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秦汉选官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

　　【摘 要】秦朝以前采取“世卿世禄”制度，官职任定限定于血缘贵族范围内。然而随着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逐渐形成，国家富国强兵的需要，选贤任能思想的提出与传播，选官制度也由曾经的世官职变成了察举制，然而察举的选官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产生了一系列的流弊，不管是对官僚士大夫个人，还是整个官僚组织体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秦汉；选官制度；官僚；体制；权力

　　一、秦汉选官制度的变化

　　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禄”制度，后来逐步引入军功爵制。西周时，天子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依照血缘世袭，我们称之为世官制。其特点是在世官制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官职任定被限定于贵族范围内。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才为各国的国君服务。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才。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后者是中央和地方官府向社会征辟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我们称之为察举制，特点是选官一般经现任官吏察访，然后向政府举荐予以任用。

　　察举是中央的三公九卿、列侯和地方上的郡国守相等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所谓“德行高妙，志节清自”之士推荐给朝廷，然后根据策试水平高下，按等授官。

　　征辟是指中央公卿和地方州郡长官可以自己选用士人为幕僚椽属。汉代的选官制度规定，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可置从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椽史。辟除制度除了赋予公卿牧守以很大的用人权，可以随意任用椽属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士人被辟为高级官员的椽属后，入仕和升迁的机会都会大为增加。在一般情况下，由公卿辟除者，经过试用，通过公府高第或由公卿举荐即可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要职。

　　在察举制推行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人口空间，文化发展不平衡，虽然地区定额选但仍不足以消弘此病。因为就全社会成员说，读书的毕竟不太普遍。读经又有家法、师传，学术授受就有限，这样读经的面就狭窄了，时间一久，就集中在某些家族，造成累世经学。明经做官，累世经学又造成了累世公卿，造成了门第。另一方面由于人事的原因，这就是在选官过程中有权门请托，故旧报恩，不能贯彻选贤任能的选官制度。权门请托与故旧报恩两者递为因果，逐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特殊的阶级的手里去了。这个特殊的阶级也就是累世公卿，后汉以后的门第，实际已是变相的贵族。最后由于制度本身的原因，察举制度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二、选官制度变化的原因

　　（一）到春秋早期，由于周王朝各封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一些较大的诸侯国的力量逐渐超过了周王室，诸侯国的国君们为了取代周王的地位，不得不考虑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要富国强兵，关键就要选用有治国之才的人来当官，于是就提出了一个改革选官制度的问题。打破世卿世禄制，任贤举能，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

　　（二）察举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但在察举制时代面临的问题是有条件出任官员的人数有限。在那个时代，受各种条件、环境的制约，读书人毕竟不普遍。

　　（三）在思想领域，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对建立怎么样的社会制度提出了种种不同的学说。儒家、墨家、法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改革选官制度的主张。首先正式提出任人唯贤的学说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努力加以实践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孔子。他提出了“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理论，否定了商、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提出用人注重大节，选拔优秀的人才从政；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荀子提出“涂（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墨子提出“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 ・尚贤上》） 要求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之。”（《墨子・尚贤上》）

　　（四）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阶级成分出现变化，新兴地主阶级出现，新的选官标准紧紧结合了新兴封建国家富国强兵的需要，也满足了新阶级的入仕途，做官的需要。

　　三、选官制度变化的影响

　　（一）加剧中央集权

　　秦汉选官制度变化的第一个影响是建立起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君臣关系演变为一种雇佣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掌控天下的一切，拥有生杀予夺的决策权，而臣子则只有贯彻君主意志的执行权。国家和国家权力被视为个人和某个家族的私产，国家由君主及其一家一姓所私有、世袭，进而赋予君主个人至高无上、不受法律限制的绝对权力。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家天下”观念和“私”的价值取向。结果就是凡事都会从君主专制制度的狭隘利益和目标出发，从君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出发，客观上就必然会把君主及其家族置于和一切人对立的地位，使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成为专制君主的潜在对手和敌人，成为猜疑和防范的对象。对于这一层，王夫之早已看破：“（君主）道不足于己，则先自疑于心；心不自保，而天下举无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编氓也，皆可疑也。以一人之疑而敌天下，其愚不可疗，其或不可救也。亲亲而以疑，则亲非其亲；尊贤而以疑，则贤非其贤，爱众而以疑，则众非其众。”黄梨洲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其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兴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欺……”

　　（二）奠定了秦汉以后封建官僚政治的基础

　　秦汉以下，大多数皇朝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皇帝即使圣贤，也精力不济，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为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所以不得不选官，建立官僚机构，我们可以发现在制度设计和机构设置上，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出现了机构重叠膨胀、职权紊乱等痼疾，这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牵制大臣、猜忌防范心理有关。为了弥补君主在才能上的不足，君主专制制度势必会借助官僚组织的理性和智能因素，从而也就在客观上提供了空间，使官僚组织的自主性得以发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