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人被贬后的作为

唐宋文人被贬后的作为

1. 接近人民，体恤民情。

因为贬谪，这些文人就接近了人民，有了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

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儒家一面“民为贵”一面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却喜欢劳动，主动接近劳动人民。是生活磨难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尤其是屡遭贬斥之后，他获得了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了解了民情，看到了人民的痛苦，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一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一面勉励人民参战。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人民性的爱国诗篇，使他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达到了现实主义诗歌的高峰，赢得了“诗圣”的称号。

从宰相任上被贬同州时，元稹遭到当地旱灾，曾经作诗归罪于自己，诗中问道：“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联想到百姓的遭遇，他又问道：“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这种关怀，体现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韩愈被贬潮州时，有《宿曾江口示孙湘二首》记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难。

王禹偁敢于向宋太宗献《端拱箴》，对“聚民膏血”的统治者大为愤慨，对“室无环堵”“地无立锥”的广大人民深切同情。贬官商州时，同情由于旱灾而流亡他乡的饥民，想到自己十年仕宦，无异于人民的蠹虫，就始终抱着羞于做官、关怀人民疾苦的态度。他学习商州民间的歌唱，热情地歌颂人民集体互助的艰苦而快乐的劳动。

景佑三年十月，欧阳修为范仲淹被贬而鸣不平，结果自己也被贬为夷陵县令。当时，年方三十的欧阳修不仅博览群书，还深入到社会最下层，体察民情，同情人民的贫困，广泛收集资料，反映人民的疾苦。苏轼屡经贬谪，在艰苦的岁月里不得不为衣食而躬耕，从而缩短了与人民的距离。从勤政爱民的思想出发，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谪官海南时，和少数民族也相处得比较融洽。

2. 寄情山水，抒发苦闷。

中国文人一直深受老庄超脱出世思想的浸润，当他们的人生道路——往往是仕途——遭遇挫折时，便委身于自然山水，从中寻找精神寄托。长期的贬谪生涯，消蚀着文人积极用世的抱负，他们只好把心放在和谐纯美的自然山水中，静静地疗伤，静静地抚慰，抒发忧思。 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似乎非但没有抱怨，反而以山水为乐，遍游当地名川

大山，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这些游记，往往于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对现实的不满。山水之乐，给了他精神安慰。他的山水诗，流露出一线恬然自适的欣慰，也表现出作者所向往的“云无心以出岫”的自由生活境界，但也处处显出被贬远荒的幽愤。 庆历五年，欧阳修被贬到安徽滁州之后，一度借酒浇愁，寄情山水，经常悠游于水光山色之间与民同乐。所以，39岁竟然已有醉翁之号，还修建了醉翁亭。《醉翁亭记》写的就是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化，四时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间的游乐，表达了摆脱约束、从容委婉的情致。

他们的“穷愁著书”在很大程度是无奈的，他们的内心仍然郁闷不已，游山玩水只是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泄为山水诗”，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之鸣”罢了。

3. 体认世态，表述绝望。

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但是，不同的贬谪文人因为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人格的指引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

长安三年，当权的宦官外戚等等任务暗中对李白谗毁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他写了不少诗歌抒发了自己的痛苦和愤懑。如《行路难》、《梁甫吟》、《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虽然高扬着胜利的信心，充满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但也在无法排遣的悲愤中表述了他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路的强烈痛苦

柳宗元初贬永州任闲职，情绪一度低落，曾心灰意冷地对友人说：“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然观其在永州期间创作的诸多寓言小品，或讽刺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或讽刺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感情充沛，讽刺犀利，讽刺了当时腐败的社会与政治，表现了对世态的清醒体认，表述了极度压抑下的不屈。

因反对新法，苏轼出任杭州通判经过金山时写了《游金山寺》，诗人从天寒的沙痕想起江潮的澎湃，从长江的到海不回暗伤自己的宦游不归，流露了对宦途的厌倦情绪。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虽因亲友的营救和神宗的干预，苏轼未遭杀身之祸，而以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贬谪黄州。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这飞来的横灾，彻底粉碎了他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后功成身退的幻想。沉重的政治打击和后来的丧子之痛，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情绪，使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以及反映在创作上的思想感情和风格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秦观在贬官后写的小词，表现他在政治上遇到挫折时的绝望。在《千秋岁》与《踏莎行》中，有着浓厚的感伤情调，对于自己的或是他所关心的人物的不幸遭遇，往往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抱怨态度。在《临江仙》与《虞美人》中，以一个被遗弃而无可控诉的女子的口气，表达了自己遭到当权派接二连三打击之后的郁郁不得志。

几遭黜落之后，即便是在范成大幕府期间，陆游仍然无法派遣报国无路的苦闷，只能借酒浇愁。“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可见他当时的抑郁心情。

4. 推行改革，为民造福。

韩愈被贬潮州后，为了兴办州学，捐出了在潮州任上八个月的所有俸银，用于乡校的办学费用。韩愈在潮期间，还“以正音为潮人诲”，也就是推广唐朝的普通话、从事语言规范化的工作。他以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把中原的教育和文化带到了潮州，把原来一个近乎茹毛饮血的社会彻底革新。

被贬柳州，柳宗元也没有因为被移至穷僻之地而彻底绝望，而是在当地继续推行改革。他革除典卖男女的残酷陋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那些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可以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可以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此举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当地迷信落后习俗比较严重，他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他重视植树造林，并多欢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柳州人从不敢动土打井，在他的指挥下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了饮水当地的问题。柳州荒地很多，他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仅大云寺一处就种竹三万竿种菜百畦，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柳州四年，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兴利除弊，为民造福，实际是王叔文改革在局部地区的施行。柳宗元于四十七岁卒于柳州后，当地百姓为之立祠纪念。

5. 不甘沉沦，关心国事。

李白虽然被人一直称为“谪仙”“诗仙”，但他毕竟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他对足够的强大统一非常关心，像盛唐边塞诗人一样，对保卫足够边疆的将士作过热情的歌颂，对天宝年间统治者不断向吐蕃和南诏发动不义战争作了尖锐指摘，对个别将领的屠杀邀功作了大胆揭露，对人民的疾苦表示了密切关怀。即便是因为从璘之事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他都不甘沉沦，拳拳爱国之心丝毫没有减弱。

杜甫屡遭贬斥之后弃官而走，从此过上了长期漂泊的生活。多年饥寒的体验，使他有时一想到人民的痛苦变忘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喜怒哀乐总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都会心痛得流泪，一旦大乱初定，消息忽传，他又会狂喜得流泪。他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揭露了权奸的奢侈荒淫，谴责了

地方军阀的祸国殃民。无论他漂泊到什么地方，无论他自己的生活怎么困苦，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

两遭黜落两遭罢官，都没有颓废陆游的爱国之心。即便是他在山阴度过宁静而又简朴生活的二十年间，参加了一些农业活动，与农民有着一些往来，写出了大量反映农村残酷现实和描写田园风光的诗，但仍然“寤寐不忘中原”，爱国思想愈益深沉。嘉定二年，他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与世长辞。这种不甘沉沦关心国事的爱国情怀，教育鼓舞了后代无数读者。

6. 积极用世，锐意进取。

永贞之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是致命的，但他没有灰心丧志，更没有沉沦颓废，没有隐逸江湖林泉，也没有留连诗酒风月，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表现出一种悲而不哀、怨而无悔的高风亮节。在迁谪远州的漫长岁月里，他虽然也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作起来，亢奋而不狂躁，执着而不拘泥，进取而不偏执。谪居朗州时，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竹鞭，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开朗豁达的心态，待时而起的雄心，放眼未来的锐气，百折不挠的顽强斗志。

范仲淹26岁考中进士，在地方上干了十年小官，始终保持着放眼未来的进取精神，后经晏殊力荐进了京城。可是，位卑言轻的他敢于阻止年轻的仁宗率百官为太后祝寿，不久就被逐出京。十年后，仁宗废后，范仲淹进言直谏，触怒皇帝被贬睦州。在地方上，他保持着百折不回的执着，表现出一种坚韧不拔、坚定不移、坚贞不屈的意志，积极用世，大力治水。因为有功，再次进京并一再升职。吕夷简把持朝政任人惟亲，他晋献《百官图》于仁宗，尖锐地指出哪些人的升迁是合格的，哪些是有问题的，痛责宰相以权谋私，表现了他超凡出俗的人格意志和由此而升华的精神力量。仁宗不察，将其放逐知饶州。54岁的范仲淹又回京擢升为参知政事，几经贬黜放逐，仍是壮心不已，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告吹，仁宗下诏解除范职。范仲淹于悲愤与无奈之下，激流勇退去了邓州。邓州期间，写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阳楼记》。“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名句，是他宦海沉浮数十年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他积极进取的一生，千百年来激励着许多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

7. 悲叹忧愤，拍遍栏杆。

国有难，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被弃时，不是寄情山水，而是不停地上书朝廷希望再被任用，结果只有遭来更长时间的赋闲。这就是南宋许多文人的基本生活节

奏，也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悲剧。他们的弃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被贬。他们悲叹国中无人，看着国土一步步地沦丧，只有带着满腔悲愤急得拍遍栏杆。

杨万里直言敢谏屡次上疏，得罪权相韩侘胄，罢官家居长达十五年，最后忧愤而死。无论是寓悲愤和讽刺于诙谐嘲笑之中，还是直接抒写爱国情怀，或是对农人的痛苦深表同情，都使他因为深切悲叹而不失为一位自具面目的作家。

比如胡铨、陈亮、叶适，即便是或贬海南，或诬陷入狱，或劾归乡里，仍然不忘向当朝皇帝不断上书，以强烈爱国之心，以无比愤慨之情，义正辞严地指陈弊政，建议改革，进行备战，誓师北伐。但面对他们的，依然是南宋小朝廷的偷懦与苟安。

因为南宋一代当权的始终是投降派，陆游的报国理想始终遭遇冷酷现实的扼杀，这就使得他激荡着昂扬斗志的诗篇，始终充满了壮志难酬的愤懑和苍凉沉郁的色彩。淳熙八年，辛弃疾因言官弹劾落职，退居江西上饶带湖，似乎流露了对政治的厌倦，过着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但由于他一直期望把一生贡献给祖国的统一事业，所以他的内心还是相当愤愤不平的。后来，抗金派被起用，他出任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由于韩侘胄的妒忌，他又被中途罢免了。韩侘胄出兵轻率，北伐大败。统治集团却认为是他煽动韩侘胄出兵的，这些流言蜚语的中伤对他又是一个重大的刺激，他于第二年怀着政治抱负没能实现的满腔悲愤离开了人世。

8. 参悟佛经，寻求解脱。

白居易贬九江司马，到任后，他丝毫没有被贬的痛苦，反而借助宗经义、佛教来参悟人生，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表现出他旷达乐世的一面。可是，江州之贬，对“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的白居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避免牛李党争再次祸及自身，他不再过问政治了，不做朝官只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最后在洛阳度过了十八年“似出复似处”的生活。使他丧失了前期“不惧权豪怒”战斗锋芒的，是他逐渐滋长的佛道思想。使他在自贬江州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得以解脱的，是他糅合了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佛家的“四大皆空”，作为自己“明哲保身”的法宝，于是，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就产生了。当然，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力所能及地为杭州人民筑堤浚井。

苏轼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表现得既矛盾又统一。贬官黄州后，苏轼政治上极度沉沦，然而他很快就找到了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即早年已萌发的佛家思想。在此期的许多作品中，尽管交织着悲苦和旷达、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迈的种种复杂情绪和态度，但这种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家思想仍是它的基调。他好佛教而不溺于佛，他追求的不是消极的一面，而是以乐观的安然的态度应物，保持对人生对事物的执著追求。于是，他更多地表现出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在贬谪时期

的诗文中，包含着作者当时复杂而矛盾的人生感慨，其中包括了壮志未酬和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但因这一时期苏轼的佛家思想加深，因而在词作中形成了超脱旷达的风格。并且，两次遭贬后，他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于是，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启发的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9. 吃斋奉佛，归隐田园。

王维早期因伶人舞黄狮子之事，贬至济州。后回长安，得张九龄提拔，对其治下的开明政治积极支持。后因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的政局恶化，他早年信奉佛教的隐居思想就萌了芽，四十岁以后就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最终隐居终南别业，吃斋奉佛，生活极为优悠。即便安史之乱时追随玄宗不及，被迫作伪官，即便肃宗回京，他再度被贬，后又升值尚书右丞，他都对现实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漠不关心态度，甚至嘲笑陶渊明弃官又做官。到了晚年，完全变成一个“以禅诵为事”的佛徒了。他的山水诗，虽然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有雄奇的自然景色，也有赠别的抒情佳作，但归隐后大部分的名作有着对现实的冷漠，有着佛家空无寂灭的唯心哲理，有人就把他推尊为“诗佛”了。

10. 攀附权贵，重入仕途。

元稹自小孤苦，贫寒的生活，使他早期能与权奸作斗争，并创作新乐府，但遭贬之后与宦官妥协，攀附权贵，重新入仕，直至做到宰相官位。这种文人的变节行为，虽然有他自己难言的苦衷，却为时人所不齿。

南渡后避乱到岭南的朱敦儒，绍兴二年被召入朝，以好立异论，与主战大臣李光交通，被劾罢官。后来通过秦桧儿子被秦桧笼络，任鸿胪少卿，为时论所不满。

刘克庄，因咏《落梅》诗得罪朝廷，闲废十年；理宗端平二年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淳祐三年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可能是这一连串的被免使他受到了打击，他于晚年竟然趋奉权奸贾似道，谀词谄语，连章累牍，为人所讥。

无论是体恤民情，还是寄情山水，无论是失意绝望，还是为民造福，无论是忧愤悲叹，还是潜心向佛，无论是关心国事，还是积极进取，唐宋文人被贬之后的作为，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品节的忠直、志气的高洁。

从唐宋文人为自身不平之鸣的诗文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人性怎样受压抑，他们的良知怎样被扭曲，他们的情感怎样受煎熬。从这个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唐宋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