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汉代察举制与唐代科举制之得失

7. 試比較漢代察舉制與唐代科舉制之得失。

引言：唐代科舉制雖較漢代的察舉制公平，但其亦有不足的地方，反之漢代的察舉制雖有不足之處，但亦有其優點。

考試科目方面： 漢~科目能應當時之需(得)

唐~科目欠缺實用(失)

取士標準方面： 漢~取才重德行，但士人德行虛矯

，受薦舉者愛憎影響甚重(失)

唐~較公平客觀(得)

~溫卷制使取才未盡公允(失)

風氣形成方面： 漢~風俗純良(得)

唐~文風鼎盛(得)

政權體現方面： 漢~政治機會開放，調和文化(得)

唐~政權開放，有助消除融門第(得)

取錄名額方面： 漢~例如：歲舉、孝廉充斥仕途(失)

唐~考者人數眾多但官位有限，使仕途擁塞(失)

影響方面： 漢~結成朋黨引起東漢黨錮之禍(失)

唐~促成朋黨之爭(失)

結語：從考試科目、取士標準、風氣的形成、政權的體現、取錄的名額、及兩者的影響六方面可比較出其得失之處。

組員名單：林祖麗、趙淑怡

參考書目：國史縱論(鄭佩華)

中國史析論(呂振基)

兩漢之世實施察舉制作為選舉官員的制度，這時的選舉制雖甚粗疏，卻開後世的先河；而唐創出科舉制，中國文官制度逐進入科舉時代。科舉考試，更成為此後一千三百多年的楷模，開創中國公平選士的先河。而唐代科舉考試制度，在中國政治制度方面雖具有輝煌的成就和重大貢獻，但就其本身的運用來說，亦尚有若干缺陷，仍不免為當時和後世的人所評議。反之漢代的察舉制雖有不足之處，但亦有其優點。

在考試科目方面，漢代察舉制能應當時所需而設，但唐代科舉的科目則有欠實用。漢察舉之精神在於選賢任能，除一般定期選舉外，大抵隨皇帝之意旨，以應當時之需，訪求的真才有文有武，如「直言極諫」、「勇猛知兵法者」、「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也」、「武猛堪將帥者」等，這種用人唯才的考選方法，在政治上不僅有「募求」的作用，更使漢代人才輩出，據《文獻通考》所列，就「孝廉」出身的大臣，西漢有師丹、蕭望之. 、京房、鮑宣等；東漢有左雄、荀彧、陳蕃，李膺等，由「賢良」出身的，在西漢有晁錯、孔光，公孫弘、董仲舒等；東漢有魯丕、荀淑，劉焉等，可見察舉制下人才輩出。漢室富強之基得以奠定。

然而，唐代所開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諸科，頗能切會實用，拔取真才，但其後僅重明經、進士二科，明法一科更隨之而廢，流弊因此而生，此因明經科重視「帖經」，士子對經籍遂極力背誦，久之「試學者以帖字為通經，而不窮意旨」，進士科則重詩賦創作，久之「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唯擇浮艷。」明經和進士科皆為文學性科目，並非為官的學問與實際技能，文學知識成為考試唯一標準後，實用技能便全被忽視，故唐代後期的官員人才種類減少，社會對實用技能亦有所忽視，如《文獻通考‧選舉考》載時人趙匡謂：「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故士林鮮國體之論，其弊一也……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實指出考試科目的幣病。

在取士標準方面，漢察舉制較受薦舉者的個人愛憎影響，而唐科舉則較公平客觀。漢代察舉制令地方長官推薦孝廉，在郡國官吏把持州郡察舉制度下，請托舞弊多有發生，東漢以後，地方官之察舉人才，多憑一己之好惡、貪污而恂怯或依托而虛薦，鮮能客觀公正，故所舉者多名不符實，遂為當時童謠所譏：「舉秀才，不知書，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足見當時濫舉之弊；而且以「品德」和「資望」為選才標準，表現出德治主義的觀念，故所舉之人每非政治人才；漢時的孝廉須由州郡官吏所推薦，達官貴人為要博得孝廉一官，乃極力奉承高官，各人競相仿效，致造成社會訶諛偽之風。

反之，唐科舉取士挑選嚴密，分科細密，確定從政人員兼備「經」、「史」、「文學」、知「身」、「言」、「書」、「判」等條件，選人不僅要有德，且要有才，這在中國政治觀念上是一重大的轉捩點，降至現代仍不失為具有科學精神的方法；此外，唐代人士初登第多任藩府小職，待其能習吏事，通達民情，藉之對政事先有一番實習，然後始遷入京，此乃配合學歷，故官吏主政更能駕輕就熟，政務亦能盡善必備，故唐代名區輩出，如房玄齡、姚崇、宋璟、張九齡等，造就唐國勢之強、文治武功之鼎盛。然而，唐代科舉考試除考卷外，尚有「溫卷制」，然溫卷取才，誠未盡公允。舉子得先將自已的文章送呈京師的達官貴人，以採名譽，觀素學，到臨場應試時，可以不問試藝的高下，專取知名之士，謂之「通榜」，其榜貼也可以託人為之。其作用本在使考官不僅據考試成績，且更參考平時習作以為取捨標準，但流風所被，全國士子奉弊利以謁典客的，投上自已的文章，名曰「求知已」，為求達官貴人的注意，士子卑躬屈節的狀態實在可憐，甚至有走門路，通關節，以求必得。既及第則肆意輕薄，舉進士不得志的，則含恨於心，挺而走險的亦甚多，又由於科舉考試閱卷時有偏差，試卷又不糊名，使取才欠其實，因閱卷甄士之不足憑信，亦容易使人對考試失去信心及造成結納權貴的風氣。

由此可見，於取士標準方面，唐代的科舉制與漢的察舉制，都未能做到完全公允。唐代的科舉制相對漢的察舉確實較為公允，然而其溫卷取才，卻誠未盡公允。而漢的察舉制行之既久亦請託舞弊多亦常有發生。

在風氣形成方面，漢察舉使士風純良，而唐科舉能令文風鼎盛。「孝子」、「廉吏」皆由郡太守歲舉方可進身仕途，東漢光武帝提倡氣節，尤重「孝廉」，官吏多由「孝廉」一途出身，此制在政治上既起了「獎勵」作用，更無形中鼓勵了敦品勵行之風氣，漢代士風優美，崇尚德行，誠與漢察舉孝廉關係密切。

同樣地，唐科舉對當時風氣亦有建樹，它予天下人入仕機會，入仕者又享有種種特權，遂為時人所慕，加上入仕須憑個人學識，比前代更為重視知識，知識分子亦倍受社會尊重，且唐科舉以進士及明經為主，以進士科尤為重要，而進士科所考重視詩賦文章，遂使詩文創作特為時人所重，形成唐代文風興盛，其詩歌尤為後世推崇。

在政權體現方面，漢察舉和唐科舉皆使政權開放，漢察舉制下，令政治機會開放，調和文化，時漢察舉孝廉起初為分區察舉，但後演進到按照戶口數比例分配，制為定額，由是參與政治機會開放給全國各地，經濟文化落後地區和經濟文化進步的地區都一樣照人口比例來選拔，因

此中央政府永遠有全國各地域人民參加，故政府能代表全國性；漢制郡縣長官避用本郡本縣人，避免其陷於地方性，這使大一統的局面永遠維持，全國各地方聲教相通，風氣相移，令地方文化經濟水準走向融和、平均，不致隔絕分離，如東漢和帝時，邊區蠻夛人口日多，郡國察舉包括薦人在內，此對撫慰邊陲、調和文化有很大貢獻。

如是，唐科舉制下，各地皆有選才到中央應試的機會，故學者錢穆強調唐代是一開放的政權，每人也有可能參與中央政府，固提高人民對中央的向心力，亦可打破個別豪族聚居地區對仕途的壟斷，而且寒門子弟亦可「懷牒自列」，自由報考，地方官及門第因而較難操縱選舉，久之，門第壟斷仕途的情況逐步消除，門閥政治及社會的勢力亦將消減。

取錄名額方面，漢代察舉制，例必歲舉，孝廉充斥仕途。漢武帝時令地方長官歲舉孝廉，漢代一百多個郡至少每年有兩百多孝廉舉上朝廷，自此制形成之後，往後的二、三十年，孝廉充斥仕途，別的進仕之路都為之阻塞了。其後孝廉不分，僅成為一個參政入仕的資格而已，全失當初孝廉之意。

而唐代的科舉制，考者眾多，官位有限，致仕途擁塞亦為唐科舉之一大毛病。唐科舉取錄雖有名額，而報名投考則無限制，於是因報考之人無限增加，而錄取名額亦不得不逐步放寬，而全國知識分子，終於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無法安撫，祇有擴大政府的組織範圍。由於參加考試者越來越多，政府遂設有員外官、後補官，所謂士十於官，求官者十於士，士無官，官乏錄，而吏民擾民，亦因待選者眾多，任用者少，於是時有賄賂，茍得任用，其官位亦不高，使新進者仕途多滯，這實是一參政機會開放中的大流弊，自兩漢以來，早已把參政機會開放給全國各地，不斷獎勵知識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時有壓抑工商資本，祇鼓舞人為大學者、當大官，卻不許人為大商人，於是知識分子被單引導上政治舞臺一途，競求做官，仕途充斥，造成政治上的臃腫病。同時，政府組織擴大，官員人數增多，不但增加國加開支更減低行政效率。

漢代好以察舉舉孝廉以致孝廉充斥仕途，別的進仕之路都為之阻塞。而唐的科舉制因考者眾多，官位有限，以致仕途擁塞，後來更使官員數目大增，對政府的開支造成沉重的負擔。

在整個制度的影響方面，漢察舉與唐科舉皆促成朋黨之爭。東漢二百多年培養出的士族與士風，在漢末時已成為操縱選舉的標準，士大夫重清議，互相標榜，品第人物形成社會輿論力量，他們的褒貶可在選舉

方面產生左右的作用，漢末人士照例要有一個「品題」，經過「品題」才能定名，於是一些企圖在政治上獲得名位的士子，多依靠主持清議的名士，名士領袖為擴張勢力也「標榜交遊」與「臧否人物」，這種風氣相互激盪，便結成朋黨，其末流演變成沽名釣譽的浮華風氣；又在東漢和帝後，因外戚和宦官相爭權，政權腐敗，朝延士大夫與太學生勾結為朋黨同對付宦官，引致黨錮之禍，士人被誅鋤殆盡，東漢亦因此種下滅亡危機。

亦然，唐科舉每年皆有不少考生報考，由主考官負責評選，遂出現「座主」、「門生」的關係，「座主」即主考官員，經其「提拔」中式的考生，便成為其「門生」，門生多對座主有知遇之感，故曾為主考者各有其門生支持；唐中葉出現的牛李黨爭與此甚有關係，座主各有其門生支持，牛、李二黨得以援引大量官員為助，最終演成意氣之爭，形成政治混亂，間接促成唐亡，故清代王夫之《讀通鑒論》指出：「貢舉者，議論之叢也……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元稹助之以擊李宗閔、楊汝士。長慶元年，進士榜發，而攻奸以逞，於是朋黨爭衡，國是大亂，迄於唐亡而後亡，」道出了黨爭激烈，與座主門生的紐帶有關係密切。

總括而言，考試科目方面，察舉能應當時的需要、反之唐的科舉則欠缺實用；取士標準方面，唐代的科舉制雖較漢察舉制為公平客觀，但其「溫卷制」亦有不足之處；又於漢代的察舉以孝廉為標準，故其士風純樸，而唐的科舉制確能選到真正的人才，但由於科舉制沒有參看士子之德行，故所選之士則有欠缺德行之弊病；政權的體現方面，漢的察舉和唐的科舉制都能使政權開放，收到調和文化之效；察舉制使孝廉充斥仕途，而唐科舉亦使仕途擁塞增加國家的開支；結果，兩個取士制度都導致朋黨之爭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