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幽咽水,并欲断人肠?

作者：阎福玲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4年12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4)02-072-07

　　乐府诗创作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具有经久不衰的传统，从汉代乐府古辞到魏晋六朝的拟乐府，再到唐人的新乐府，构成汉唐诗歌创作中一个独特的艺术领域。在历代诗人的模习与创作中，乐府诗不仅留下许多优秀的名篇佳作，还积淀了大量具有深厚艺术传统的文化语符，形成一系列乐府创作范式。近年来，随着乐府诗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已开始重视梳理这些文化语符不断积淀的艺术历程，寻绎阐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本文即从尚未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乐府横吹曲《陇头水》的个案分析入手，通过梳理汉唐乐府古题《陇头水》创作的起源与流变过程，揭示乐府诗创作中积淀的艺术传统和创作范式，为我们认识乐府诗歌与一般诗歌的创作差异和更好地理解乐府诗的诗体特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郭仲产与《陇头歌》

　　《陇头水》为汉乐府横吹曲辞之一，《乐府诗集》卷21引《乐府解题》曰：“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已来，唯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三曰《出关》，四曰《入关》，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杨柳》，八曰《黄覃子》，九曰《赤之扬》，十曰《望行人》。后又有《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骢马》、《雨雪》、《刘生》八曲，合十八曲。”关于《陇头水》题名缘起，《乐府诗集·陇头》解题曰：“一曰《陇头水》，《通典》曰：‘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陇坻，亦曰陇山，即汉陇关也。’《三秦记》曰：‘其阪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谓陇头水也。’”由此知《陇头水》即《陇头》，曲名源于对天水郡陇关四注清水的吟咏，故唐代王维写作时亦题作《陇头吟》。

　　翻检文献，我们发现，现存最早的《陇头水》诗作见于郭仲产《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注：本文所引用唐前诗歌除另标出处者均引自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晋诗卷十八《杂歌谣辞》收录《陇头歌》两首：

　　郭仲产《秦州记》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陇，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其上有悬溜，吐于山中，汇为澄潭，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乎渭。山东人行役升此而瞻顾者，莫不悲思，故其歌曰：‘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零双堕。’”

　　《辛氏三秦记》曰：“陇谓西关，其阪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回，上有水，可容百余家，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云：‘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

　　按逯先生所注，前者见于《后汉书·郡国志》汉阳郡下、《初学记》卷一五、《太平寰宇记》卷三五。《太平御览》卷五十引《周地图记》、《古诗纪》汉纪八。后者见于《北堂书钞》卷一0六和一五七、《初学记》卷一五、《白氏六帖》二作陇头歌、《太平御览》卷五十、五六、一六四、五七二、《太平寰宇记》卷三二、《事类赋·歌赋》注、《古诗纪》汉纪八。以上二歌。除逯氏所注出处外，笔者检索资料时，发现后一首还见于唐杜佑《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秦州注、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这些典籍载录二诗皆未标注时代，唯明冯惟讷《古诗纪》卷十八列入《汉第八·乐府古辞·杂歌谣辞·歌辞》之中。并加按语曰：“汉横吹曲有《陇头》而亡其辞，此或其遗也。梁鼓角横吹亦载此。”从按语看，冯氏将这两首俗歌列在汉代，只是推测而已，并未有文献依据。故逯先生对此加案语曰：“郭仲产，晋人，辛氏较郭氏更晚，列入汉诗似不妥，今依著者时代列此俟考。”逯氏书梁诗卷二九收录“梁鼓角横吹曲”，其中《陇头流水歌》三曲：“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西上陇阪，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逾弱泥。”《陇头歌辞》三曲：“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逯按：“此歌与上《陇头流水》皆改用古辞。”逯氏所说的古辞，实际就是晋诗卷十八所录《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中所引两首《陇头歌》，说明他认为这两首俗歌产生的时代可能较早，或许就是汉乐府横吹曲《陇头》的古辞，但缺乏典籍依据，故根据《秦州记》作者郭仲产为晋人，列此二诗属晋诗，以待考证，表现出审慎的治学态度。

　　笔者运用北京书同文软件公司开发的《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北京尹小林开发的《国学宝典》和陕西师大袁林等开发的《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等电子检索系统进行查询，发现现存基本典籍中几乎所有关于《陇头歌》的记载都源自郭仲产《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因此《陇头歌》产生时代的下限只能由二书作者所处时代来判定。

　　郭仲产，正史无传，常见工具书如《辞源》、《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历代名人生卒年表》等皆未立目。检索古籍可知，有关郭仲产生平资料有下列四条：

　　1、唐余知古《渚宫旧事》补遗：“郭仲产为南郡王从事，宅有枇杷树，元嘉末，起斋屋，以竹为栭，竹遂渐生枝叶，条长数尺，扶疏蓊翠，郁然如林。仲产以为吉祥，俄而同义宣之谋，被诛焉。”（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魏自赤壁败后，因失江陵，于是荆州都督专在宛沔，此地属吴。郭仲产，刘表嗣子，北降。襄阳沔北，为战伐之地。”（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汉邓县地，即古樊城。《齐书》云：建武中，大将军曹虎镇此，后孝文率兵数万围樊城，经月不下，即此城也。荆州图副郭仲产、挚虞等记，俱云樊本仲山甫之国，隋改河南郡为邓城郡。”（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七：“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石事，集《邺都记》、《赵纪》等书……”（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按资料2所说“郭仲产，刘表嗣子”，则郭为东汉末年建安人。刘表在世时间为142-208。做为嗣子，以较之小25岁、年60推算，则郭在世时间大致为167-227。由此判断则郭仲产为汉末三国时人，与逯钦立先生晋人说不合，与另外三条记载亦不合，或为同名二人。而依另外三条记载可知郭仲产曾任南郡从事、荆州图副、宋尚书库部郎等职。刘宋孝武帝孝建中因涉义宣之谋，被杀。查《宋书·孝武本纪》知孝建元年(454)“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鲁爽、车骑将军江州刺史臧质、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兖州刺史徐遗宝举兵反”，至六月“庚寅，义宣于江陵赐死”。由此知郭仲产当于此年(454)被杀。如果以50岁倒推，郭仲产约生于东晋末年（400前后），而其活动主要在刘宋朝，因此郭仲产为南朝刘宋人或晋宋之际人。此较逯之晋人说又推后一代。

　　检索书目文献，知郭仲产著述有二：《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湘州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荆州记》二卷。另据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太平御览》、元李衎《竹谱》、清修《湖广通志》卷一0二等典籍引文，知郭仲产尚有《秦州记》、《南雍州记》、《襄阳记》等著述。从这些著述与作者身世看应是刘宋时郭仲产所著。其中《湘州记》又作《湘中记》，或误作《湘川记》。《秦州记》也误作《秦川记》，清王士祯《居易录》卷十七“杜公编珠”条又误作《泰州记》。《锦绣万花谷》中所引其《仇池记》，可能就是《秦州记》中记述仇池山部分文字。这些著述今皆失传。其中部分文字为后世地理风俗著作引用。《秦州记》所载陇山文字，被《后汉书·郡国志注》、徐坚《初学记·乐部上》、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明冯惟讷《古诗纪》、王士性《广志绎》等多家引用。其中以《后汉书》注和《太平寰宇记》所引最全。

　　《后汉书》卷一一三《郡国志》五汉阳郡：“陇州刺史治，有大坂名陇坻”，李贤注曰：

　　《三秦记》：“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清水四注下。”郭仲产《秦州记》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岭，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度汧、陇，无蚕桑，八月乃麦，五月乃冻解。

　　《太平寰宇记》卷三二：

　　陇山，在县西六十二里。《说文》：“陇山，天水，大坂也。”《辛氏三秦记》引俗歌云：“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州，肝肠断绝。”又云：“震关遥望，秦川如带。”郦道元注《水经》云：“一水出汧县西山，谓之小陇山。岩嶂高峻，不通车辙，故张衡《四愁诗》云：‘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周地图云：“其山高处，可客百余家。”《三秦记》：“陇谓西关也。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得越，绝高处可容百余家，下处容十万户。山顶有泉，清水四注，东望秦川，如四五里，人上陇者，想还故乡，悲思而歌，有绝死者。”又《秦州记》：“登陇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其上有慂溜吐于山中，汇为澄潭，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于渭。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其歌曰：‘陇头之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是此也。”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八引文即综合这两段文字而来。其中《秦州记》所引的俗歌由郭仲产卒于454年来判定，其出现的时代不晚于刘宋元嘉时期(424-453)。而按逯钦立之说，《辛氏三秦记》虽晚于郭著，但两首民歌性质相近，应属同一时期作品。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基于现存文献，我们只能大致确定两首《陇头歌》出现的时间下限，而难以判定其出现的具体时间。依理而推，这两首民歌当是汉乐府横吹曲辞《陇头》的古辞。依据有三：

　　一、汉代乐府古辞大多具有题意相合的特点。《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中虽未明言两首俗歌之题名，但两歌诗意与横吹曲《陇头》题名相合。从音乐配器角度看，西汉武帝时，横吹曲虽然尚未从鼓吹曲中彻底独立出来，但作为音乐体系和歌辞体系却已逐渐走向独立。[1](P10、P14)而且从鼓吹曲辞和横吹曲辞在汉魏之际的流变看，鼓吹曲使用范围逐渐缩小，魏晋以后趋向于歌咏开国战争主题。而横吹曲辞《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等诗题表明其所歌咏的主题侧重于边塞战争。（注：横吹曲辞与鼓吹曲辞的这一区别本人有专文详论。）《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所录二歌正是边塞征戍行役者的歌吟咏唱。而且二书记录山川地理并引用俗歌的写法正有发明乐府古辞本事本意的意图在内。明冯惟讷《古诗纪》卷十八将这两首《陇头歌》列入汉诗并加按语云：“汉横吹曲有《陇头》而亡其辞，此或其遗也。”盖本于此。

　　二、《秦州记》所谓“山东人行役升此”，也可能是指汉代边塞征役。汉代经营边塞，特别重视西北边疆的开拓与防卫，前人所谓“绝南羌北交”“断匈奴右臂”（注：《汉书·西域传赞》：“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唐崔融《拔四镇议》说：汉武帝“建元中，使张骞始通西域。既而列四郡，据两关，以断匈奴右臂。乃复度河湟，筑令居塞，以绝南羌北交。於是乘障塞，绝亭燧，出长城数千里矣。”）是两汉边塞防卫的重心与结点。守卫西北敦煌、武威、张掖三郡的主要兵源来自山东河南之地。故桓宽《盐铁论·备胡》说：“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曹魏时左延年的《从军行》所写征行也是远征敦煌、陇西之地。而东晋宋齐时期，由于京城从长安移至南方的建康（或称建业），汉代以来关陇唇齿相依的防卫意识消淡，经营西北的防卫重心不复存在，因此游牧民族“南羌北交”的形势逐渐确立，造成东晋南朝时期五胡乱华，汉民族痛失北方中原的无奈局面。边境线大大内缩，边塞征戍不再有陇西之远，也就不存在“山东人行役升此”的现实。所以郭氏之说似针对两汉征戍而言。其歌亦为汉代征役之作。据其词锋所向，至少也应指西晋以前而言。《陇头歌》不应晚于西晋时期。

　　三、从意象运用来考察，汉唐边塞诗中“陇水”、“陇头”意象集中出现是在梁陈和唐代。汉诗中“陇”意象的使用仅有两处：一是汉郊祀歌中有《朝陇首》一首，其中的“陇首”地名意象即“陇头”。二是张衡《四愁诗》中有“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之句。李善《文选》注引应劭曰：“天水有大坂，名龙坂”。是知汉人已有陇阪长之观念。可见，《陇头歌》出现在汉代有其地理知识作基础。魏晋时期，左延年《从军行》中出现“陇西”意象，歌颂曹操北征的《屠柳城》中出现了“陇塞”意象，二者与《陇头歌》关系不大。《北堂书钞》卷一五七引西晋张华《诗》：“清晨登陇首，坎行山难。岭阪峻阻曲，羊肠独盘桓”，虽然看不出化用《陇头歌》之意，但其“岭阪峻阻曲，羊肠独盘桓”之意与《三秦记》所述“陇坂”极为神似。其后，刘宋陆凯的《赠范晔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四引《荆州记》曰：“陆凯与范晔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兼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诗中首次出现“陇头”意象，用以代指遥远的北方，“驿使”《太平御览》作“秦使”，实有化用《陇头歌》“陇头”与“秦川”之意。陆凯首次使用“陇头”意象，就带有化用典事的色彩，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中皆无“陇头”“陇坻”“陇阪（坂）”之载，如果此前无“陇头”之诗，其典何出？

　　由此推测《陇头歌》可能就是汉横吹曲《陇头》之古辞，是梁陈以后《陇头水》乐府范式的源头与起点。

　　二、南朝《陇头水》创作

　　追溯边塞诗史，我们发现，汉唐边塞诗中“陇水”“陇头”意象集中出现是在梁陈和唐代。汉代边塞诗没有“陇”意象的使用。魏晋时期，“陇”意象开始出现，左延年《从军行》、魏鼓吹曲《屠柳城》、晋张华《诗》分别出现了“陇西”、“陇塞”、“陇首”等意象。刘宋时期鲍照《拟古诗八首》中有“关陇正飞雪”“闻君上陇时”之句与“陇”有关。但总的来说，汉魏晋宋时期，文人边塞诗中苦寒描写尚未形成“陇头”“陇水”等典型的边地苦寒意象。然而到梁陈时期，“陇水”“陇头”骤然成为表现苦寒的典型意象，相应地横吹曲引《陇头水》的使用也从无到有骤然高频率地出现，取代曹操、陆机、颜延之等人相继而作的《苦寒行》而成为梁陈时期集中表现征戍苦寒的代表诗题。其中梁有4首，陈有11首。分析这15篇诗作，我们发现，梁陈《陇头水》创作是从模仿扩写《陇头歌》风谣俗曲而来的。

　　对读郭仲产《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中所引两首《陇头歌》，我们不难看出，作为风谣俗曲的《陇头歌》都是触景伤情之作，其抒情重心集中在离别思乡之情。《秦州记》所引“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零双堕”六句因流水而起兴，行役之身如流离之水，飘泊旷野而产生无所归依之感，登高望远而流下思乡之泪，是因陇水的流动而想到身世的漂泊。后一首“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则侧重从水声引发诗情，以愁思之心品解流水之声，产生水声幽咽的感觉，水声亦如心声。因此由水流、水声两个角度起兴，并以此作为行役之人思乡的触媒诱因，借咏叹陇水而生发浓烈的思乡之情构成《陇头歌》基本的思维方式与表情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陇头歌》原本的抒情重心不在表现征戍苦寒。然而作为风谣俗曲的《陇头歌》被改造进入乐府，则在思乡主题之外，加入了苦寒艰辛的描写。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陇头流水歌》三首和《陇头歌辞》三首，不管我们认为它是北朝南传的作品，还是前代横吹曲《陇头歌》的流变，其相同相近的词章表明它正是在《陇头歌》基础上增删改造而来，先于它的《陇头歌》无疑是其变创的母体原型。不同的是梁鼓角横吹曲中增加了苦寒艰辛的表现。既有山高谷深，羊肠九回的地形之险，又有朝此夕彼的不尽征行，而“寒不能语，舌卷入喉”的苦寒表现在已有的离别思乡主题之外，又赋予《陇头歌》表现征戍苦寒的新的主题取向。梁陈时期文人《陇头水》创作正是在梁鼓角横吹曲《陇头歌辞》既有的两种主题取向上展开的。梁代四首中梁元帝萧绎之作最为典型：

　　衔悲别陇头，关路漫悠悠。故乡迷远近，征人分去留。

　　沙飞晓成幕，海气旦如楼，欲识秦川处，陇水向东流。

　　全诗扣紧“别”字立意，因离别而伤悲，心悲而景凄，在关路漫漫故乡迷离的感觉中，描写边地尘雾扬沙的昏暗之景，最后化情为景，迢迢东流的陇水如不尽的思乡之愁。从艺术思维角度分析，诗的前半沿着“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思路来写，而后半则化用“遥望秦川，肝肠断绝”之意。这种从主题到艺术思维方式的模仿到了陈代《陇头水》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陈叔宝和张正见的诗最具代表性，陈叔宝《陇头水》曰：

　　塞外飞蓬征，陇头流水鸣。漠处扬沙暗，波中燥叶轻。

　　地风冰易厚，寒深溜转清。登山一回顾，幽咽动边情。

　　张正见《陇头水》曰：

　　陇头鸣四注，征人逐贰师。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

　　湍高飞转驶，涧浅荡还迟。前旌去不见，上路杳无期。

　　陈诗先化用《陇头歌》中水流幽咽之意，以征蓬与流水象喻征人远戍边地，接着用沙、风、冰、寒等渲染边地的荒寒之景，最后交待登陇山望故乡而生的悲凄之情。与萧绎不同的是，全诗不是紧扣“别”字立意，而是围绕“登山一回顾”落笔，通过回首而望写所见所感，最后仍落脚在苦寒思乡之意。张正见之作开头将《陇头歌》中陇水“流离四下”和“鸣声幽咽”两层意思融合起来，写征人随贰师将军远征边地，犹如流离四下的陇水，飘泊悲咽。接下来以羌笛胡笳的悲凉凄戾与流水幽咽之声相共鸣来对比征人与流水的同命相怜。在悲凉凄怨的氛围中最后写征人远去，归途无期，以思乡之情作结。

　　解析上面三首诗作我们发现：梁陈人《陇头水》创作不仅从不同角度化用风谣《陇头歌》的语汇、意境，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模仿扩写已形成一种大体相近的艺术模式。诗人无论从水流起兴，还是由水声入笔，都着笔于“遥望秦川”之意，登陇而望，进而写望中所见和所感。其所见为荒寒边景，所感则思乡之情。因而诗中写景抒情总是相伴着“望”“识”“见”“回首”“回顾”等字眼。顾野王说“陇底望秦川，迢递隔风烟”、谢燮说“陇阪望咸阳，征人惨思肠”、江总说“遥闻玉关道，望入杳悠悠”、陈叔宝说“四面夕冰合，万里望佳人”，因此《陇头水》写苦寒抒乡思，本质上属于边塞登望思乡主题。

　　艺术上，《陇头水》例外地不用南朝横吹曲写作上普遍使用的“赋题法”（注：钱志熙先生论文人乐府诗创作时用“拟调”“拟篇”“赋题”“新题”等话语概括文人拟乐府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基本特征，精当而有见地。见其《乐府古辞的经典价值——魏晋至唐代文人乐府诗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所谓“赋题就是紧紧抓住旧曲的题面意义，刻意形容。”），而是在已有俗歌风谣基础上通过变创扩写而成。这也侧面说明南朝横吹曲创作之所以能摆脱晋宋以来乐府诗歌人文化过程中普遍采用的“拟篇法”的局限，因题赋诗，是因为多数横吹曲乐府古辞的失传而变得“无复依傍”。换言之，乐府创作传统把诗人的拟乐府创作引上了因题赋诗的道路。而这对乐府诗歌的演进来说，无疑在歪打正着中使文人的乐府诗创作超越了亦步亦趋的模拟层面，走上了寻求独立发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陇头水》普遍采用齐梁以来新兴的五言八句的永明新体诗形式，也适应了南朝乐府创作不断走向精致化的发展趋势，成为梁陈乐府创作的典范。它不仅为后世《陇头水》创作提供了范本，也为一般诗歌写作积淀了“陇水”、“陇头”等文化语符，因此，南朝《陇头水》写作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贡献。

　　三、唐代《陇头水》创作

　　《陇头水》乐府系列，兴于梁而盛于陈，形成一种登望式创作范式。虽然北朝和隋人不写《陇头水》，但作为一种传统，却为唐代边塞诗创作所继承。唐人《陇头水》集中在初唐和中晚唐。作品总数约有17篇。盛唐诗人青春浪漫，激情勃发，他们崇尚英雄气质，激赏不平凡的奇功伟业，有着“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注：李白《塞下曲六首》之三。）的豪迈与自信。边塞诗中传统的悲苦凄婉的苦寒咏叹被立功封侯的昂扬歌唱所代替，因而盛唐诗人除王维、储光羲偶作感叹有功不赏的《陇头吟》和歧路离别的《陇头水送别》外，其他诗人不屑于这种凄切低回的咏叹。

　　从思维方式与写作模式上看，初唐人《陇头水》作品基本沿袭梁陈的写作传统与艺术范式。如沈佺期的诗：

　　陇山飞落叶，陇雁度寒天。愁见三秋水，分为两地泉。

　　西流入羌郡，东下向秦川。征客重回首，肝肠空自怜。（注：本文所引用唐代诗歌均出自《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水分两泉，西流东下以及征客回首，肠断自怜之意，与梁陈诗作相比，除了增加几分空灵之气，其艺术思维与创作范式未有根本的变化。卢照邻、杨师道乃至盛唐储光羲之作也都不出梁陈艺术范式。唯有员半千之作有似《从军行》，与《陇头水》之题不相关涉，王维的名作《陇头吟》立足于陇头明月和夜色笛声引发的功不受赏的悲叹，属于初盛唐《陇头水》创作之特例。

　　唐人《陇头水》写作的创新是由岑参开始的。岑参《经陇头分水》仅有四句：“陇水何年有，潺潺逼路傍。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这首小诗相对于岑参充满奇情异采的《白雪歌》、《轮台歌》、《走马川行》、《热海行》、《天山雪歌》、《火山云歌》等歌行巨制，也许算不得什么创举名作，但是正是在这首小诗中，诗人摆脱了往昔《陇头水》登望观感式的写作程式，而是把“陇水”何以成为乡恋情怀的触媒与诱因当作话题，追寻探问，解说阐释，从而概括揭示“陇水”意象符号所积淀的文化心理内涵。至中晚唐，除翁绶《陇头吟》表达收复失地的愿望，属有为而作外，其他诗人的《陇头水》创作都从陇水引发思乡的话题入笔，概括“陇水”“陇头”意象符号凝聚的因水生愁，幽咽断肠的文化传统。

　　中晚唐《陇头水》写作模式的转变与唐人善于总结艺术传统的自觉意识密不可分。孟浩然诗“愁因薄暮起”、“日暮客愁新”总结的是“暝色生愁”的传统[2](P100-102)。五代李煜“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概括了“春草别情”的文化积淀[3](P100-102)，而杜牧“芳草复芳草，断肠复断肠。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斜阳”把“暝色生愁”与“春草喻愁”两个写作传统结合在一起来写。“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一上高楼万里愁，绿杨阴外尽汀洲。”从柳宗元、许浑的诗到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词清晰地演绎了古诗词“登楼生愁”的写作传统。

　　如果说唐前《陇头水》的写作具体而集中地描写苦寒之景，落脚在思乡之情的抒发上，那么唐人则更重视概括《陇头水》因水生愁的写作传统，诗中淡化具体的苦寒思乡的描写，强化对“陇头”意象文化内涵的追寻与发掘。如王建《陇头水》“陇水何年陇头别，不在山中亦呜咽。征人塞耳马不行，未到陇头闻水声”，以陇水东西分流象喻东征西讨的戍卒，西戍陇头使人伤悲，而西过陇头境况更惨，“向前无井复无泉，放马回看陇头树”，陇头反成了依依难舍之地，侧面反衬出西征远戍的艰辛困苦。僧皎然之作：“如何幽咽水，并欲断人肠？西注悲穷漠，东分忆故乡。”完整回答了分流四注的陇水何以引发征人东征西讨的悲恨，至晚唐，于濆《陇头水》前四句“借问陇头水，终年恨何事。深疑呜咽声，中有征人泪”，与罗隐之作略同，在苦苦追问何以形成陇水悲咽断肠的心理动因中，更把“陇水”意象文化心理内涵与防边不已的生存缺憾联系起来，写出一种悲剧精神。这样“陇水”“陇头”等语汇在人们世代的吟咏中最终凝成了象喻苦寒思乡的文化符号。而《陇头水》整体创作也融入了晚唐边塞诗反思战争本质、展现人生缺憾的时代大潮之中，在深沉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批判中获得了更深的文化内涵，推进了这一范式的思想深度。

　　宋元明清时期，虽然边塞诗创作走向客观写实，边塞风俗诗写景诗成为创作主体，征戍苦寒主题消淡隐退，“陇头”“陇水”的咏叹很少，但在其他创作中，汉唐边塞乐府所积淀的“陇头”“陇水”文化符号却被广泛应用。据笔者粗略统计，《全宋词》中“陇水”出现5次。如万俟咏《昭君怨》：“陇水一分流，此生休。”苏涧《雨中花》：“榆关万里，一去飘然，片云甚处神州，应怅望，家人父子，重见无由，陇水寂寥传恨，淮山宛转供愁。”“陇头”意象出现53次，除去其中的“寄梅陇头”的典故外，典型的用例如贺铸《剪征袍》：“想见陇头长戍客，授衣时节也思家。”李纲《喜迁莺》：“陇头立马极目，万里长城古道。”周格非：“陇头泉，未到陇下轻分。一声声、凄凉呜咽，岂堪侧耳重闻。”除去边塞词中使用外，其他词作也不断使用。如晁元礼《虞美人》：“一樽别酒苦匆匆。还似陇头流水、各西东。”由此我们可以说，“陇头”“陇水”意象符号的凝定是横吹曲辞《陇头水》创作的结晶。

　　四、结语

　　作为汉唐边塞乐府的重要一题，《陇头水》系列无论其主题指向还是其艺术思维方式皆由早期的《陇头歌》模习变创而来，经过梁陈及唐人的传承积累，不仅凝成了“陇头”“陇水”“陇水断肠”等富有人文传统的意象符号，为边塞诗乃至整个古典诗歌的创作增添了新的艺术语符，而且其边塞登望的创作范式，也丰富了边塞诗的艺术表现方式。与集中表现征戍苦寒的《苦寒行》、《雨雪曲》、《从军行》等乐府范式相比，《陇头水》虽然数量不为最多，但更具特色。《苦寒行》源于曹操，终于晋宋，其特点是偏于表现征行之“苦”；《雨雪曲》近似于边地咏雪诗，只在陈代昙花一现，数量无多，其特色是偏重表现边地之“寒”；《从军行》虽然创作不衰，综合表现从军征战艰辛，留下许多名篇佳作，然而作为一个乐府系列，其特色并不明显。而《陇头水》系列其抒情侧重人心之悲。如果说《苦寒行》、《雨雪曲》表现了征戍者经受的皮肉苦寒，那么《陇头水》则渲泄了征戍者的心理之悲。犹如东西分流的陇水有飘泊无根之苦，犹如幽咽而鸣的陇水有怀乡之悲，其登高望远的创作范式又寓含登望之愁。顾随评辛弃疾词时曾说：“千古骚人志士，定是登高远望不得，登了望了，总不免洩漏消息，光芒四射。[4](P69)”他所说的“消息”就是内心丰富复杂的忧伤与愁思。从这个意义上说《陇头水》边塞登望主题使其在边塞乐府中最具哀婉悲怨的美感情调，这一美学情调，为一味刚健豪壮的边塞诗增添了几分深婉的情致，丰富了边塞诗歌的美学内涵。

　　通过对《陇头水》系列诗作与范式的解析我们还可以看出：乐府边塞诗的写作是维系汉唐边塞诗创作传统的一条主线。历朝历代无论诗人与边塞征戍的关系或密切或疏远，乐府诗歌的写作不仅没有因为诗人与边战的疏离而中断，相反因为诗人相互的祖习模拟而得到强化。乐府创作一方面维系了乐府诗歌题材主题的传统，一个乐府旧题的本事或古辞就是后人创作的依据与起点，续作诗人的创新开掘总是由此展开进行的。另一方面也维系了艺术形象的传承统系。地名、人名、风物、器物以及典故等众多的语符意象构成一个系列代言的语符丛林，诗人使用一个语符意象，“并不只是它本身的意思，还带有旧辞积淀下来的意思；一层意义不必全说出来，诗题本身就将它包涵在内了；一个乐府古题的整个历史都凝聚在一首作品中了，于是，理解这首作品也就等于理解这个古题的全部历史”[5](P46)。因此乐府写作不仅维系主题传统，形象传统而且还维系其艺术思维方式的惯性。续作诗人依据旧题的规范与指向构思作品，一次次的重复叠加，最终凝固为可以模习的创作范式。汉唐边塞诗正是在乐府创作范式的凝定、沿袭、突破、变创的过程中发展演进的。

　　收稿日期：2003-12-10

作者介绍：阎福玲，男，1964年生，河北平泉县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