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文化之踪影

[ 2005/4/14 19:31:00 | By: haibo99 ]

如今的中国社会，办点事，很大一部份都须关系。现在有门关系学，人人争着学，而我乃一介穷书生，读书馆两年，苦读经史，所阅之书颇多，涉猎亦广，对中国官场与中国社会有个度的了解，深知中国文化之根茎与传统之弊病。所以今天，想入朝为官者，想做领导者，想知官场文化者，想给中国未来寻找出路者。不防看看这篇文章，虽说我的数学不如钱钟书，不能被中国高校所兼容并包。但文学是上却是自信的。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正是我以后人生所走之路。李敖说中国文人最大的弊病就是——“急于用世，拙于谋生。”我也一样，就要走出校门，如果打工也没人要，就像陶潜一样“带月荷助归”——回家去放牛，也许能走进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界！

假如时间倒退三百年,我则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考取功名,然后步入仕途,入朝为官,报效朝廷,成为一代开风气之学士。然则，是今天，是二十一世纪之今日。中国人倚老卖老，讲高文凭、讲高资历、讲高分数，文化上已经是营养不良了。就好比今天的人，天天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东西，不是偏胖就是偏瘦。这让我想起当年梁任公向清华校长曹云祥荐举陈寅恪,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后来陈寅恪正如梁任公所言,成了清华的"教授之教授",成了一代国学大师。然则，依今日中国高校择才之标准与用人之标准。也许陈寅恪也只能回家放牛。还是王国维说得对；“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自古而今，颇有才华之人，往往不在朝廷之中，而在朝廷之外，李白，陶渊明，王勃，陈子昂，竹林七贤就是例子。

今天的中国学者，一直高呼振兴中国文化，事实上，中国文化很难振兴。因为现在中国缺少世界级的文化大师。世界通过歌德与贝多芬了解德国，通过雨果与伏尔泰了解法国，通过罗素与丘吉尔了解英国。通过爱因斯坦与海明威了解美国。通过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了解日本。而中国呢，五千年以来，让洋人了解中国除了孔子还是孔子，以至洋人以为中国今天还在孔子时代、习八股。而今天呢，还是拿着孔子打招牌,没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文化大师。中国人常吹自己地大物博，人杰地灵。然而，冯友兰与胡适能让洋人了解中国多少，鲁迅的余温能走多远,李敖与诺贝尔奖是否真的有缘，余秋雨是否能够永远《文化苦旅》。中国人与学术界是否要反思反思？中国与诺贝尔奖还有多远？大国是不是只要其土地大，民众多，所以我今天而言：“大国者，非乃土地之大也，乃文化之大也。”

中国文化向来缺乏自省的一面，尽管孔子在《论语》说：“吾日三省吾身”，而事实上呢，像朱熹这样的大学士在他为四书下注解时，还是后来的王阳明，在他们的著作未曾看到半点要求中国女人不裹小脚，以及男人不纳妾不自宫，从世界文化史来看，只有中国女人裹小脚，那时的中国女人却还引以为荣，在他们的著作里只看到格物自知。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因为中国文化向来缺乏自省，到了现在，有句颇为流行的话：“男人不会吃喝嫖赌，这样的男人是个二百五。”而中国男人却不少人引以为荣。这就是中国文化一种病态。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深刻的一面，不是孔孟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也不是兵家所言：“ 不战而屈人之兵。”也不是老庄所言：“无为而治，过及不如不及。”更不是佛家所言：“欲知今世果须看前世因，欲知后世果须看今世因。”也不是韩非所言：“故不务德而务法。”那么，最为深刻的一面，谓之何也？谓之何也？

现在的关系学，称不上什么官学，而李宗吾当年写的《厚黑学》，更称不上正统官学。官学不是四书五经，毛泽东当年早说过：“孔教儒学实秕糠，历朝都效秦政法。”冯友兰在中国《中国哲学史》中早说过，中国历朝是外儒内法。所谓外儒内法就是表面上高呼以儒家思想的民为贵治国，而实际上都是用韩非的法家思想，那么正统官学是不是法家思想呢，不，不全是，最为深刻的一面，而是张仪与苏秦之学，人生不管走到何处，不管哪个执政，唯求有官做。

传统的中国人的理想是入朝为官，而不是做地主。尽管做地主有钱，但地主进城，别人还是看不起，而入朝为官，即有权又有名又有利，就有中国人眼中的富贵荣华。而且别人也看得起，从而满足了自已的虚荣心与自信心，更可以说：“老子好歹也是一个官吗”而中国历来的历史是“成王败寇”。毛泽东说：“枪杆子出政权”，中国人不看你成功时所用的手腕，只看你成功后的结果。只要你掌了权，成功了，不论杀过多少人，做过多少坏事，而舆论会站在你这一边。因为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官场的哲学谓之何也？谓之何也？

就是一，有奶就是娘，见风使舵，跟着强者走。二，大可指鹿为马，不认是非。三，善于奉迎拍马，多于领导联系，因为干得好不如与领导联系得好。四，多点头，少说话，凡是领导说的都不要反对，凡是领导说的都举手赞成。五，对领导要投其所好，领导须要什么就送什么。六，大可瞒与骗，要在报纸上电视上多多宣传政绩，即使你管的地方出了问题，你也在报上说，托党洪福，如今风调雨顺，人民富足。因为孔子说：‘可使民由之，不可使民知之“。七，审时度势，见势行事，激流勇退，抓住机遇，勇往而前，造权力之顶峰。八，当你走入官场的那一天，你就该为权力而生，为权力而亡做准备。

在古代，按理而言，有才者，理应入朝为官。可中国文人，多数则半官半隐，个个声称隐士，却个个名声如雷入耳，让人惊奇三分。李白声称青莲居士，却隐而不居了。苏东破越隐名声越大，由此可见一斑了。“竹林七贤”则是隐也隐不住。硬被人请出来做官，结果，为了保存心灵上之净土，只得天天醉酒，以示无心于政治。孔子说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仕。于这个时期，是最为体现出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仕，在家里种种地，写写诗，品尝山水之乐，虽然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内心必竟是痛苦的，他们只为了摆脱残酷现实，而保存心灵上之清净之纯洁之豁然。对当权者则是即不反抗也不合作！只求心灵安静。这好比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然，这与鲁迅所说的阿Q精神出处并不是完全没有牵连，也是中国文化在不断发展时中国人形成的自慰心理，也就是阿Q之类的名言“儿子打老子”了。 所以又言，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才子佳人们官场不如意，与当权者不合做的流放文化，多年以后，往往是人因诗传，诗因人传，人又因楼而传。所以到了现在，因人因文因楼而著名的地方颇多。

中国人常说：“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国家领导也对日本说：“以史为戒，面向未来。”然而，当我打开历史，古今而来，中国之历史却是这么说“好人不长寿，恶棍活千年”。大凡正直之人为臣者，不是流放就是属次遭砭。历史上那些被后世认为的忠良以及爱国之人。似乎命运尚无几人好，屈原一心爱国，可国却不爱他，结果只能身置他地了，还好，后来的历史给了他个名分；周亚夫也一心爱国，结果却让他爱到牢房里，他只能说：“吾未尝御史之贵也”：岳飞一心爱国，可秦桧不让他爱，结果却爱到风波亭！就说再见了。司马迁也爱国，为别人说了几句公道话。汉武帝送他一个宫刑。这大概是汉武帝还是明君吧！苏东坡也爱大宋，可宋朝的皇帝让他下过监狱，再后来像贬球一样，贬来贬去，再后来，贬到海南，发觉他是才子，还有用，又召他回来，却在路上从此再也不让人贬了－－死了。袁崇焕也爱国，声称不退满人身不还，可却让当权者猜忌，最后这位大哥命运却是要以谋反之罪杀害于北京的菜市场。林则徐也一心爱国的，可大清的皇帝不爱他，流放新疆成了他最后的归地。彭德怀也爱国，可人家都说每亩地产稻谷上万斤，他却说产不了这么多，后果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正直人之命运。难怪连纵横整个晚清官场，仕奉三位君主，名声显赫的曾国藩晚年也了发出了五千年中国官场的一声感叹－－－“不信书，信命运”。

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果，唯义所在。”做大事的人，可以不居小节。在中国的古代官场，有句名言，就是多磕头，少说话。那时的官场是见到万岁叫万岁，叫到万岁万万岁。而中国官场永远不会有爱国主义，所谓的爱国主义，往往是官场排除异己所为。是中国人的“窝里斗”。孔子说：“百家争鸣的时代，往往礼乐崩溃的时代。”那么，中国古代官场文化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礼乐崩溃的时代。孔子说：“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意思就是说当国家政治清贫，当权者廉洁自律才出来为官，当国家政治腐化堕落，当权者胡作非为，就不要出来做官，以勉成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大可像陶渊明一样隐居山林，享受山水之乐。那么，现在就去古代官场最为辉煌的五代十国看看。看看他们的为官之道，看看他们为何长期不倒。

五代十国是个各地诸候拥兵自重的时代，那时的中国不是天管也不是地管，那时是“天子王候有种乎，兵强马壮便足也！”正是这样的时代，所以蕴出特殊的人才。这时出了个历仕三代，事奉过八个皇帝，而且能为八帝所宠爱的张全义。张全义生于唐朝末年，濮州人，他出生贫苦，早年在县衙役当个仆役，多次被县令欺负，后来参加王仙芝的起义军，王仙芝失败后他参加黄巢的起义军。在军中优作战勇敢，精明能干，得到黄巢的赏识，起义军攻占长安后，任命大齐政权吏部尚书，可官没做多久，黄巢起义失败。这时张全义投降唐朝，他见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较有势力，就投靠了他，可诸葛爽屡次让他去剿杀当年起义军的残部，他立了许多战功，被任命为唐朝泽州刺史。又有了官位。

可好景不长，诸葛爽病死，其部下李罕之与刘经相互仇杀，张全义是刘经的部下，刘经让他去抵抗李罕之，可张全义带兵一见到李罕之比刘经势力还大，于是连人带兵又投降李罕之门下，不久，李罕之保举他做了河南尹，又有了官位。可这官也不好做，李罕之生性暴躁，只会杀人掠夺，不懂安顿流民，就有部下劝张全义反叛。张全义只是不露声色，公元888年，李罕之率兵功打晋州，张全义见时机来临，带领本部人马占领李罕之的河阳，自封河阳节度使。李罕之大怒，请李克用出兵相援助，这时的张全义已是官场老手，他请朱温相助，李克用只好把兵撤回，朱温帮了张全义大忙，这时张全义又投入朱温门下。为了取得朱温信任，张全义去治理洛阳，而朱温一直怕张全义谋反，没有给他兵权，张全义兢兢业业，为朱温出谋划策，把河南一带的财力全给了朱温，弄得朱温好生感动，于是，张全义又进官加爵。朱温调戏张全义的老婆与媳妇与儿女，张全义也委屈求全，任他胡来。人能容忍这个程度，真的是不简单。

后来经过反复的战争，李克用之子李存勋打败朱温，建立后唐政权，这时的张全义不但没得官做，而且全家难保。李存勋要杀光张全义全家，张全义为了明哲保家，不惜重金贿赂李存勋的皇后。又向李存勋表忠心，又向李存勋置办许多活动所须品，张全义这种善于迎主的手法，又取得李存勋的信任，这时张全义又有了官做，李存勋任他为中书令。可好景不长。

李存勋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越来越来大。张全义就为日后做官打算，为了极力讨好他，当时，魏州发生叛乱，张全义极力向李存勋推荐李嗣源去平定魏州之乱，可李嗣源到了魏州之后，并没平定叛乱，也是与他们一起来进功打李存勋，这时张全义在恐慌中死去，李存勋也让部下杀掉，这是张全义的一生。

中国人历来讲究中庸之道，商场之中庸，则是见好就好收；情场之中庸，则是你好我也好；战场之中庸则是穷寇勿追：官场之中庸则是功成身退了。事实上也是，大家都知，月圆则缺，水满则溢。物极必反，老子说“道非道，非常道；名非名，非常名”过及不如不及。然而，看看中国之二十四史，历史上有多少英雄才俊，又有多少文韬武略，又有多少谋士将军。于功名前，不能功成身退，收放自由。而随波追流，暗自伤怀。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廉颇，一生驰骋战场，战功无数，为赵国立下汉马功劳。他老大哥早就功成名就了，可是他老哥却始终不退，晚年更是，受人排挤，去了魏国，这时秦国又大举进功赵国，赵王惶恐之急，叫人去看看他不能不能用，可使者一到魏国，他大哥却还故意吃上几大碗，还披马上阵，以示英雄风韵仍在。可使者回国报知赵王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其后来命运可想而知。古诗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出。”这句话说的是谁呢，不用我说，大家也知，这就是汉朝的名将李广，这位大哥一身历战匈奴，为汉朝的边疆安定立下汉马功劳，早就功成名就了，只是尚没封候，可是他却贪功不退，年岁已高还想去建功立业，横战沙场，可后来却因走道失途，无以面对刀笔之吏而自杀。唐朝的孰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有功，早功成名就了， 可这老头却七八十岁还在上任，还是老夫不让少年勇，结果却让德宗罢勉了！历史上诸多例子，这些人又有那个不是英雄那个不是豪杰。于名利面前，却不知方向，其结果，往往让人叹之又叹。人在得到功名的同时，就是为了世人知道自已之名声。功成身退也罢！明哲保身也罢！无道便隐也罢！在潮流中迷失自我的英雄才子，是一种可惜还是一种时尚呢？陶渊明隐居是对是错尚须定论！

官场之腐败则是中国历朝最为头痛的问题，也值得一说，从历史上看，每一朝的当权者一上台，则是不断采取措施，如明朝有惩治贪官之酷刑，有剥皮活埋，还有可能殊九族。可明朝的贪官仍有不少。到清朝吗，惩治贪官则是杀头，抄家之类，要么则流放边疆，终生不允许回中原。当然也有尝试廷杖的。可是清朝的贪官也是应有尽有。和坤则是历史上颇有名气的贪官了。由此可见，光靠刑法则是治标不治本。古代一位高僧说：“欲知今世果须看前世因，欲知后世果须看今世因。”由此可见，官场腐败不是一朝一夕而形成， 有历史原因，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也有文化原因。兹摘几句官场“名言”－－－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邦危不仕。还是精通官商之道的胡雪岩说：“势则利，利则势，无势则不利，无利则不势。以及“卑鄙是高尚者的通行证，高尚是卑鄙者的墓志铭”。这就是诸类的文化之病毒。这样一来，从我们的小孩子口中便知，什么“拜年发财，红包拿来“的话满街都是。于这种文化氛围成长出来的人，你要他长大不贪，亲爱的，请告诉我？

纵观二十四史，从历史因素来看，官场之腐败有四个原因，其一，则是政治原因，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杯酒释兵权，石守信不得不身置歌舞之中，腐败起来，以保身。汉朝初年，萧何为了不让刘邦猜忌，故意强买民田，败坏自己的名声，以示腐败。其二，则是当权者的用人原因，中国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说得也是，乾隆就是既用君子也用小人的皇帝，他明知和坤是贪官，却也大用之，和坤只有在乾隆死后，嘉庆才把他操家。其三，国家发放薪水原因， 在明朝，可以说在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同在朝为官，一品与三之间就有差别，一品与七之间。则是差别颇大，有的官员那点薪水，让他们养家，养自己都难，不贪才怪呢！其四，则是中国人的情感原因，《尚书》上说：“今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中国人办事，往往是情来理全飞，许多人则是安人情而办事，这一点，不管法律如何完善，谁也不能否认，自古而今，还是有不少为官者，利用手中权力，先为自已的亲朋好友谋利。这一点，像如今的，少量的当权者在外养情妇，包二奶，造成的腐败，是情欲所为，都可归于情感上的原因。

赖昌星说:“我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共产党人没爱好。”这“大哥”只有小学文化，却能把中国的高官一个个拉笼，为其所用，真是个“人才”。有道是——“砍头不要紧，只要有钱挣，杀了赖昌星，还有后来人。”中国社会历来是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没利的生意请我也不来，这是由中国文化与社会背景所决定。是传统文化的酱缸。孔子当年读“真”而读做“直八”，弟子颜回大为不解，问孔子为何读做“直八”。孔子就教导弟子颜回说：“小子，现在是不能说真话的时代。”颜回不得不夸孔子学问高。也许，再过若干年，中国还是这样，还是这种文化之壁垒，文化之弊病，文化之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