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英语教育
中国的英语教育
蔡基刚,复旦大学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蔡基刚看来,学以致用,这是人类学习知识的动力之一。打基础,而中国高校英语教学大纲“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还是为学习语言而学习语言,并没有实际使用目的。“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这样目标更是含糊的::今后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样的社会交往? 需要什么样的口语和书面交流? 而且这些目标至少是四年以后的事,毕业后是否从事和英语相关的工作也不确定。可见由于目标的遥远性和不确定性,学生在大学里学习英语是迷茫的。
由于基础英语定位错误,造成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出现普遍的懈怠状态。 戴炜栋,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蔡基刚研究发现,中国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中, 然后到大学学的都是基础英语, ,目的都是为了考试。这种年复一年同一内容同一目的、看不到任何实际使用用途的英语学习必然将他们最初从中获得的新鲜感和享受感消耗殆尽。
基础英语定位错误还造成费时低效。
我国大部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英语学习上。国家语委曾经对全国大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学生用他们全部学习时间的1/ 4 以上学外语的比例很高,有的人是全部,有的人是3/ 4 ,有的人一半,占1/ 4 以上的可以达到65 %以上” 我国大学生花了这么多时间学习英语,但到毕业时整体英语水平并没有提高,甚至是下降的。
除少数学生需要考研或出国读研,大多数学生考过四级后,英语学习基本停止。从小学一路拼杀到大学,12 年的英语学习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是为了几个考试,不能不说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由于中国大学公共英语教学质量根本达不到实际要求,大量需要具有相应英语水平,但不仅仅只有英语水平的岗位,因为缺乏既具备专业素质、有掌握相应外语沟通能力的“两栖”人才,只好由只具有外语水平的人才充任,这方面情况,在中国外交官群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基本上都是学外语尤其是英语的翻译出身,结果就导致脑残大量出现。
中国大学的外语专业与体育、艺术类专业相似,学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重复学习、熟悉和掌握技能技巧性的东西:学外语要花费大量时间记忆单词、短语、语法等,体育生要反复训练体能、游泳、体操、田径生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专业训练,舞蹈、表演、声乐系学生也需要大量时间进行专业培训。如此一来,就没有更多时间从事其他文化课程的学习,如果有的话也是蜻蜓点水,所涉不深。相比而言,外语专业还算好些。不过,据我了解,长期以来,我国外语类专业学生大学四年开设课程,中国文化内容课程明显少于外国文化课程,这样一来,他们的国学基础,反不如洋学功底。甚至还有极端奇葩的事情,大约是1997年左右,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办公室外公示栏看到,该系一届200名左右学生中,竟有80多个学生参加补考选修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我当时问在场的两个女生,“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课还是选修课都要补考啊?(我意思选修课学分)考核要求并不高啊)可她们回答,“就是选修课才要补考!” 在这期间,我发现有个教室几十名学生在补考公共课时许多人作弊。
北京外国语大学有个中文学院,该学院学生优秀作文贴在墙报上,开篇一句话:“在太平洋温暖的洋面上„„”,水、海水可以是“温暖”的,但水面、海
面和洋面不能“温暖”。作为学生,文章出现语病无可厚非,但中文学院这么多学生、尤其审稿的老师呢?为什么发现不了如此简单的错误都?
北大三角地曾经举世闻名,虽然现在已被“强拆”,但我多年“混迹”燕园,从来没有发现过学生贴出来的文章有语病、错别字。
这里尤其要说北大中文系,作为我国大学最早的中文系,百年不变,一直没有升级成中文学院、新闻与文学学院等不伦不类之虞,建国以后招生人数基本年年保持在200人左右,没有扩招滥发文凭之举。北大中文系也没有新盖、搬迁进高楼大厦,依然在五院老校舍办公。北大中文有一批潜心学问、不事张扬、远离奢华的老教授、老学者、老专业,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在教学、科研领域(不包括孔庆东)。
话说的有点绕远,回到主题。
还有一个现象,考研时,外语专业毕业的往往不小很多优势,应为他们不用花很多时间复习外语,而考研是竞争性考试,最大的竞争就是外语,其次是政治课,而专业课嘛,除非北大清华等这类学校考研时对大学阶段专业内容的考核基本全覆盖,所以,很难蒙混过关。而大多数院校甚至一些不入流、靠花钱送礼搞到硕士学位招生资格的学校,其专业课的考察非常容易通过,因此,每年考研大多数落榜生都是败在英语和政治上,尤其是英语。如此以来,每年招收的研究生首先英语要好,这其中占有可观比例的是外语专业毕业的。而本科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的基础,本科阶段没有受过基本的专业训练,其学术根基是浅薄的,外语类学生考上非外语类研究生后,大多数人未必会填补知识的空洞——因为大多数人并非追求学术造诣而读研。结果这样的研究生质量可想而知。
由于十数年的媒体工作经历,笔者参加过大小无数的涉外会议,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场同步翻译大多数翻译不到位,主要体现在对一些专业用语、术语之类翻译不准确,这就是因为翻译往往是英语专业毕业的,没有其他专业教育背景,所以,词不达意。
现在来说价值观,芮成钢出问题,人们都认为他价值观混乱不清晰。一个人的价值观是从出生开始,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而受教育的经历对其价值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社会以及父母、老师、朋友和公众名人的观点与行为,对一个人的价值观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同样,在《中华论坛》上,有人发文批评“中国外交官都是一副软骨头”。而事实上,这帮学英语为主的外语专业毕业生,许多人确实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还不如所学语种国家,为此面对洋人、缺乏民族自信心。你想,在国际外交史上,唯有一例一国大使充当外国间谍的,可他却是弃暗投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驻苏联大使被美国策反,成为美国间谍——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然而,还有一例,丢尽老祖宗的脸,中国驻韩国前大使李滨就沦为韩国间谍。
李滨早年曾赴朝鲜留学,毕业于金日成综合大学。197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职员,外交部亚洲司科员、随员、三秘,驻朝鲜大使馆三秘、二秘等职。1991年升任亚洲司处长。1994年任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参赞,1997年再次来到朝鲜担任公使衔参赞。2001年出任中国驻韩国特命全权大使。
李滨曾参与中韩海上划界谈判,在任韩国大使期间,中韩两国签署的《中韩渔业协议》实际是一个牺牲中国重大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蒙受渔业重大损失。由于该协议基本按照韩方主张的利益范围划定经济海域,使得山东半岛周边的中国渔区及经济专属区域被压缩到了最小范围。苏岩礁本是中国领土,也被划为过渡区。甚至晚清甲午战败后,中国的沿海经济海域也未损失如此程度! 自该《渔业协定》签署后,中国渔民被抓捕、中国渔船被韩国无理扣押的事件在这一片公海区域屡屡发生。中国渔民与韩国海警的冲突,一年要发生百起以上。从事正当渔业的中国渔民在黄海海域成为得不到国家保护的海上孤儿,甚至被韩国
人诬蔑为“黄海海盗”
当然,学外语的外交官也不是全都平庸无能,工农兵大学生沈国放学日语的,就很有才能。我曾被《世界博览》杂志拟聘为高级记者,在该杂志有过几个月工作经历。因为该杂志属于外交部事业单位世界知识出版社下属单位,从某部门负责人处获悉,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沈国放当年本该顺势出任外交部部长,因为争不过江派人物李肇星而屈居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职位。
说到这在八卦一下,该部门负责人还透露,中国外交政策之所以出现偏差,跟外交部人员素质偏低有关。由于外交部待遇偏低,每年公务员考试大学生研究生都争相报考经济相关部门,以谋求能够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岗位。而外交部来的公务员,都是其他部委没选上剩下的,比较而言素质就不行。
好啦,拉拉杂杂扯这么多,无非想借此说明,中国高校的英语教育——无论专业与公外,都存在缺陷,非改革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