(里面包含着于江天和爸爸)。张天宝为了把务农的小舅子弄进民办教师的队伍，向场部有关部门反映了一个情况，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谁看了都会触目惊心。张天宝拿出了一封外调信，细看封面的邮戳，是公元1968年7月2日。信中的调查内容是，于江天的二爷于会川担任滨城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可能与滨城日本特高科科长小东岛次郎有密切的交往。小东岛次郎制造了滨城市小白楼事件，枪杀了我党滨城市领导人高培德，于会川脱逃不了干系。信中要求地方政府调查清楚小东岛次郎在双山子机场时的情况。要不是遇到这次安排民办教师的事情，张天宝也许不会拿出了这封尘封八年的外调信了。 　　小白楼事件的经过： 　　公元1945年的秋天，为了占领东北有利的战场，我党决定从山东军区抽调一批干部，跨海到辽东半岛工作，登陆的地点就是滨城市。于会川是东北人，首选第一批坐着渔船跨海到了滨城市。 　　秋天的梧桐树落叶了，没有阻挡住国民党军统特务在滨城市的猖獗活动。当时，据滨城市公安局掌握，国民党军统局滨城市站的站长，是挂有一颗将星的张天民。日本特高科科长小东岛次郎被张天民秘密逮捕以后，充当了国民党军统局在滨城市的杀手。 　　滨城市中心的小白楼，是一幢典型的俄罗斯建筑，上下共有三层。一层住着市公安局局长于会川，二层、三层住着滨城市最高领导人高培德。此时，于会川正做着小东岛次郎的策反工作。一天晚上，小东岛次郎秘密来到了于会川的家里，通报说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军统特务别动队，这几天要对市里的主要领导人下手了。小东岛次郎从于会川的家里出来，已经是三星正午了。小东岛次郎走出了大门口，高培德的轿车到了。轿车遭到了军统局特务的袭击，高培德当场牺牲了。从此，小东岛次郎去向不明。 　　于江天决不能放掉这次当民办教师的机会，为了弄清事实的真像，于江天带着十二块苞米面大饼子，三根酱缸里淹的黄瓜，一个足能装四斤水的缸子，坐着火车专程来到了滨城市。他到各个部门打听，有说公安局管这种事的，有说检察院管这种事的、有说法院管这种事的，还有说民政部门管这种事的。于江天找到了公检法的部门，看着于江天的打扮(于江天的打扮像个上访的无赖)，根本没有人搭理他。一天，于江天来到了民政部门，坐在板凳上咬着苞米面大饼子、吃着咸黄瓜，喝着凉的自来水。就有一位50多岁的女人受感动了，这位女人是信访办的主任，接待了于江天。 　　于江天知道了如下情况：前几天，于会川的夫人来了，这个女人在吉林省工作，算是一个走资派吧!要求滨城市弄清楚她丈夫的情况，焦点是于会川是不是中共党员。如果是中共党员，就是革命烈士。如果不是中共党员，就是民族英雄。于江天就问这里面有啥区别?信访办主任告诉他，这里的区别大了。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于会川是烈士，所有的待遇家属都要享受。如果是民族英雄，就要两说着了。信访办主任指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民族英雄岳飞，一个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滨城市民政局都弄不清二爷的问题，于江天感到无望了，闷着头流着泪。信访办主任拿出一张报纸说，孩子，这张报纸兴许有用，你拿回去不妨试一试。 　　报纸是由滨城市职工总会办的，名称叫《人民呼声》，出版的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的五月二十五日。报纸的主题是“民主斗士，永远活在人民心里”。副标题是滨城市各界代表三千余人，沉痛哀悼已故于院长暨“四八”遇难诸烈士。摘抄如下――― 　　当着国内争取民主的斗争最尖锐的时期，当着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决心推翻政协会议的时候，民主斗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黄齐生等先生突然遇难于黑茶山，这一惊心的噩耗传来滨城市，各界人士莫不痛心至极。哀痛的泪水还没有干透，悲痛的心绪还没有宁静。却于五月二日东北的抗日英雄，民主斗士，滨城市地方法院院长，于会川先生突然逝世。为了悼念这些为民主，为和平，斗争多年的英雄，五月二十五日午后二时许，滨城市各界代表三千余人，以最大的悲痛在师范讲习所的大礼堂内，将隆重的举行已故于院长暨“四八”遇难烈士之追悼大会。届时议长、正副市长、县长、红军司令部长代表、市政府各局长等皆临席参加…… 　　信访办主任告诉于江天，根据现有的资料表明，于会川先生可能是一位党外人士，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定性也只能定性为民族英雄。 　　于江天得知二爷埋葬在大佛山上，就带着祭品来到了大佛山上。看完了二爷于会川的碑文，于江天倒地便拜，这可拜的是没看过的爷呀!于江天痛哭流涕，当时赋诗一首――― 　　爷啊爷， 　　巍巍大佛山， 　　爷啊爷! 　　泣血祭碑文， 　　爷啊爷! 　　我知道爷， 　　爷不知道我， 　　爷啊爷! 　　哭笑不得， 　　心向何所。 　　爷啊爷! 　　怪只怪爷， 　　你咋不入党？ 　　爷啊爷! 　　爷， 　　啊! 　　孙子哭拜， 　　爷， 　　民族英雄! 　　这首诗后收入于江天文集。 　　于江天从滨城市回来，马蛋子早已到镇里的中心小学教书了。拿马蛋子的话说，于江天再能闹腾，也是晚了三孙子，谁让他有那些破爷来的。 　　于江天从“斗批改”工作队减了回来，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就在张天宝的手下干着农活了。这一年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于江天年满十八周岁，到了征兵的年龄，就到场部民兵营报了名。于江天的身体血压不高，两只眼睛视力都是1．5，脚心洼抠得像书本上画着的赵州桥……这一次，于江天志在必得。他在笔记本上反复地写着一句话：爷是英雄孙子是好汉!爷是英雄孙子是好汉……征兵体检的前一天，于江天得到了准确的消息，明天体检的名单里有他。这天晚上，张晓玲和马蛋子都来看他，张晓玲送给于江天一个红皮笔记本，马蛋子送给于江天一只吸水的钢笔。笔记本上写道：“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人参军，全队光荣。一人参军，全镇光荣。于江天参军，张晓玲光荣，马蛋子也光荣。”于江天旋开了钢笔，在光荣的后面写道：“爷让当兵能当兵，爷不让当兵不能当兵。”果然让于江天言中了。第二天去体检，于江天的名字从体检表上撤了下来。于江天去找分场的民兵营长，民兵营长就不是先前那个态度了。说是你于江天屁股上有屎还没擦净，还想当人民解放军，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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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有关部门收到了一份资料，资料上显示，于家三爷于治川是历史反革命，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历史反革命――― 　　东北野战军的部队迅速向本溪的清川沟推进，无数的枪炮对准了国民党军盘踞的清川沟。前线指挥官下达了命令，不要伤着国民党将领于治川，于治川对革命有功。这位指挥官在抗联时，是于治川司令的警卫营营长，于司令的一杆三八大盖枪，在桦甸血战了一个多月，击毙了日军51人。这位解放军的指挥官名字叫于海，是于治川的本家。 　　抗联的部队在桦甸抗击日寇被日军包围了，日军的野炮把山顶都快炸平了，炸得抗联战士血肉横飞。于治川果断地下达了停止抗击的命令，他把部队集合到隐蔽地点。于治川说，队伍里谁是中共党员，都给我站出来。于海和四位抗联战士站了出来。于治川说，你们党里有规矩我是知道的，就是誓死不当亡国奴，绝不能放下手中的枪。今天，在我于治川的手里破了例。为了保障全体弟兄们的安全，我不能再拿人命开玩笑了。于治川顿了一下接着说，现在的形势是抗击日军就是一个死，我不愿意让你们死掉，但我敬佩你们中国共产党人，你们都是抗日的火种，火种是不能熄灭的。这次投降日军，责任全由我一个人负，如果我活着，有朝一日是会说明的。至于你们的人身安全和出路，我自有安排。于治川投降了日寇以后，部队移师到了新京，他将于海和四名共产党员礼遇出境。 　　于海想生俘于治川，劝说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投诚，队伍里缺少文化，于治川是一个称职的教官。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到处都是晃动的白旗，没有受到任何抵抗。部队的一个排围住了国民党的指挥中心，见到指挥中心里轻重机枪一起开火，子弹打向了天空。于治川将军饮弹自尽了，他的尸体就围在众枪手的中间，他的胸前摆放着一封遗书，遗书上仅有这样几个字：“我再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于海面对着于治川的遗体泪流满面，向于治川将军敬了一个军礼! 　　于治川的老家原在锦鸡县无梁店村，是从于德林的祖上移居到三家子镇的。无梁店村里的私塾教师于大沟，有记日记的癖，这本日记从1900年记起，一直记到1949年建国时止。县志办发现了这本日记以后，县志办的主任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省里的《文史哲杂志》上，中心论点是于大沟的日记，说穿了是一本《村志》，而这本《村志》是迄今为止全省最完好的《村志》，《村志》中有好人篇，是这样记载于治川的――― 　　于百清，字治川，男，于家百字辈。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卒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职业，军官。民国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42年5月20日)，无梁店村遭到天火，天火来自于天雷。那一日，干打雷不下雨，一柴垛着火迅疾全村，加之南风大(大约六级为后人所添)，火烧了联营，如三国时火烧赤壁。无梁店村被烧得片甲皆无，全村六百多号人生活无着落。私塾教师于大沟本人急赴新京(长春为后人所添)，求于百清资助。于百清运来了两卡车物品，清单如下：日本军服100套；皇协军军服200套；军警皮靴50套；军用胶皮鞋550双；军用帐蓬十顶，用完归还；粮米油若干。于百清救家族于水火，实属好人，故记之。 　　于治川是历史反革命，参军政审要查三代的宗亲，有这样严重的历史问题，于江天无疑是坏人的子女，是绝对不能混进军营的。关于这份资料的来源，于江天查了将近三十年，没有查处最后的结果。不过于江天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公元1978年的初春，生产队队长派于江天收拾多年堆积的仓库，在化肥袋子积压的角落里，发现了两个麻袋。打开了麻袋嘴儿，里面全是“文革”期间的外调材料，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于家的。于江天不敢擅自处理，就去请示了张天宝，张天宝依然是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张天宝过来翻了翻说，都给我全部烧掉，这些东西留下来，说不定将来还要祸害多少人。于江天找来了一桶柴油，泼在了两个麻袋上，将两麻袋的材料烧成灰烬。 　　三十年过去了，马蛋子依然在教书，不过不是教小学了，他那点文化水也教不了小学，是在幼儿园里教着《三字经》。马蛋子说，《三字经》是国粹，一般的人教不了。不过他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小学教师，职称高教，每个月开两千多块钱，在三家子镇里生活，这两千多块钱铺着花都够。张晓玲发财了，是她官至正县后发的财。张晓玲调到了省里的农垦局，承包了农垦局下属的一个农场，农垦局给她开一份工资，条件是她给农场的工人开资，剩下的全都揣进了张晓玲腰包。张晓玲在农垦局时，随团到日本参观访问，意外地碰见了日本农场主小东岛次郎。小东岛次郎那次从于会川的家里出来，共产党找他算帐，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找他算帐，他就连夜逃到了延吉。小东岛次郎会一口流利的朝语，凭着这口流利的朝语蒙混过关，后来辗转到南朝鲜，跨海逃回了日本。张晓玲和小东岛次郎的孙子一见钟情，回来和丈夫离了婚，准备赴日本完婚呢! 　　张晓玲开着丰田轿车回到了三家子镇，开到了于江天家的门口，汽车的轮胎没气了。正好于江天拎着气管子出来给自行车打气，于江天就看见了张晓玲。于江天围着丰田轿车转悠，发现轮胎没有气了，拿着气管子给轮胎打气(其实打不进气，于江天只是做做样子)。在三家子镇，张晓玲惟一不敢说的就是于江天了，在她的心里永远是欠了一份人情的。 　　张晓玲说，日子过得不错吧! 　　于江天说，不错，不错!全家三口人，每个人八亩地，三八二十四亩地。我现在是土地的主人，打下的粮食够吃。 　　张晓玲说，我们都下岗了，连土地都没有，还不得饿死! 　　于江天说，天底下有这么一种人，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张晓玲说，腰疼腿疼，这都是命。 　　于江天说，咱们两个就不要说这些了。我拼打了三十年，省作协给了我一个农民作家的称号，明天到我的院子里挂匾，说是啥全省作家的创作基地。可我知道我自己，我有三个爷，我还是孙子。 　　张晓玲听了苦笑笑! 　　【责任编辑 朱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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