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关系的历史

国共关系的历史,发展及未来

以前:

国民党：1894年建立兴中会，1905年建立中国同盟会，1912年改组为国民党 共产党：1921年中共一大标志着中共的成立，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

国共关系的演变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

合作原因——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任务

①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②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③共产国际的推动。

标志：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影响：国民大革命迅速开展并取得重大胜利，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

破裂

①原因：两党不同的阶级利益，阶级矛盾上升。

②表现：1927年4月12日，蒋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6年土地革命时期）

国共的对峙

表现

①政权的对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②屠杀与反屠杀：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

③“围剿”与反“围剿”：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1934．10～1936．10）。

影响：给日本侵华以可乘之机。

国共两党由对峙走向合作

原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标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

原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⑥1937年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准备抗战；

⑦同时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⑧1937年，国民党公布**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合作的标志：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两党再次合作。 作用：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共双方的决战

根源：①阶级利益的差别，阶级矛盾的上升。②美国的干涉。

标志：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国共两党的长期对立（1949—1979年）

原因：阶级利益的不同，外国反华势力影响。

影响：海峡两岸处于分裂状态。）国共关系的缓和（1979年以后）

原因：“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全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中国国际地位提高。

表现：（1）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采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同时，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2）应胡锦涛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于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来南京、北京、西安、上海参观访问。国共两党从1949年内战以后，隔绝了56年。这次连战到大陆来，给两岸关系的改善带来积极的影响。连战大陆之行将揭开两党合作新的篇章。让人们看到了两岸关系出现的新曙光（3）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4）1980年以后，海峡两岸交流日益频繁。

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损”的道理:通过无可辩驳的史料，证实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一次国共破裂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以可乘之机，第二次国共破裂导致两岸分裂，从而说明国共两党合作对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现在:

现在似乎不再是单纯的国共关系,两党之间不再是敌对关系,因此两党之间是缓和时期.国民党访问大陆便证明了两党之间的关系已不在是敌对关系,但也不能说是亲密朋友,两者之间终究还有隔阂.

两党关系决定了中国政局，合作与分裂都对中国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和有利于阿当再次合作，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从中得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未来的展望:

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由于现在的时代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共两党的形势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共产党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不会动摇，恢复国家统一势在必行，而作为另一方面，国民党虽然作为台湾的“执政党”，但却一直处在其他党派的斗争漩涡中，因此，他们并不敢贸然的做出大的决策，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对大陆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制度有着诸多的分歧。不过如果在这时国民党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话，那么合作一定是可能的。

关于国共平台的未来角色方面的看法，记者采访了张荣恭。

记者：您怎么看国共平台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的角色？它与两岸两会的协商功能如何区分？

张荣恭：两会管道是两岸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双方各自成立的。当时的共识是，两岸涉及公权力的协商跟协商以后的签署，由两会来进行。我们国民党现在重新执政之后，当然要维护这个制度。

就国共平台来说，从过去三年我们的运作情况来看，基本上，我们的工作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几乎没有一件事是跟两会管道冲突的。

一是两党领导人的会谈。现在我们做不到两岸领导人的会谈，但两党当局领导人的会谈，由于现在国共两党都是执政党，因此这种会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方向性的重要作用。

二是地方的对口交流。就是我们的地方党部出面组织各界的重要人士，跟大陆进行对口交流。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十几个与大陆对口交流的管道，比如桃园跟

东莞、新竹跟苏州、南投跟杭州、台北县跟南京等，将来还要再扩充。因为大陆很广大，台湾可以一个县市针对大陆好几个县市进行对口交流。这种对口交流，不在两会的功能之内。

三是举办大型论坛。大型论坛，过去三年我们举办过三次，达到了很具体的成果。我认为，由于两岸关系的范围非常广泛，即使以后海基海协举办类似的论坛，它与国共论坛也不至于有冲突的问题，因为交流越多越能促进台海稳定。

四是两党的日常沟通。两党的日常沟通，有时候我们党部会受理一些台湾的团体所提出来的、希望促成大陆方面采取某些开放性措施的，党部也会进行沟通。因为这些陆委会没有授权海基会去谈的问题，国共平台就可以发挥平常沟通的功能。 此外，过去的三次论坛，大陆方面都透过这个场合，累计宣布了几十项对台的利多政策。我们很难想像，大陆未来会利用两会的场合宣布利多政策。因此，以过去三年国共平台运作的经验，对比两会管道的法定功能，两者是完全不会重迭的。所以，吴主席用了这样的形容，就是「双脚并进，行稳致远」。国共平台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发挥了重要的稳定跟润滑的功能，降低了台海危机，润滑了两岸关系。现在两会复谈了，国共平台是不是不需要存在了呢？回顾九十年代，两岸关系也不止是一个管道两个管道，还有两岸密使。当时两岸密使跟两会管道其实也是双轨并进的。

现在我们不再需要两岸密使，我们用光明正大的国共平台配合两会管道。诚如吴主席讲的，行稳致远，可以让两岸关系走得更加的稳定。

记者：所以不应该用第一轨道第二轨道来形容？

张荣恭：我个人比较不主张用两轨来形容，因为在西方国家，二轨固然有其功能，但有时可有可无。国共平台则是两岸执政党的关系，所以吴主席讲两脚并进。两脚走路时，你很难区分说是左脚为先，还是右脚为先，反正祇要走得稳都是好事。当然，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制的社会，加上还有在野党的监督，我们会尊重九十年代我们自己建立的两会管道这个制度。

但是国共平台的功能正如我刚才所述的那几点，它对于两岸关系其他方面的，海基会没有被授权的，我们都可以扮演辅助的工作。台湾既然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选举的时候，党辅选，党助选；执政的时候，是党辅政，党助政。

另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大陆是以党领政，大陆也不否认自己是以党领政。换句话说，对于国共平台，我们也得重视大陆方面的意见。所以，也许台湾的在野党或一些人士对国共平台有一些质疑，但瞭解到大陆的体制的时候，想去否定或者压低国共平台的作用，是不符合现实的。因此，我们觉得，国共平台与两会管道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大家都应该用正面的眼光来看待。

参与推动两岸交流的体会

记者：您长期积极致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近几年更是国共平台的直接参与者和当事人之一。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您有何感受或体会？

张荣恭：我觉得，我们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的不同就是，国民党诚如马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讲的，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当然还有分歧，不可能没有分歧；一个政治体制之下的政党都有分歧，何况两岸是两个政治体制，我们都不否认国共两党还有不少政治的分歧。可是，居于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我认为，很多问题都可以有效处理，而不需要采取敌对的方式。 从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两岸关系从协商到中断，再复谈又中断；新世纪之后民进党在台湾执政，两岸关系多次出现危险状态。我们用国共平台稳住了两岸关系，我自己也深入其中，当然感觉到这是一种机遇和幸运。

这几年，我个人十次拜谒中山陵，其中有五次正式拜谒，即二千年陪同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零五年三月陪同江丙坤副主席，零五年四月陪同连战主席，零六年十一月代表国民党参加中共举办的孙中山诞辰一百四十周年活动，今年五月又陪同吴主席拜谒。其中有三次是宣读祭文，即江副主席去那次、连主席去那次和吴主席这次。

十次拜谒中山陵，每次的心情都是同样的澎湃汹涌。也就是说，连主席指出，两岸都要以孙中山先生为师，马总统也说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我觉得，在这样的精神之下推动两岸关系理直气壮，因为这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福祉。我能够参与其中，深感荣幸。

记者：那么这几年您推动两岸交流交往，或者跟大陆各方面的交流过程中，您对大陆的对台政策、对台思维，或对涉台事务的处理，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 张荣恭：两岸多交流、接触，就可以建立互信。我们现在对大陆涉台单位各部门的人士都很熟悉，双方谈起问题来都蛮顺畅的。

记得在九十年代两会协商的时候，好像是谍对谍的状态。现在的时空环境都不一样了，大陆各方面对台湾人民的需求越来越清楚认识—当然要完全达到台湾人民的需求还有一段时间跟距离。在大陆对台湾越来越瞭解之后，对台政策就会越来越务实，越来越具有弹性。台湾人民历来就有一种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被民进党操弄过度。我认为，祇要大陆能够对此加以理解，并采取有效的对应方式，促成两岸人民感情的融合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我记得当年连胡会谈的时候，连主席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台湾人民四百多年来，从大陆渡过这个险恶的黑水沟，来台湾开垦，开天辟地，经过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的统治，国民党早期到台湾来的时候，跟台湾人民也有一些磨擦，所以，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意念很强。连主席当场希望胡总书记能够理解。 胡总书记回应说，我们本来就瞭解台湾人民对于当家作主的强烈要求，但是现在听到连主席当面这样讲，我们会更加重视。也就是说，面对面的沟通，对于两岸增进瞭解，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极有帮助的。

国共之间现在出现这种状态，是两党的良性循环。我们现在进一步希望，两党的良性循环能够扩及到两岸的良性循环。而现在海基、海协复谈，就是从两党良性循环走向两岸良性循环的开始。

因此，这几年来我亲身体验到的是，交流可以增进瞭解不是一种形容词，它实际上可以落实到政策上，而这个政策又可以让两岸人民感受到交流的实惠，进而能够形成两岸和平的基石。胡总书记讲的和解、和谐、和平的概念，我觉得运用在两岸方面，就是「和解对话、和谐相处与和平共荣」。

张荣恭小档案

张荣恭，一九五○年一月生于台北；中学毕业后进入辅仁大学学习法律，后获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法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央社大陆新闻部主任、中央社执行副总编辑兼大陆新闻部主任、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委员、国民党大陆工作会主任、国民党发言人兼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主委、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执行长兼大陆事务部主任；现为国民党副秘书长兼大陆事务部主任、海基会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