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制约因素

2009年12月总第24卷第12期社科纵横

SOIAL SCIENCES REVIEW Dec ，2009VOL . 24NO . 12

简析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制约因素

李欢

（陕西工运学院陕西西安710003）

【内容摘要】近代中国正值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举步维艰，而贯穿其中的政治文化转型更是受到了诸

多因素的影响。【关键词】政治文化转型制约因素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9）12-0127-02

184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史不断向世人昭示，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国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影响全局的一个制约性因素。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政治价值意识与行为习惯在社会的演进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积淀于人们的心理层面。它们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及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彻底消失。时至今日，我国依然没有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所以，分析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制约因素，努力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文化土壤，从而引导政治文化的转型，是我们国家今后的努力方向。

一、政治文化转型我们注意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会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新的观念、信仰乃至价值观等等，这些政治文化当中的新元素先是对传统政治文化产生影响，进而对先前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体系形成冲击，最终对其所属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形成威胁。本文中所谓的政治文化转型，是指由传统政治文化，也就是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文化向近现代民主制的政治文化转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完整的政治文化的转型，应该涉及到价值系统、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及国家的认同等三个方面：第一，价值系统的转型。它意味着在

“君权至上”等封建思想观念近代中国国人必须逐渐地摆脱

的束缚，树立起追求个人权利的观念以及适应近现代社会要求的进步意识。第二，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转型。它要求改变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家国同构”“、内圣外等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内容，取而代之的王”

是向国人灌输法制、平等、博爱等全新的政治意识，并附之以必要的训练，将其塑造成符合社会变革需要的政治人。第三，

意识到各国家认同问题上的转型。人们通过对国家的认同，

自的同一性，从而获得某种属于特定政治系统的归属感，并为其所属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威提供合法性基础。只有对传统意义上国家认同所涉及的三个方面即“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权威认同”等进行必要的改造，才能在传统政治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培育出近代民主政治文化来。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上述三个涉及到中国完整的政治文化转型的方面，都未曾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展现出来。

二、政治文化转型的条件如果我们说所谓的政治文化转型，就是指由传统政治

文化向近现代民主制的政治文化的转型的话，那么世界上所有出现过“一个较先进的社会对落后的社会的冲击而产

，或者“是一个社会缩小它自己生出来的种种变迁的过程”

与其他更为先进强大或更有声威的社会之间的文化、宗教、

[1](P22-23)

军事或技术的差距变迁过程”的国家，都会经历政治文化的转型。纵观世界上已经顺利完成政治文化转型的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发现，倘若一个国家在其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经济领域持续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国家已经出现了向现代化转型的迹象。在国家的统一、不受外国势力的挟制以及克服个人独裁专制等适当的政治结构作保障的前提下，该国的生产力会出现质的飞跃，随之使整个社会发生突变，新兴阶级也会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些具有预见性和批判性的思想家们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言人，往往先行一步，产生出否定原有价值观的新思维。这些涉及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只能借助社会转型、政治转型的逐步推进而加以传播并且发扬光大，深入人心。反过来，随着政治文化主题精神世界的变化，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程度的加深，从而使得旧有的政治系统逐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土壤。总之，要实现政治文化的转型，必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出足够强大的自我否定因素来，这其中既包括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在不知不觉地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变，又包括足以对整个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思想观念变革，另外，阶级关系也必须发生相应的转变，封建旧势力的代表逐渐丧失了其以往的权威，取而代之的是新生阶级的壮大。

三、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转型的制约因素我们注意到，近代中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

经济基础的自然经济、还为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君主专制、

是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在近代中国仍然坚若磐石。这一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实力，使其在与反封建的新生力量的博弈过程中，始终处于优势。这是制约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最主要的因素。此外，还有以下一些具体的制约因素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形成了制约。

第一，受“救亡图存”这一贯穿中国近代史时代主题因素的制约。自从1840年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以来，民族的生存就成为中华民族一个必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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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问题。不受外国势力的挟制这一政治文化转型的基本条件不复存在。伴随着一场场以失败而告终的战争、伴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转型。一代又一代的先知先觉者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索并且饱尝了失败的痛苦之后，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国家、这种文化，认为改变人们逆来顺受、因循守旧、尊

平等、独卑等级等长期形成的封建思想，向国民灌输自由、

立的现代民主思想，做他们的思想启蒙工作，成为中国社会取得进步的抓手。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许多近代知识分子都

“巴黎和在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践行这一宗旨。但是1919年

之后，国人又一次感到了亡国的危险。所以，救亡的主题会”

压倒了启蒙，两者之间的双重主题关系在“五四”以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展开真正的探讨。正是由于对封建政治文化未做彻底的清除，所以现代政治制度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土壤始终也没有培育成熟。

第二，受当时倡导变革的近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制约。19、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大都是由人文学者倡导、发动与组织的，他们的知识结构的缺陷，无疑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以《新青年》为例，1918年1月组成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7个编委轮流负责编辑工作。这7人中，6位是人文学者，只有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政治学。这些人既接受传统教育，也接触西方文明。他们笔力甚健，谈古论今，在推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这其中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时期，诞生了一大批百科全书式的代表人物，他们能够从政治、经济、法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对当时的许多问题进行解释与宣传，其观点的创新性、思想的深刻性以及论述的全面性等都反映出人类智慧在那个时代所应达到的高度，这对推动欧洲各国家的政治文化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反

此外，对中观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我们认为，这类人太少了。

国政治和文化生活影响十分巨大的留日学生，人数最高时超过一万人，其中90%以上在中等学校学习，入大学的仅占1%。60%是所谓“速成生”，大都只学半年或几个月。适应废科举和推行新政的需要，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学法政和师

“速成”，留洋大学本科生范[2](P189,196-197) 。在一个举目皆是法政

已是稀世珍宝的国度，恐怕不能对《新青年》同人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他们出类拔萃，掀起震古烁今的新文化运动，名垂青史，但他们不是神，也没有文艺复兴运动或启蒙运动的巨星们那么渊博和深刻，这是受整个国家发展状况制约的结果。

第三，受中国近代文化变革观的限制。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体现有限的社会变革原则，并在鸦片战争后社会危机加剧的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政治文化思潮。“体—用”论及其实践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思潮最主要的特点是在认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传统，同时又在批判异质文化中学习异质文化。所以，它主张在维护传统政治文化的前提下，采借西洋器物技艺等新鲜事物，既想体现民族主义的文化情怀，又欲慰藉西学学人、新派猛士，这种随上合下、不偏不倚的中庸做派终成社会变迁的主流意识。在几乎整个近代历史的长河中，出现了许多名虽不同实则与“中体西用”相差无几的文化主张。纵观“体—用”思潮演化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学说在一开始被一些意在革新的官僚士绅所利用时，“体—用”之间，“用”是重心；很快便被演化成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用来维护维护封建传统文化抵制变革的手段，“体—用”之间，“体”是重心。这种表面上玲珑八面、左右逢源的文化策略实际服务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目

文化民族主义扭结在一起，成为延的。它与文化相对主义、

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

第四，受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不同步这一特

教育的普及化程度很低，绝点的制约。在中国的封建社会，

大部分民众都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这成为封建专制政

民众教育的缺失，难以造权实行愚民统治的必要条件之一。

就全国人民的文化同质感、民族觉悟性和国民自豪感。所

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侵略者打开国门后，首先是那以，

引进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闻风而动，介绍新学说、

新观念，但“中国几千年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厚土如同一种板结的地块，使得刚绽新绿的思想嫩芽很难把自己的须

[3]。在1915年以后，虽然，新文化运动的根扎进社会的深处”

领袖力图向中国人灌输现代公民和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自由、法治、宪政、理性———帮助中国人摆以三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束缚，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国

对于那些连最起码的文化家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4]。不过，

知识都欠缺的大多数民众来说，自由、民主只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因此，“民主的启蒙与大多数中国人文化———心理机制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一直是两条互不交织的平行[3]线”，这成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转型的制约因素。

第五，受因政治转型而引发的政权危机这一客观实际的制约。近代以来，在外部侵略和内部动乱的双重压力下，在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惯性机制支配下，清朝的王权统治受到削弱，政府组织能力下降，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列强的特权击破了王权的“大一统”权威体系，成为王权之外的第二权力渠道；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交社会动乱不已的情况下，清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和协调织、

能力大为降低，而地方势力的强盛和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使高度集中的中央王权出现了分散化的倾向[5]。这一切，不但影响了以前借助于国家政权力量而将传统的政治理想、终极价值内化在社会共同体成员政治信仰当中的那一套机制的有效运行，而且使得符合人类发展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理念由于其本身的反君主专制特性而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最终影响了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转型。

四、结束语今天，当我们重提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完成先人们未竞的事业时，我们惊喜地发现，处于新世纪的中国社会，有着近代中国无法比拟的种种优越条件，如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全球化浪潮对我们形成的冲击和用“入世”表明当代中国人拥抱先进文明的决心等等。中国的政治文化现代化道路只能在充分借鉴世界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开创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转型道路，才能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参考文献：［1］钱乘旦，陈意新.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M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李喜所.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M ］. 天津：天津人民出

1992. 版社，［3］孙兰英.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变迁［J ］. 史学月刊，2004（11）. ［4］袁伟时. 告别中世纪的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EB ］. 思问哲学网站. ［5］王世雄.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特征及其近代转型［J ］. 新东方，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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