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盛唐之士的特殊性

　　摘要：从魏晋“名士”到唐代“文士”，盛唐在士阶层演化过程中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盛唐之士兼有“名士”、“寒士”、“文士”的特点，这种特殊性对形成盛唐士人总体的文化品格有很大影响。 　　关键词：盛唐；士；名士；寒士；文士；特殊性 　　 　　余英时说：“‘士’的传统虽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地，‘士’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但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士’又可更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相呼应。”[１]本文关注的是从魏晋的“名士”发展到唐代的“文士”过程中，盛唐之士因恰恰处于这个演化过程中的转折点而呈现出哪些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是如何影响盛唐士人总体的文化品格的。 　　特殊性之一，盛唐正处于文人队伍从以“名士”为主体演变为以“寒士”为主体的过渡阶段，盛唐之士兼具名士、寒士双重品格，对自我的认识更清醒。 　　名士是士族[２]制度的产物。士族肇始于东汉，兴盛于两晋，到南北朝末期已日趋败落，但与此相关的门第观念直到入唐仍有很大影响。李渊父子是关陇军事集团的成员，夺得国家政权之后，关陇士族的政治地位应该要比山东、江南旧士族要高得多，但唐初旧士族仍声望不减：“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３]；魏征、房玄龄等名臣都与山东世家为婚；贞观六年高士廉应唐太宗的诏令编撰《氏族志》时，仍把黄门侍郎山东崔元干列为第一等。唐太宗责令高士廉重新刊定：“我今特定种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４]遵循这一原则，高士廉将皇族定为一等，外戚定为二等，崔民干则降为第三等，把“官爵高下”作为划分士族等级的主要标准。但是，唐太宗此举看似抑制士族，实则只是“欲崇重今朝冠冕”，以新兴的关陇士族替代山东、江南的旧士族，唐初的士族观念还是相当牢固的，顾炎武甚至说：“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５]。因此，初唐的高级官员多是开国功臣和唐朝新兴的鼎族高门或山东、江南的旧士族成员；中下级官员也多是通过门荫入仕的，他们还没有受到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６]，而是或因门第或因军功与魏晋时期的名士一样享有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权。从魏玄同在掌选举时对门荫制度的忧虑也能看出此时门阀影响很深：“……恐未尽得人之术，乃上疏曰：‘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之岁，已袭朱紫。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７]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多是贵族文学、宫廷文学，实际上是名士文学的延续，只不过魏晋是乱世，而此时已天下太平，所以文学内容和风格上有所不同而已。 　　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后有很大改变。安史之乱对士族的打击很大，很多世家大族为避战乱举家南迁，顾况在《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中说：“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亦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战火之中士族不仅经济利益受到损失，其政治地位也因脱离郡望旧地而日渐凌夷。郑临川述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就认为士族的消亡时间在安史之乱后[８]。但也有学者认为士族在中晚唐仍很有影响，到唐末五代才消亡，如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考察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新旧《唐书》中的列传后统计出唐肃宗至唐僖宗时期士族与寒族之比为68.9％比13.5％，得出结论：“晚唐寒人虽有上达，然其势力尚未足与旧族相抗，政治上之核心人物，仍多出身于阀阅。”“可见中唐以后，虽有安史之乱与强藩之祸，而社会人物，仍多名族子弟，世胄之家，昆季尽登台阁者比比皆是。”[９]但他所说的“社会人物”显然是“政治上之核心人物”，而非核心政治人物的一般文士则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出身寒门的，陈伯海就认为“唐代文学以寒士为主体”，“从大多数情况来说，唐诗作者的身份还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当时社会中的‘寒士’”[１０]。而且，与初唐相比，士族子弟成为政治上的核心人物不是仅靠门第，而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显然，不论士族是在安史乱后消亡还是在唐末五代消亡，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初唐到盛唐士族的影响力逐渐消歇，唐代文人队伍中寒士阶层扩大了。因此，盛唐正是文人队伍主体从名士到寒士的过渡期，盛唐之士也因此兼有名士和寒士双重品格。 　　特殊性之二，盛唐又处于文人队伍主体从“名士”到“文士”的过渡阶段，盛唐士人兼具名士、文人的双重品格，对文学的认识更具功利性。 　　魏晋至初唐的文人多为出身显贵的士族，从盛唐开始文人队伍中渐渐包融了不同门第和出身的士人，名士与寒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吸收彼此的特点，互相融会转化而逐渐统一于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可以称之为“文士”，即以文学为主要才能由科举入仕的知识分子。从名士到文士，成为“士”的标准更在“文”而不是“名”，是与从唐初就开始的重文之风分不开的。李渊父子从马上得天下，但建立政权后非常强调“文治”。唐太宗早在还是秦王时就开设文学馆，即位后又设弘文馆，唐玄宗又设翰林院，礼待器重文学之士。科举中最能显示文学才能的进士科也最受人重视，所谓“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１１]“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笼统地说，唐朝与前代相比确实是一个文学气息非常浓厚的朝代。再细致分析，以科举入仕的文士受到重视，进入上层统治集团并且成为文人队伍的主要成员则是在开元天宝以后了。初唐时文人多是新旧士族的成员，并没有把文学视为进身之道；统治者也没有把文学作为选人的主要标准。所以沈既济说：“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１２]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尚文固然是唐代政治的主要特色，然而能进入政坛的‘文’决非单纯的文辞，而是一种融文、儒、吏、行甚至‘史’诸多因素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这既是唐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又是唐代社会对文学和文人的更高要求”[１３]。这段话是就整个唐代来说，具体到唐代几个阶段，大抵初唐更重出身，武后之后渐重文学，开元中后期张说、张九龄为相时对文学的重视最盛。到中唐以后，虽然进士仍颇为时人所重，授官后也较易升迁，以至很多宰相出身进士，但以文学选人的标准颇受冲击。如李华《杨骑曹集序》中说：“开元、天宝之间，海内升平，君子得从容于学，于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化流于苟进成俗，故倚道者寡矣。”杜佑《通典・选举典》中也说：“文词取士，是审才之末者。”到晚唐李德裕甚至认为文学之士浮华根浅而重新提出门第标准，这从他对唐武宗所讲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１４] 　　由此可见，盛唐正处于文人队伍从以名士为主体演变为以文士为主体的过渡时期。魏晋文人多名士，是因为名士阶层垄断了文化特权，文学是仅一种与身份相匹配用来显示自身才华的素质修养；而不是必备的成为“士”的条件，所以名士不尽是文人。唐代“士”与“文”已通过科举制度、选官制度牢牢地统一在一起，但盛唐之后的文士所重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学”，只有在盛唐时，由于统治阶层重视文学才能任用文学之士导致文人政治格局形成，士人可以以文学为资本进入仕途并立身扬名，因而盛唐士人对文学的认识更具功利性，对文学投入的热情更大。

　　特殊性之三，基于上述两点变化，盛唐士人与前期相比对从政的追求更热切；与后期相比对从政的看法更理想化、文人化。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决定了从政是士族子弟的特权，他们凭借门荫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这样造成两种现象：一是士族子弟虽然身居高位，却以脱略俗务或不婴物累为荣，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热情并不高。另一种现象是寒门子弟虽有“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的政治抱负，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实又让他们不得不发出“自非攀龙客，何为飙来游”（左思《咏史》）的感叹。 　　科举制度打开寒族通向仕途的大门 ，让寒士和名士在基本公平的原则下凭才能竞争，从而使寒士和文士都激发起进取之念，主动而积极地追求从政之路。正如陈飞在《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中所说：“科举与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是使士子处于被动地位，坐在家里等着上方来‘访’、‘察’、‘征’、‘辟’；而科举制度下，士子‘怀牒自列于州县’，他们从山间、田园、市井走出来，到京城参加考试竞争，是处于主动的地位。不惟科举，便是其他方面：或从政、或从军、或入幕府、或隐山林，连同他们的文学活动，都不是外力的强制，而是自己的主动选择。”[１５]初唐时尚因门第观念的影响造成许多才高位卑之士。盛唐时也有很多有才华的文人才高位卑，但毕竟文学之士特别受重视，立身扬名的机会更大，文人的政治热情于是空前高涨。李白的理想最具代表性：“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类似表达建功立业豪情的诗句在盛唐诗作中比比皆是，正如李白《古风》其一所描绘的“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其次，即使是那些“富贵能及时，直上排青云”（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的幸运儿，他们的实际从政情况与其从政的激情相比也是理想化的。盛唐诗人也有位居台阁的朝廷重臣，但绝大多数只是碌碌一吏而已。且不说身为中下层官吏的文人能有多少政治作为，就是曾经进入朝廷的天子近臣，也很少有伟大的政治建树。我们还是以李白为例。李白于天宝初年奉诏入京、待诏翰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似乎可以施展才华大济苍生了，但李白在朝里或待诏应制作新曲，或与贺知章等作酒仙，或拘挛于宫廷人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或留恋于求仙之道：“我留在金门，君去卧丘壑。未果三山期，遥欣一丘乐。玄珠寄罔象，赤水非寥廓。愿狎东海鸥，共营西山药”《金门答苏秀才》。因此很快被赐金放还。造成这种局面固然是由于唐玄宗只是把李白看作文学侍从取其文才而已，但也因李白并未表现出特别的政治才能，甚至如张海沙所说：“李白在政治上的才能是颇值得怀疑的。”[１６]张海沙举了一个例证：作于天宝二年的《胡无人》结句有：“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苏辙就曾批评这几句“其不达理如此”，苏轼则以为此三句话为后人所增，致使太白贻讥于数百载之后。并认为“实际上这三句夸张大唐国威之盛乃李白一贯的用笔法，至于‘安用猛士守四方’的确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幼稚，这种幼稚与‘为君谈笑静胡沙’乃同出一源。唐玄宗晚年固然昏庸，听信谗言，但以为李白‘非廊庙之器’，这评价倒是不谬。”[１７]确实，李白是文人而非政治家，诗歌中洋溢的从政激情是由制度的保障性、现实的可能性、国力的上扬性而激发的，因而是充盈的、真切的、热烈的，但虽豪气万丈却过于理想化，这种理想化应该说根源于他的文人身份。他的从政理想的远大和施政执政的务虚，与魏晋名士的做派很相似。他也不屑于汲汲钻营、拘于俗务，而是以为建功立业能够谈笑间挥洒而就。他在《大鹏赋》里嘲笑过精卫的殷勤衔木、天鸡的按时报晓：“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而他却自夸：“若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这是直接以魏晋名士自比了。 　　综上所述，盛唐之士的特殊性在于正处在从以“名士”为主体到以“寒士”为主体的过渡阶段，其身份逐渐统一于“文士”， 对自我的认识更清醒，对文学的认识更具功利性，对从政的看法更理想化、文人化。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9。 　　[2] 士族，又称世族、氏族等。毛汉光曾对两晋南北朝累世官宦之家的称呼做过辨析：“从家门贵盛方面看，有人称之为高门、门户、门第、门望；从身份华贵方面看，有人称之为膏腴、膏粱、甲族、华侪、贵游；从权势方面看，有人称之为世家、世胄、门胄、金张世族、世族；从姓氏观点看，有人称之为著姓、右姓；从家门社会地位方面看，有人称之为门阀、阀阅；从家族名声方面看，有人称之为名族、高族、高门大族；若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看，有人称之为士流、士族。上列二十七个称呼，所持意义大同小异，因为所看角度不同，有了名词上的差异。”（《唐代研究论集》第2辑，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页564）本文主要从政治文化方面看，因此选用“士族”一词。 　　[3] 《贞观政要》卷七《礼乐》载贞观六年唐太宗语。 　　[4] 《旧唐书・高士廉传》。 　　[5]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裴村记》。 　　[6] 武则天当政期间才大量从科举及第尤其是进士科中擢用人才，引起人们对科举的重视，至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大盛，所以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科举制之崇重与府兵制之破坏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22）。 　　[7] 《旧唐书》卷87《魏玄同传》。 　　[8]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页85。 　　[9] 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页283、212、219。 　　[10]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页45。 　　[11]王定保.《唐摭言》卷1。 　　[12]《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引沈既济语。 　　[13]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95～96。 　　[14]《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 　　[15]陈飞.《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见《中州学术论集・古代文学卷》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页190。 　　[16]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76~177。 　　[17]同注释8。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