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尼生:英国人民的诗人

　　摘 要： 丁尼生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由于他创作了很多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言诗，并影响了英国民间诗人的创作，因此被誉为“人民的诗人”。本文主要介绍丁尼生成为“人民的诗人”的时代背景，其方言诗的题材、内容与意义，以及他对平民诗人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丁尼生 维多利亚时代 诗歌 方言诗 　　丁尼生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被称为“女王的诗人”，也是当时的“桂冠诗人”，但丁尼生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称号：“人民的诗人”。他的诗歌记录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与人民所经历的快速变迁，反映当时不断改变的社会、工业、科学、政治与宗教面貌。他的诗歌不仅为英国上流社会所称道，而且在普通劳动人民中广为流传。丁尼生诗歌形式、内容和创作手法影响了无数来自英国社会底层的民间诗人的创作，他本人也受到了劳动人民诗歌的影响，其创作的“方言诗”（dialect poems）即用劳动人民熟悉的语言形式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心声。 　　一、“人民的诗人”为人民 　　诗歌在英国源远流长，是一种传统文艺形式，写诗和吟诗在英国是一种主要社交形式，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阅读和创作诗歌。丁尼生被誉为“人民的诗人”首先因为他关心民间诗人的创作。19世纪的英国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普通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进行诗歌和文学创作。同时随着报纸税的取消，英国各地出现了众多新兴期刊和报纸，使民间诗人有更多机会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诗作。此外，在英国当时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中，受过一定教育的民间学者致力于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尤其是诗歌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表达进行无产阶级斗争、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呼声。因此当时的英国诗人辈出。作为桂冠诗人，同时是英国文学史上唯一平民出生的诗人，丁尼生创作的诗歌成为英国各个阶层诗人尤其是民间诗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虽然丁尼生不是英国历史上首位桂冠诗人，但由于媒体业在19世纪迅速发展，公众人物有了更多曝光机会，因此丁尼生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接地气的桂冠诗人，并且是“当时英国仅次于女王的公众人物”（Ledbetter，2007：144），因此，民间诗人纷纷想方设法把自己创作的诗歌寄给丁尼生，请求丁尼生阅读、指导，一旦他们的诗作能得到桂冠诗人的点评与认可，那么他们就能为整个英国社会所认可，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这些诗作数量之多让丁尼生忍不住在给妻子的信中抱怨：“谁能帮我啊，英国2亿多诗人的诗歌，我何时才能完成这如山般沉重的工作啊”（Lang，Shannon，1982-90 Vol.2：45）。 　　虽然丁尼生多次提到面对这么多等待阅读和评论的诗歌，倍感无奈与无力，但作为桂冠诗人，丁尼生以普及诗歌创作、指导他人尤其是教育水平有限的劳动人民进行诗歌创作为己任，从而慷慨地给这些民间诗人提出意见与建议。这与丁尼生自己从平民奋斗成为桂冠诗人的经历和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是分不开的。丁尼生童年生活异常艰苦，父亲因不满丁尼生的叔叔继承了祖父所有的遗产，开始酗酒且变得暴力。艰困的家庭环境又因丁尼生的手足患有精神疾病与药物滥用而雪上加霜。处于困境中的丁尼生仍找出时间研读乔叟、济慈与其他名家的诗词，并开始自己写诗。在1827年，丁尼生摆脱了家中纷扰的生活，前往剑桥大学就读，开始了文学生涯直至成为“桂冠诗人”。因此，他对那些来自社会较低阶层，对诗歌创作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民间诗人有着先天的同情，鼓励他们“通过诗歌创作来提升道德情操，过一种幸福高尚的生活”（Childers，1925：165）。英国当时众多有名的民间诗人，如埃比尼泽・艾略特（Ebenezer Elliot）、约瑟夫・斯基普塞（Joseph Skipsey）、西德尼・都贝尔（Sydney Dobell）、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杰罗德・迈锡（Gerald Massey）等都获得过丁尼生的慷慨指导与资助，他们中有一些与丁尼生成为诗友，并在诗歌创作上相互影响。在丁尼生成为桂冠诗人后创作的一些诗歌中能清楚地看出这些民间诗人对他的影响，如他富有争议的诗歌《莫德》（Maud）中有一些内容和情节就来源于西德尼・都贝尔和亚历山大・史密斯各自创作的诗歌《巴尔德》（Balder）和《人生之戏》（A Life Drama）。 　　二、“人民的诗人”写人民 　　丁尼生所创作的第一首戏剧独白诗（dramatic monologue）《五月的女王》（The May Queen）就赢得了英国民间诗人、文学评论家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因为这首诗以劳动人民的口吻谱写。此外，丁尼生生活的英国处于工业革命、殖民战争、科学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风口浪尖，在科学思潮的洗礼下，英国人的传统宗教观念受到挑战，人人都遭遇到信仰危机。丁尼生内心也一直挣扎不已，并将这些内心挣扎表现于诗歌创作中，在其诗歌中体现自己的“两种声音”：艺术创作与改革求变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在诗人心中相互呐喊、彼此冲突。其实，作为艺术家的丁尼生完全可以专注于艺术创作，而不理会世事风云，然而，作为全英国的桂冠诗人，丁尼生清楚地意识到，诗人应该具有使命感，成为读者的喉舌，诗歌创作应该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使读者感同身受。因此，丁尼生被誉为“人民的诗人”还因为他创作了众多体现劳动人民语言特色、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歌。 　　在英国民谣的影响下，丁尼生站在英国较低阶层劳动人民的立场创作了一系列朗朗上口、明白易懂的诗歌，如民谣诗《里兹帕》（Rizpah）。劳动人民文学传统对丁尼生影响最大的还是方言诗的创作。受方言诗人先辈埃德温・沃（Edwin Waugh）和本・布莱尔利（Ben Brierly）等人的影响，从19世纪50年代起，丁尼生创作了一系列体现英国约克郡（Yorkshire）、兰开夏郡（Lancashire）和东北部地区传统和风貌的方言诗，如《北方农民：旧篇》（Northern Farmer，Old Style）、《北方农民：新篇》（Northern Farmer，New Style）、《北方鞋匠》（The Northern Cobbler）、《村妇》（The Village Wife）等，“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劳动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的充满安宁、爱和自信的生活”（Vicinus，1974：208），使英国上层社会通过阅读这些诗歌了解劳动人民生活的喜怒哀乐。尽管有人批评丁尼生创作的这些方言诗并没有描写英国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而是在极力描绘当时英国农村中产阶级和地主所向往的安逸闲致，但丁尼生确实在这些诗歌中体现了当时英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尤其是阶级关系和社会观念的改变。如果说丁尼生在《北方农民：旧篇》中还比较保守地描写了小农经济体制下北方农民反对工业化进程，认为英国铁路的建设侵占了他们土地的观点的话，那么在《北方农民：新篇》中丁尼生已经认识到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改变，在他的笔下，曾经痛恨工业发展的农民开始觉醒并认识到小农经济体制下通过婚姻，尤其是“门当户对”或者“攀豪门”的婚姻并不能维持或者提高自身的阶级地位。在《村妇》中，丁尼生也描写了类似的英国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那些想通过婚姻而不是爱情改变社会地位的人注定会失败。在《布莱爵士》（Lord Burleigh）、《磨坊主的女儿》（The Miller’s Daughter）、《克拉拉・费拉・德・费拉夫人》（Lady Clara Vere de Vere）和《科夫图阿王》（King Cophetua）等诗歌中丁尼生大量讲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联姻后的幸福生活，以及反对这种新时代婚姻所带来的后果的故事，吸引了大批劳动人民阅读。 　　丁尼生方言诗歌的创作使他的诗歌在英国劳动人民中流传更为广泛，他的诗歌题材贴近人民，语言简单明了。英国学者小泉八云①在《论丁尼生》一文中这样评论丁尼生的诗作：“除开在这些题材里可以找到乐趣以及处理这些题材的匠心外，还有一个特色可以保障它们广受欢迎――那就是明白晓畅。尽管丁尼生学识渊博，他的创作还是能被中等教育水平的人所理解……我们可以大致说，即使起初一看难懂的地方，只要稍稍耐心琢磨一下，这类难点总是可以搞清楚的”（吉仁，2010）。在当时的英国，阅读丁尼生的诗歌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因为阅读丁尼生意味着紧跟文学发展潮流。当时英国宪章运动催生的宪章派诗歌以政治诉求为诗歌创作的主要目标，忽视传统诗歌美妙的音律、节奏等因素，使得宪章诗歌虽然铿锵有声、鼓舞士气，却不能让紧张劳作了一天的劳动人民得到心灵上的放松，而“丁尼生的诗歌则具有安抚、鼓励读者的功效，让人阅读后身心愉悦、放松，从而寻求创造更完美、幸福的生活。因此，在当时社会与政治局势紧张、人心焦虑不安的英国，劳动人民需要丁尼生和他那慰藉人心的诗”（Janowitz，1998：153）。为了“让更多劳动人民能够读得起诗歌和文学”（Tennyson 1950：354），丁尼生这位“人民的诗人”还要求出版商把《伊诺克・阿顿》（Enoch Arden）等诗歌集定价为六便士，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因为在当时的英国，诗刊和文学作品价格昂贵，一般劳动人民根本支付不起，丁尼生却能主动牺牲自己的收益让更多劳动人民能够阅读、享受诗歌等文学作品。因此，丁尼生不仅才华过人，更以自己的为人和蔼可亲赢得了英国人民的心。 　　注释： 　　①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1850―1904），原名Lafcadio Hearn，是旅居日本的英国人，现代怪谈文学的鼻祖，著名的作家兼学者，写过不少向西方介绍日本和日本文化的书，近代史上有名的日本通。 　　参考文献： 　　[1]Childers， J.S. （ed.）. The Lives and Works of Uneducated Poets[M]. London： Humphrey Milford，1925. 　　[2]Janowitz， A. Lyric and Labour in the Romantic Trad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Lang， C.Y. and Shannon， E.F. Jr. （ed.）. The Letters of Arthur Lord Tennyson[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2-90. Vol.2. 　　[4]Ledbetter，K.Tennyson and Victorian Periodicals[M]. Aldershot：Ashgate，2007.Tennyson，C.Alfred Tennyson[M]. London：Macmillan， 1950. 　　[5]Vicinus，M.The Industrial Muse：A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Working-Class Literature[M]. London： Croom Helm， 1974. 　　[6]吉仁.新诗的语言不可脱离人民群众，http：//essay.good 　　mood.cn/a/2010/1115/17_287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