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源流述论

　　考古与文物　2002年第4期

日本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源流述论

韩国河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　教授) 　　　　　程林泉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副研究员)

U 　式　新作大(明) 竟　幽律三刚　配德君

一、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发现与研究什么是三角缘神兽镜? 《日本考古学用语辞典》(180页, 斋藤忠编, 日本学生社1998年出版) 说:三角缘神兽镜属于神兽镜, 是一种缘部断面呈三角形的镜。, 中包含有“陈是作竟(镜在《古镜》(:。11直径超过20厘米的大镜; 21内外的锯齿纹带组成; 31内区的最外部有一个由铭文、兽纹、唐草纹、波纹、锯齿纹、半圆方形带组成的副圈纹带; 41主纹区由四个或六个乳丁等分, 其间配置有神人和仙兽纹样; 51图像的配置分求心式和同向式两种; 61铭带的铭文如下格式。

K 　式　吾作明竟(或是陈是作镜) 甚大好　上有仙人不知老

Q 　a 式　尚方作竟佳且好　明而日月世少有刻

R 　a 1式　吾作明竟甚大好　上有东王公西

子　清而且明　铜出徐州　师出洛阳

, 大多也是较, 这类镜子还。, ? 还是中? 或是中国的工匠来日本? 议论不一。另外, 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形式和系谱问题, 究竟是神兽镜和画像镜的结合? 还是四神兽带镜和陈是作镜类的继承? 也没有定论。

到目前为止, 日本已经发现此类镜子500余枚(不论制作精美与否) ; 中国境内, 合乎以上六条标准的三角缘神兽镜还没有发现。

日本国内最早对此类镜展开系统研究的应为富冈谦藏先生, 1918年他死后, 其弟子梅原末治把他的谈话和笔记整理成《再论日本出土的支那铜镜梗概》、《画像镜考》、《关于本邦仿制的古镜》三文(《古镜的研究》, 丸善株式会社, 1920年) 。富冈先生的考证是从分析铜镜铭文开始的, 他主张“半肉雕式神兽镜”(即后来称为的三角缘神兽镜①) 就是三国魏的镜, 并且是魏王朝赐给卑弥呼使者百枚铜镜的一类。进一步认为, 这类镜由于大部分在畿内的古坟出土, “最妥当的理解是, 指所谓倭人的酋长和魏展开交通的卑弥呼或者有势力女性的大和朝廷, 应相当于邪马台国。”这样, 三角缘神兽镜=卑弥呼镜(魏镜) =邪马台国大和说的公式也由富冈先生倡导成立了。这些观点, 都被梅原末治先生所继承②。

・47・

王母

R 　a 2式　陈是作竟甚大好　上有王父母R 　b 2式　张氏作竟真巧　仙人王乔赤松子R 　c 式　吾作明竟甚大工　上有王乔赤松

师子　天鹿

R 　c 式　吾作明竟甚大好　上有神守及龙

虎身有文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以京都府山城町椿井大冢山古坟出土了32面三角缘神兽镜为契机, 京都

③

大学的小林行雄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同范镜论”和“传世镜论”(《古坟时代的研究》青木书店, 1961年) , 其后一连串研究④, 支持了魏镜论和邪马台国大和说。

与此同时, 持反论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如森浩一先生就主张“三角缘神兽镜的大部分都是仿制镜, 担当制作的是当初在日本国内制作镜的归化系工人”(《日本古代文化-古坟文化的成立和发展诸问题》《古代史讲座》第三卷, 1962年) 。其他的还有同型镜说(网干善教, 1975年) 、吴镜说(高坂好, 1968年) 、非中国镜说(古田武彦, 1979年。奥野正男, 1980年。菅谷文则, 1980年和1991年⑤) 等。

但是, 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镜观点的学者阵营也不断在扩大和补充, 如木通口隆康⑥、近藤

κ

乔-⑦、田中琢⑧、岸本直文⑨、福永伸哉β等。

1998年1月9日, 日本奈良县僵原考古研究

镜是魏国赐给卑弥呼使者百枚铜镜之一, 与文献

记载相符, 可以说是专门为邪马台国特铸的镜, 故在中国境内一面也没有出土。第四, 镜铭中之所以铸有“景初四年”的年号, 是因为“景初三年”6月卑弥呼的使者朝见后, 魏王得知使者次年归国, 急着准备赐给使者的答谢礼品, 故提前铸出了次年“景初四年”的年号镜。第五, 铭文中“至海东”的意思是指广州地区, 不是海的东方神仙栖居之地, 也不是指的日本列岛。第六, 铜镜上特铸景初三年的意味, 还包括景初二年魏国消灭了盘踞辽东的公孙氏政权, 又恰逢偏远的邪马台国来朝, 故铸“景初三年”、“景初四年”、“正始元年”的镜以示历史纪念意义。

二、中国——汉魏两晋铜镜所公布了黑冢古坟的发掘材料, 随葬品中有直径22-241511315, 又一次考古大发现。・魏书》倭人条里记载的邪马台国方位问题——畿内或是北部九州? 在某种程度上, 再一次反映出3-5世纪倭政权与中国王朝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

涉及到三角缘神兽镜综述性的研究和评述, 可以参考西田守夫先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形式系谱诸说》(《东京国立博物馆纪要》6, 1971年) 、八贺晋先生的《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学从》6, 1984年) 、田中琢先生的《三角缘神兽镜研究略史》(田中琢、佐原真编《论苑考古学》, 1991年) 和上野武先生的《三角缘镜是“卑弥呼镜”论争的回顾》(《战后五十年古代史发掘总论》, 朝日新闻社, 1996年) 等。

为什么说三角缘神兽镜是魏镜呢? 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 三角缘神兽镜的纹饰特征大部分是魏镜(北方镜) 的特点。第二, 镜铭中有“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的魏国纪年年号。第三, 这种・4

8・

, 、制作、生产组织、制

、使用、信仰、礼仪、仿制、废弃、, 不但有经济层面的含义, 也有社会、政治、文化、艺术乃至宗教方面的意义, 因此, 从它的诞生之时起, 就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今天, 汉魏两晋铜镜作为考古的研究对象, 主要来自它在断代方面的意义。与此同时, 许多学者也注意到它在宗教及艺术研究方面的作用。作为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考古发掘报告、简报以及相关的地方省市铜镜图录、研究论文和著书。例如《洛阳烧沟汉墓》考古报告集中对两汉时期洛阳地区的铜镜变化特征, 给予了结论性总

λ结β。118面铜镜和9面铁镜被分成十四个型, 分别为蟠螭纹镜(流行于西汉初—武帝) 、草叶纹镜(武昭时期) 、百乳镜(武昭时期) 、日光・昭明镜(武帝——东汉初) 、变形四螭纹镜(西汉晚—东汉初) 、规矩镜(西汉末—东汉中) 、四乳镜(西汉末—东汉初) 、云雷连弧纹・长宜子孙镜(东汉初—东汉末) 、夔龙・凤纹镜(东汉中—东汉晚) 、变形四叶纹镜(东汉晚) 、变形四凤镜(东汉中—东汉晚) 、人物画像镜(此枚镜为东汉灵帝之时,

但此类铜镜的流行时期为东汉中—南朝齐) 、三兽镜(东汉中叶以后) 、钮镜(西汉中—东汉初) 。因为这些铜镜的分型和断代研究是建立在墓葬形制

和陶器断代的对照之上, 所以镜的形制、纹饰和年代演变规律之推断显得非常可信。但是, 由于“这里所发表的225座墓, 除东汉晚期有几座较大的墓型或属于这一时期的豪门贵族者外, 其余的葬制规模都大致略同, 应属于汉代的一般官吏及其眷属的墓葬”, 出土铜镜的直径和大小除第七型规矩(博局) 镜二面为18-20厘米、第八型的长宜子孙镜三面超过19厘米外, 其余的铜镜直径都不超过16厘米, 大多为6-13厘米。仔细比较了各型铜镜的形式尺寸分述表, 也没有发现同范镜。关于钮孔的形式, 因报告中没有详述, 根据笔者观察到的洛阳出土的铜镜实物, 以“半圆孔”较为常见。至此, 洛阳汉墓群铜镜透露出的信息是:尽管不能窥视皇家大族随葬使用铜镜的形式, 但制大镜、尚大镜的习俗应该出现在新莽—东汉中

µ期β。这一点, 对研究日本弥生时代“尚大镜”习俗的缘起, 很有参考意义。另外, 烧沟东汉晚期的镜群中, 尽管出土了人物画像镜和三兽镜各一面) , 但显然不是该区(京都地区) 赏玩的主要镜

土铜镜》。

俞伟超先生在《鄂镜》一书的“序”中, 着力强调了吴国的两个铸镜中心会稽山阴(今绍ν兴) β和鄂城(当时的武昌) 的重要地位。“鄂城铸镜业最初是由于引进了会稽山阴著名的匠师而发展起来的”“武昌的铸镜业曾从会稽移入了非常精致的神人画像镜工艺, 虽然发展了一点自身的特点, 但基本风格却是一致的。”“(鄂城) 这时各种神兽镜的边缘上, 流行锯齿纹、棘刺纹、流云纹、怪云纹和一种类似涡形的云纹等装饰, 这些都是从汉镜边饰花纹发展演变而来的。但是在一种极讲究的半圆方枚乳神兽镜的边缘上, 却出现了一种往往由羽人操舟、奔龙、飞凤、走兽等生动图像组成的画纹带。它显然是伴随着浮雕式图像的发展而出现的。这种画纹带, 始见于传出绍上。”、, 可以看到, 许多别具、画像镜、重, 都是在这里, 而后影响各地的。东吴的铸镜工艺可以说是达到了我国古代铸镜史上的一个高峰。西晋之时, 它还勉强保留在一定的高度上。一到东晋, 则已普遍地衰落下去。”

我们大段地引用了俞伟超先生的研究成果, 旨在说明画像镜和神兽镜的缘起与东吴的密切关系, 这一点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另外, 从《鄂镜》公布的124面铜镜的直径上看, 新莽时期的三面规矩镜的直径达16-1712厘米, 和洛阳烧沟汉镜表现出的大镜规律相一致。东汉镜中, 以浮雕式鸟兽纹带龙虎镜(序号24) 的2015厘米最大, 其他神兽镜的直径未见超过15厘米的镜类。六朝镜中, 除三面变形四叶纹镜(序号76、77、79) 的直径达1618-1815厘米、一面画纹带神兽镜(序号103) 的直径达18厘米(另有序号100、101、102三面同类镜直径为1418-151

3) 、一面神人鸟兽画像镜(序号118) 的直径达2012厘米(序号119、120的两枚同类镜直径1611-1613) 外, 其余的镜类直径以13-14厘米为大宗。从当时的尺度换算来看, 序号109的黄初二年半圆方枚重

(合今1313厘米) , 列神兽镜铭文:“大六寸清昌”

基本与该铜镜的实际径数1311厘米相吻合。有趣

・49・

类。直到目前, 已经发掘的许多汉墓材料表明种推论仍然正确。为主。, 以表现神仙、神求赏玩的对象,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三国西晋时期, 大约也和动乱政治生活的凄凉、社会经济的贫困、儒学思想的变异(玄学的兴起) 以及上层统治者提倡的“节葬”“薄欲”思想有关系。

关于地方省市出版的铜镜图录自五十年代开始, 已有不少, 如《陕西省出土铜镜》(文物出版

(文物出版社, 社, 1959年版) 、《四川省出土铜镜》

1960年版) 、《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 1988

(上海书画社, 1987年版)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

(文物出版社, 1986年版) 、《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年版) 、《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文物出版社, 1960

年版) 、《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湖南美术出版社, 1987年版) 。其他, 还有《浙江省出土铜镜选集》(1957年) 、《阿城县出土铜镜》(1974年) 、《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 1987年》、《吉林出土铜镜》(1990年) 等等。这些书中, 和三角缘神兽镜研究直接相关的图录首推《鄂城汉

) 和《浙江出三国六朝铜镜》(以下简称《鄂镜》

的是六朝镜缘呈现三角的镜类, 从图录的描述中有神人鸟兽画像镜(序号118、119、120) , 也就是以上记述的六朝大直径镜; 同时, 此三面镜的外区纹饰有辐线纹带和单锯齿纹带, 也透露出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相类的信息。另外, 《鄂镜》中的浮雕式鸟兽纹带龙虎镜(序号24) 不仅直径近似于日本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 边缘也呈斜形, 近于三角缘; 铭文外为辐线纹一周, 边纹为锯齿纹、波浪纹、锯齿纹各一周, 这一点也比较类同。但是内区图案显殊不同, 而且此种镜是东汉晚期的镜, 是否和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有丝毫的联系, 不宜断定。镜缘呈三角缘的铜镜, 《鄂镜》中还有龙虎镜(序号60) 、三兽镜(序号64、65) 、飞禽镜(序号67、68) 等, 说明了三角形的镜缘(起码近似于三角缘) 在武昌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比较流行。

) 共记述《浙江出土铜镜》(以下简称《浙镜》

了185面铜镜, 其中属于西汉至两晋的镜有109面。王士伦先生认为:“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 以神仙和神兽为主要题材, 镜是相同的。”, , , 带, 区纹饰比较接近。”浙江, 汉晋时期属会稽郡。神兽镜和画像镜的盛行时期为东汉中晚期及以后的一段时间, 从时间上看, 这两种镜类的盛期要稍早于鄂城。按传播论而言, 有一个制镜技术的西渐过程。如果和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相比较, 其出现的时间跨度也和鄂城地区一样在东吴时期前后或再稍晚一段时期。《浙镜》中直径超过18厘米的镜类有东汉的规矩镜类(序号10∶1813厘米, 三角缘。序号15:1813厘米) 、东汉七乳禽兽带镜(序号22:1818厘米) 、东汉神兽带镜(序号24:2012厘米) 、东汉画像镜(序号25:2113厘米, 斜缘。序号26:21厘米。序号27:21厘米。序号28:2016厘米。序号29:22厘米。序号30:2015厘米。序号33:2015厘米。序号34:20厘米。序号35:2018厘米, 斜缘。序号36:22厘米。序号37:21厘

缘。序号51:2018厘米) 、东汉四兽镜(序号50:

1814厘米) 。有意思的是东汉—两晋时期18厘米以上直径神兽镜类《浙镜》中未见一例, 最大者是序号70:三国半园方枚神兽镜, 直径1714厘米, 其余的大多在11-14厘米者最多。如果说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中的“陈氏作镜”神兽车马镜是中国浙江流行的神兽镜和车马画像镜的组合, 那么, 画像镜东传日本的时间和制作技术及神兽镜的情况应该是大体相同。

另外, 随着考古材料的公布, 著书立说者层出不穷, 笔者认为最有代表性、系统研究铜镜的著作(图录性质的除外) 可举出三部, 一是孔祥星、刘一

(文物出版社, 1984年曼先生的《中国古代铜镜》一版, 1988年再版) 。二是周世荣先生的《中华历

(紫金城出版社出版, 1993年) 。三是代铜镜鉴定》

(紫金何堂坤先生的, 年) 。《中, 揭示出历史, 并对日本相关的三角缘, 进行了引述。《中华历代铜镜主要对铜镜的纹饰和特征乃至源流用工最甚, 并把湖南出土的镜类放入铜镜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 未涉猎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主要是对历代铜镜的铸造技术和处理加工技术进行了系统考察, 尤其是对107枚铜镜的合金成份分析, 是一般铜镜研究者所不能奢望的事情。涉及到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 本书中最有益的论点, 笔者认为有两条, 一是何先生从铸镜技术考察, 同范镜的存在可能性很小, 除非是纹饰极为简单的镜类(见下述第三部分“制作技

术”的分析) ; 二是关于铸范上的镜面直径精辟的分析。“我国历代诸镜中, 大凡三角缘画像镜正背两面直径相差最大。”相差的原因有两方面:“(1) 铜镜本身的形制。如三角缘画像镜, 因背侧直径是从‘三角缘’顶端算起的, 这尺寸就自然要小些。(2) 浇铸工艺的特点。比如, 对模印法造型而言, 为便于脱模, 背径需要小些; 对永久型、版永久型来说, 为便于下型, 背径也需要小些的; 而对熔模铸造而言, 器成则范毁, 仅从铸造角度看, 面径是无须大于背径的。”这些结论也适用于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研究。

针对日本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魏镜的论点,

米。序号40:1918厘米, 三角缘。序号41:1816厘米, 近似三角缘。序号42:1816厘米, 斜缘。序号43:2015厘米, 三角缘。序号47:2119厘米, 三角・50・

中国的考古学者王仲殊先生率先“发难”, 提出了

οβ

“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

(日本学生社, 1992年) 日文版的《三角缘神兽镜》一书收录了1981-1989年发表的十三篇高论。与

此同时, 中国学者也展开了与日本弥生后期—古坟中期相当、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研究, 如

πβ

徐苹芳先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铜镜》一文, 集中代表了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经考古发掘证明,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制镜的特点是:(1) 魏晋时期北半中国的制镜业, 由于受到了战乱的打击, 仍然以汉以来的方格纹规矩镜、夔凤镜、内向花纹镜、兽首镜、鸟文镜、龙凤纹镜等。(2) 南方地区的长江中下游吴国领域, 汉末少受战乱, 又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制镜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出现了两个制镜中心会稽郡的山阴(今绍兴市) 和江夏郡的武昌(今鄂城或称鄂州市) 。虽然也制作旧式的汉镜—夔凤镜、规矩镜等, 但新创出了画像镜类和神兽镜类。

至此, 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本土产出镜论点的主要论据是() 东汉以后, 、, 以黄, 几乎不出土此类的铜镜, 。②中国江南(吴地) 出土的镜形、纹饰有与日本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相近的因素, 如三角缘、画像、兽像等因素。③日本大阪府柏原市国分茶臼山古坟和滋贺县野洲町大岩山古坟出土的镜铭上, 有“至海东”之语, 指的就是日本。④日本岛根县神原神社古坟出土的“景初三年”镜铭上的“本是京师, 绝地亡出”之句, 和群马县高崎市蟹泽、兵库县丰冈市森尾、山口县新南阳市御家老屋敷(竹岛) 三座古

州(州) 师, 杜坟出土的“正始元年”镜铭的“本自艹地命出”之语, 其意思就是制作这种镜的工匠, 原

来住在中国扬州的京城, 以后离开故乡, 来到被称为“绝地”的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广峰15号古坟

(实际上不存在) 镜铭, 是因为出土了“景初四年”

魏国的改元没有及时传到日本的结果。⑤三角缘神兽镜的图案上, 还有在中国的铜镜上看不到的“笠立形”纹样, 它可能是魏国给邪马台国使臣难

(日本奥野正男升米的一种军旗, 象征着“黄幢”

说) 。⑥三国时代, 日本列岛和中国有交往(途经　

洲) , 此时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后, 把吴地的“三角

缘”画像镜和平缘的神兽镜图案融合在一起, 并加进日本独特的“笠立形”要素, 制造出了三角缘神兽镜。

三、寻找其源流的途径及方法11纪年镜和铭文

至目前为止, 日本共出土了魏的纪年镜8面, 吴(晋) 的纪年镜3面(表一) 。

另外, 据福永伸哉先生的统计日本和中国还存在15面魏的纪年镜(表二) 。

对以上三角缘神兽镜的纪年, “魏镜说”和反对论各执一词, 不可调解。“魏镜说”主张魏的纪年出土, 尤其是景初、正始年号镜的发现, 更加证明。相反, 反对论认为4年”年号? 对于此问题的解答, “日本制镜论”, 释解如下。

1993年, 山东公布了魏国曹植墓葬材料。其内出土的一块铭文砖, 书文“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 十五日丙午, 兖州刺史侯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毕陈王陵”。其实, 魏在太和七年二月六日丁酉已经改元为青龙年号, 作陵的兖州刺史侯昶不会不知道改元。之所以仍然使用了太和的纪年, 只是为了表达曹植死年的连续性, 别的原因恐怕也找不出来。那么, “景初四年”年号镜的铸造, 大概也具有这一方面的含义。也就是说为了连续表达和纪念“景初三年”出使魏国、“正始元年”携“亲魏倭王”的荣誉头衔归国的跨年度朝见活动, 而用“景初四年”的纪年来代替“正始元年”。无独有偶, 这三个年号的镜的镜铭中都有“陈是作”的铭文, 且广峰15号古坟的“景初4

年”镜和(传) 宫崎县的正始元年镜都是斜缘盘龙镜, 从而反证出铸镜主人相同和纪年镜铭连续之间的一致性。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三个年号的三角缘神兽镜应该是较早定型的三角缘神兽镜, 和泉黄金冢古坟的画纹带神兽镜也是陈是作镜中的古型, 表现出三角缘神兽镜创出时期的不同创意。另外, 从这三个年号镜的出土地点看, 都是处于交通要道的势力者所

・51・

拥有, 在某种程度上言, 和大田南5号坟的魏镜—

　表一番　号

1234567

891011

θ

方格规矩四神镜一样β, 具有等同的恩威意义。

遗　　迹　　名　　称

大田南第5号古坟(京都府中郡峰山町・京都府竹野郡弥荣町)

鸟居原第2号古坟(山梨县八代郡三珠町) 神原神社古坟(鸟根县大原郡加茂町) 和泉黄金冢古坟(大阪府和泉市) 广峰15号古坟(京都府福知山市) 出土地不详(传宫崎县持田古坟群) 柴先古坟(群马县高崎市) 森尾古坟(兵库县丰冈市) 竹岛古坟(山口县宝冢市) 安仓高冢古坟()

)

镜　　名方格规矩四神镜平缘神兽镜三角缘神兽镜画纹带神兽镜盘龙镜盘龙镜三角缘神兽镜三角缘神兽镜平缘神兽镜

直径

(厘米) [***********][***********]101310

年　号青龙三年赤乌元年景初三年景初三年景初四年景初四年正始元年赤乌七年元康 年

公　元

[***********][**************]-299

国　名魏吴魏魏魏魏魏魏魏吴晋

(选自广岛县立民俗资料馆编《古坟与大陆文化》, 1994年)

　　魏的纪年镜铭文(见表三) :

A =和泉黄金冢古坟, B =神原神社古坟, C =蟹

晋皇帝请求或自己募求中国大陆制镜工匠的东渡, 也不是没有可能(见下述“镜型的演变”的分析) 。至此, 我们同意“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本土制镜的说法, 但并不完全局限于“东吴工匠制镜论”。另外, 富冈谦藏先生在分析茶臼山古坟出土的镜铭(铜出徐州, 师出洛阳) 时说:“‘徐州’地名, 只在魏晋时代(220-442年) 使用, 其前后的汉代和刘宋称为彭城; 意指镜匠的‘师’, 在晋代因为忌先祖司马师的‘师’而不使用; ‘洛阳’和‘雒阳’标记的使用, 西汉末写作‘雒阳’, 魏代以后才写作‘洛阳’。”就此三点, 他认为“铜出徐州, 师出洛阳”的年代, 应该限定在魏代。我们不赞成魏镜论, 但这种推论的合理性是不是在提醒我们, 247年魏向倭国派遣使者回访的随从中可否有制镜的工匠呢? 可以想像, 出使遥远偏僻的倭国, 即便是名师名匠(陈氏等) 也不会心甘情愿, 强令之下, “本是京师绝地命出”的情绪也就流露出来。

泽、森尾、御家老屋敷古坟, D =广峰15号古坟、(传) 持田古坟

根据以上的铭文显示, ABCD 应该是“同系工房或同一个工房的制品”(菅谷文则语。按照铭文的省略顺序, 可以排出B —D —C —A 的顺序》, 这一点也支持我们上述的考证。从另外一方面看, B 种铜镜铭文中的(c ) (g ) (h ) (i ) 毫无疑问是制镜者本身的叙述。按照“魏镜说”, 洛阳的官府工匠没必要叙述自己的经历, 不会讲“本是京(州) 师”之语, 也只有移居它地, 才会流露此言, 从而反证出这些铜镜不是洛阳的制品。但是, 也不能完全同意王仲殊先生的讲法, 为了解释“东吴工匠在日本铸镜”说, 而将其释解为虚拟之语。如果允许假设, 邪马台国政权和继后的初期大和政权就是因为对中国铜镜的特殊爱好, 239年、243年、247年、266年的向魏晋朝贡之时, 向魏

・52・

　表二

年　　号黄初2年黄初2年黄初2年黄初

2年黄初3年黄初3年黄初3年黄初4年黄初4年黄初4年正始5年甘露4年甘露5年甘露5年景元4年

公　　元

[***********][***********]260260263

镜　　式同向式神兽镜同向式神兽镜同向式神兽镜同向式神兽镜同向式神兽镜同向式神兽镜同向式神兽镜对置式神兽镜对置式神兽镜对置式神兽镜画纹带神兽镜兽首镜兽首镜兽首镜出土地点或保存单位大谷女子大学资料馆

(传) 湖南长沙

湖北省鄂城五里墩14号墓湖北省鄂城630工区

(传) 浙江省绍兴

瑞典王立博物馆日本文化资料中心五岛美术馆东京国立博物馆湖北省鄂城630工区

五岛美术馆五岛美术馆

(选自福永伸哉第3集, 大阪府立弥生文化博物馆, 1994年) 　　　表三

A B C D

(c ) (e )

铭之保子孙

(a ) (c ) (g ) (h ) (i ) (d ) (e ) (f )

景初三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京师绝地命出吏人铭之位至三公母人铭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a ) (c ) (g ) (h ) (i ) (f ) (e )

艹

正始元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自州(州) 师杜地命出寿如金石保子宜孙(a ) (b ) (c ) (d ) (e ) (f )

景初四年五月丙午之日陈是作镜吏人铭之位之三公母人铭之保子宜孙寿命金石兮

(选自上野武《三角缘镜是“卑弥呼镜”论争的回顾》, 《战后五十年古代史发掘总论》, 朝日新闻社, 1996年)

　　21镜型的演变

我们知道, 弥生时代的前中期, 日本列岛铜镜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于九州岛北部的墓葬中, 所发现的镜型, 大部分是中国的两汉镜(草叶纹镜、内向连弧纹镜、日光镜、清白镜、博局镜、长宜子孙镜等) 。大约到了弥生的后期, 铜镜的使用渐次东传, 扩大到本州的中东部, 不但墓葬中有出土, 生活的遗迹中也屡屡发现, 并且铜镜使用的阶层也逐渐“下嫁”, 尤其是残镜出土例的增加, 在象征权威思想特征的铜镜背后, 大大增加了铜镜本身的“神性”, 或者说是宗教性。这一点在卑弥呼政权确立后, 以规齐划一的三角缘神兽镜群

表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讲, 三角缘神兽镜的出现和广泛随葬的秘密, 隐喻着解开日本古代国家成立和宗教政治化历程的关键。

从镜型的演变上看, 虽然日本发现的镜型时代因自大陆——列岛流通的时间限制, 墓葬里出土时有滞后现象, 但瓮棺中发现的弥生中期前后

(公元前2—2世纪) 的铜镜年代与中国西汉中晚期——东汉中期的铜镜演变脉络相一致, 换而言之, 弥生中期前后的墓葬年代可以用发现的中国铜镜年代来判断。弥生晚期以后, 大概是由于大陆北方制镜业的衰落, 新的镜型出现较少, 这时日本发现的铜镜开始集中于内向连弧花纹镜、传

・53・

世的东汉镜以及小型的仿制镜等镜型, 作为断代的模糊性加大。

冈村秀典先生曾精心排列过西汉、东汉的铜ρ

镜编年β, 认为汉镜7期(2世纪后半—3世纪早期) 的7期—1:尚方作系浮雕式神兽镜流入日本; 7期—2:画纹带神兽镜流入, 成为卑弥呼政权前

吴国纪年镜的铅同位体比, 得出了这二者的制作原料产地也有所不同的结论。同时, 再一次强调三角缘神兽镜使用的铅矿, 可能在大陆的华中—华南一带。

另外通过科学分析, 何堂坤先生认为中国66面西汉中期到五代铜镜的平均成份是:铜721456%、锡221273%、铅418881%。也就是说

µχ

“战国以降, 南北铜镜的成份多已大体一致。”这样, 通过铜镜主体成份的分析法来寻找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源流, 似乎走向了死胡同。但是, 何先生试验的数据中, 东汉晚期——南北朝32面铜镜中, 含锌的铜镜占20面, 达60%以上。而日本小松茂、山内淑人分析的同期古镜中(含三角缘

ν

神兽镜) χ, 几乎未见含锌的报道, 倒是铁、镍、砷、锑的成份含量记录得比较详细, 究竟是不含锌的成份? 或是测量没有到位? 。少量的含锌, , 那么() 的系数加大。到目前为, 还没, 相信随着高科技的发展, 会在这一方面找到一条出路。

41制作技术由于三角缘神兽镜群中存在大量的同形(范) 镜, 很早以前梅原末治先生就认为同形

ο

(范) 镜的制作是使用了失蜡法, 即熔模制镜χ。这

πθ

种观点从岸本直文先生χ和福永伸哉先生χ的文中得到了认可。但是, 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 中国古代应用失蜡法铸青铜器的历史虽然比较早(春秋时期) , 但是熔模制镜的方法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不兴盛。并且用一个陶范或金属范制造出同范镜的存在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铜镜研究专家何堂坤先生认为:“一般来讲, 同形镜生产之法至少有四, (1) 用金型、石型或烧造好的陶范烧铸。(2) 使用有祖范的熔模法铸镜。(3) 使用复印法造型。(4) 使用统一设计图案, 用雕塑法造型。在此四法生产的同形镜中, 第一种是确属‘同形’、‘同范’的, 但我国古镜之金型尚未发现, 石范大约只能铸造图纹简单之镜, 陶范通常只能铸制一次。第二种只是同了模和祖范, 而未曾同铸范(蜡壳

) 。第三种只是同模而已, 并未同范。第四种只是同了设计方案。我国古代

期的镜类; 7期—3:斜缘二神二兽镜、斜缘四兽镜开始流入, 时代背景与中国东北公孙氏的政权存续相关。这些结论显然也和朝鲜半岛乐浪地区

σ

出土的中国镜的变迁相一致β。如果这些考证无误, 三角缘神兽镜出现的时段定论在弥生时代终末——古坟时代初期(布留0～2式) 不会有太大

τ

的问题β。问题是与三角缘神兽镜共存的、比较早的其他镜类的定性——如传世镜是否是“三世纪

κχ

在中国制作的翻铸镜? ”庄内式至布留0～2式古坟出土的与大陆乃至朝鲜半岛相似的铜镜时代又该如何看待? 笔者认为这些镜型基本上和大陆北方铜镜出土的规则相一致。

和中国辽宁省、朝鲜半岛出土的汉魏晋铜镜类别比较, 3, , 但对于始终没有成为至上的财宝(威信财) 和权利的象征, 也没有居为依靠中原政治权利的信物。这一点, 大大不同于日本。因此, 对于铜镜的“苦心孤诣”, 倭国比它们要用心的多。一方面通过朝鲜半岛这个渠道输入铜镜(表现出时代镜型的一致性) , 另一方面开始自己仿制铜镜, 募求大陆高水平工匠的东渡也成为一项合理的欲望。福冈县平原遗迹出土的4面直径4615厘

λ

米的大型铜镜, 可视为日本:“尚大镜”的缘起χ。

31合金成份的比较马渊久夫、平尾良光《景初四年铭龙虎镜的铅同位体比》一文中, 分析了日本辰马考古资料馆馆藏的一面景初四年铭龙虎镜和1986年福知山市文峰15号古坟出土的景初四年铭龙虎镜(据说是同范镜) 的四种铅同位体比的结果是:从使用材料的范围看, 它们和“舶载”的三角缘神兽镜(即特铸说) 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 说二者为同范关系仍属不妥, 因为二者的铅同位体比有一定的差异。继之, 比较了日本出土的中国魏和・54・

同形镜工艺当主要是第三种, 其次是第二种; 真

ρχ

正的同范镜目前尚无确凿的例证。”

董亚巍先生通过铜镜的复制试验, 也认为

σχ

“中国古代不存在‘同范镜’。”

所以, 日本发现的所谓“同型镜”或“同范镜”的制作技术, 也成为一大难题。假设是熔模法的结果, 把精致的“舶载镜”当成是魏国的特铸品, 把制作不精的当成在日本的仿制品, 恐属

秘, 也和该镜类的产地归属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些研究的推进, 要等待冶金等领域学者的参与。

四、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大量出土的意义中日两国研究者的探讨表明, 日本国内出土这样多的铜镜, 其包含的政治性意义非常突出, 既有对内各强权政治拉拢的恩幸成份, 也显示出初期大和政权与当时中国王朝的依附关系, 或者说是在当时整个动荡的东亚局势中, 通过此种铜镜的制作和分配, 初期大和政权把中国王朝作为一种政治后盾来依靠。另外, 宗教方面的意义也较为鲜明, 一方面体现在该镜本身所言明的仙人神兽思想, 也表现在铜镜在随葬中的放置位置, 黑冢古坟就非常说明问题。

从这三种层面出发, 信息:

, , 。更何况日本学者的研究, 大量的三角缘神兽镜制作的时间前后有50年。即便是福永伸哉先生解释为倭人次受赐于魏晋的结果(一次领回百余枚, 4次相加正好四百多) , 已经是对为什么不铸晋国年号而单纯特铸魏国之年号“景初”、“正始”镜意的否定。还有大和盆地与黑冢古坟年代相近的古坟许多都未进行发掘, 将来出土数目增加的可能性极大。与四世纪后半以后古坟内朝鲜半岛制作同性质随葬品类增加的状况相比, 三角缘神兽镜中表现出的“中国志向”, 大致标明了该种铜镜的制作年代。除了仿制镜外, 推断它的大量制作应该是三世纪的后半及四世纪初期, 也就是初期大和政权的成立时期。

第二, 某些学者一再强调三角缘神兽镜镜钮的制作不好, 根本不能用于悬挂, 它们都不是实用品

, 为葬仪所用。从这一推论出发, 大和初期政权给各地豪族、近臣赏赐或配置铜镜的时间可能是继位、庆功之时, 更可能是死亡之时的恩赐, 即埋葬时的特定赏赐。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死者个人及家族地位和权势的肯定, 也是密切君臣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可以说是初期大和政权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改制。有可能是参照了中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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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 因为在二者当中明显都存在相同技术法铸成的“同型镜”, 同一技术传统下的产品被主观地分成中国产镜和日本产镜, 不好理解。如果说是中国工匠在日本的杰作, 这和铜镜的合金成份的铜、锡、铅及用于熔模的黄蜡一样, 大概从大陆的输入成为不可避免, 这一点亦需要证明。

至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三角缘神兽镜群中的“同范镜”, 因大多并不是同范, 其称谓“同范镜”并不合适。即使称作为“同型镜”, 也有一定的不妥, 因为经福永先生的排列比较, 所谓的多组“同型镜”中, 钮孔开口方向不相同者占比例很大, 再加上一种形式的镜中, 的相异或省略, , (、花纹、) 。附带而言, , 称为“同模镜”亦属可能。

另外, 日本还出土有大量的“踏返镜”(翻铸τ镜) χ, 三角缘神兽镜中也应有一定数量的存在。不过, 翻铸镜的特点是图像纹样与原型镜相比, 多漫漶不清, 且一次比一次的效果差。究竟怎样判

κ

定合适? 笠野毅先生列出了五点参考意见δ。但是, 由于大量不同的同形镜存在, 纯粹用“翻铸法”来解释此现象, 也不尽合适。还有, 董亚巍先生也说:“中国的铜镜在日本翻铸, 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从战国至晚唐之间的1300余年里, 铜镜的合金一直采用的是铜锡铅三元合金, 含锡量平均24%左右。这种合金在常温下的铸态金相组织为 固熔体及( +∆) 共析体组成, 其中 相的特点既硬又脆, 再加之镜体浇铸时在收缩、凝固期又产生了比较大的内应力, 造成古代铜镜

λδ

普遍特别脆, 稍不小心就破碎了。”明确指出夯型制范、翻铸法不足的一面。

根据以上所示, 三角缘神兽镜制作技术的揭

晋时期丧葬礼制中的王侯大臣死时, 皇帝赐予“法赙”(钱币) 及大量埋葬用品的结果。当然, 此论成立的前提是从死到葬必须有一定的间隔时间, 以等待赐品的到来。《魏书》倭人条里有“始死, 停丧十余日”的记载, 更何况还有“一大率”之类的中介官吏可以代表倭王行使下赐的权利, 时间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第三, 日本大和中心部(奈良盆地的东南部) 发现的大量随葬铜镜的作风是北部九州随葬铜镜习俗的继承, 也有力说明了三世纪前半的邪马台国就在畿内, 以后的大和政权就是邪马台国的继续。仙人思想的接受和利用, 是倭国宗教政治化的一个重要历程, 这一点也是初期大和政权的核心特质之一。并成为世界古代初期国家形成中, 政治赋予某些宗教载体作用的一个典型范例。

附言:该文成文以后, 陆续读到了张懋　先生的《三角缘神兽镜为东渡吴国工匠制作说质疑》(《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 三秦出版社, 1998年) 、王仲殊先生的《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关系》(《考古》2000年1期) 缘神兽镜的铭文、, 认, 被。后文重点是反驳了车琦正彦主张“仿制三角缘神兽镜也是魏镜”的观点, 并坚持认为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制造了“舶载的三角缘神兽镜”。如果是既强调该种铜镜的政治意义和呈现出的魏国纪年铭文, 又重视三角缘神兽镜花纹与南方长江中下游流域吴晋时期画像镜、神兽镜花纹的类似性, 本文主张的倭国“朝贡之时, 向魏晋皇帝请求或自己募求中国大陆制镜工匠的东渡”也不是没有可能。”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观点都是推论, 只有期待新的考古资料发现, 比如镜范的出土, 三角缘神兽镜的制作地才能真相大白。

注　释

1919。

②梅原末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集录》冈书院, 1931年。《关于本邦古坟出土同范镜的一、二考论》《史林》30—3, 1945年。③小林行雄:《由同范镜看古坟时代的研究》《考古学杂志》38—

3, 1952年。《同范镜论再考》, 《古代文化》27, 1957年。

④小林行雄:《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型式分类编～》《京都大学文学部纪要》13, 1971年。《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 《辰马考古资料馆考古学研究纪要》1979年。

⑤菅谷文则:《围绕三角缘神兽镜的诸问题》, 《日本古代史》

(下) , 光文社, 1980年。菅谷文则:《日本大和镜》, 同朋社出

版, 1991年。

⑥木通口隆康:《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 《古代思索》39, 1985年。⑦近藤乔一:《三角缘神兽镜的仿制》, 《考古学杂志》59—2, 1973年。近藤乔一《三角缘神兽镜》,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8年。⑧田中琢:《日本列岛出土的铜镜》, 《三角缘神兽镜之谜》, 角川书店, 1985年。《卑弥呼的镜和景初四年镜》《谜镜—卑弥呼镜和景初四年镜》, 同朋社出版, 1989年。

⑨岸本直文:《三角缘神兽镜制作的工人群》, 《史林》72—5, 1989年。

κ福永伸哉:β, 《考古学研究》27—

1991年λ:β,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18厘米。统观日本境内“尚大镜”制作习俗的缘起, 可追溯至福冈县的平原遗迹发现的日本产的4面大型内行花纹镜(其实是仿云雷连弧纹镜) , 直径达4615厘米, 时代为弥生中后期。其制作的动机显然和57、107年的两次东汉朝贡有关, 因为《洛阳烧沟汉墓》公布的东汉早期至中期的新流行铜镜就是云雷连弧纹镜。因此, 到了3世纪的中后期, 邪马台国及其初期的大和政权继承这种“尚大镜”的习俗, 发扬和吸收了弥生时期的铜铎、铜剑、铜矛等的冶铸技术, 并募集或求得中国大陆工匠的参与, 以纪念

239年的朝贡为契机, 制成了这种用于改制的三角缘神兽镜。

ν参见浙江绍兴古墓出土的三百多面铜镜(梅原末治《绍兴古镜β

聚英》, 桑名文星堂, 1939年) 和《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

(桑名文星堂, 1943年) 一书记载的铜镜图录。

ο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β, 《考古》1981年4期, 至1994年3期同杂志刊出《论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铭方格规矩四神镜》, 王先生围绕“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 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π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铜镜》β, 《考古》1984年6期。θ有学者撰文, 此枚铜镜不是魏镜而是“日本制镜”的一种。见β

川村明:《关于安满宫古坟出土的“青龙三年”镜》, 《东亚的古代文化》94号, 大和书房, 1998年2月。我们知道, 该枚铜镜表示规矩的“

T 、L ”饰中, “L ”向右折, 与常见规矩镜(中国) 的左折不同, 据此, 很多人把这一特征, 当成“日本制镜”的特点。其实, 这是一个误解。1999年4—5月, “寻找三角缘神兽镜源流”的课题成员在中国境内的调查中, 不但发现了“L ”向右折的规矩镜(陕西历史博物馆) , 也在洛阳博物馆发现了陶质博局的局面上, “L ”向右折的实物。

①最早注意到“三角缘”特征的是高桥健自先生。见《关于王莽时代的镜》《考古学杂志》9—12, 1919年。之后, 梅原末治:反论高桥的观点, 把“三角缘”和“神兽镜”的用语连接在一起, 即“半肉雕三角缘神兽镜”。见《关于所谓王莽镜的疑问——读高桥健自《关于王莽时代的镜》——》《考古学杂志》10—3,

・56・

ρ冈村秀典:《前汉镜的编年和样式》β, 《史林》67卷5号。《后汉镜的编年》, 《国立历史民族博物馆研究报告》第55集。σ高久健二将乐浪出土的汉镜分成五期, 在五期开始出土半肉雕β

式神兽镜、细线式盘龙座兽带镜、盘龙镜、斜缘二神二兽镜、画纹带同向式神兽镜、求心式神兽镜和铁镜。《乐浪汉墓的编年》《考古学杂志》78—4, 1993年。

τ小山田宏一:《3世纪的镜》β, 《倭人和镜2》(第36回埋藏文化财研究集会) , 1994年。

κ立木修:《后汉镜和3世纪的镜——乐浪出土镜的评价和翻铸χ

镜——》, 《日本和世界考古学》(岩崎卓也先生退官纪念论文集》, 1994年。

λ原田大六:《平原弥生古坟》χ, 苇书房, 1992年。

µ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48页, 紫金城出版社, χ

1999年6月。

(日) 78—1, 1992年。

ρ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128页, 紫金城出版社, χ

1999年6月。

σ董亚巍:《“同范镜”及其相关问题》χ,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9年1期。

τ针对这一点, 何堂坤先生归结为整范整模复制的方法(《中国χ

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112页) 。其特点就是比较适合于生产同形镜, 但制模比较麻烦。

κ笠野毅:《舶载镜论》δ, 《古坟时代的研究》(

石野博信等编《东

) 181—184页, (日) 雄山阁出版, 1993年。亚中的古坟文化》

λ董亚巍:《“同范镜”及其相关问题》δ,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9年1期。同时, 指出“如果用铜镜当模, 也只能用铜镜当

母模来制作阴模, 因做阴模所用泥料比较软, 而只需复印出一个大概的形状, 然后再进行修整、精雕细刻, 而这样做出的铜镜, 其花纹绝不会象所谓的‘同范镜’那样‘一模一样’, 经修整过的铜镜纹饰一定会留下一些与原镜的差异。而两枚尺寸相同, 形制、背纹一样, 只是一个背纹清晰、一个模糊的两枚或多枚铜镜只能是一个模具的前期与后期制范的差异所造成。假如真用铜镜当模夯范, 其背纹表面的光洁度远大于陶质模具, ‘二模、‘ν小松茂、山内淑人:《东洋古铜器的化学研究》χ, 《古镜的化学研究》, 《东方学报》1933年第三册。

ο梅原末治:《关于上古铸镜之我见》χ, 《考古学杂志》(日) 34—

2, 1944年。

π岸本直文:《试论三角缘神兽镜的制作技术》χ, 《权现山51号坟》(近藤一郎编) (日) 同刊行会, 1991年。因为该古坟出土

4号镜的同形镜有5面, 这些镜所带的范伤有明显的区别, 但5面镜体本身的铸造仍然都非常平滑, 伤痕不明。于是, 岸本

认为是失蜡法制造的结果。

θ福永伸哉:《三角缘神兽镜制作技法的探讨》χ, (责任编辑　宋远茹)

(上接第86充满了力量、, 表现出宽广豪迈、深沉雄大的气魄和时代精神。”(第203页) 。

需要指出的是, 在今天这样一个人们热衷于和钱打交道, 而懒于坐冷板凳的时代, 作为一个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青年人, 能静下心来读古人写的文献和今人写的考古报告, 这种精神本身就让人看到了传统基础学科的希望, 而根据其博士论文写成的《古墓丹青》一书, 正如金维诺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对于20世纪发现的五十多座汉壁画墓, 从时代性、地域性进

行了全面综合与系统整理, 并在壁画所反映的时代思想与观念形态的探索基础上, 展开图像学的研究, 填补了这方面的学术空白, 具有创新性。文章不仅探索了汉墓壁画的渊源、演变, 更充分论述了壁画的艺术特色与成就; 对重要壁画墓中壁画的题材内容, 也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与论据, 并同时探讨了汉墓壁画与漆棺画的内在联系。贺西林同志对汉墓壁画的研究, 为我们了解汉代绘画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与论证。”

(责任编辑　宋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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