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针灸处方的形式与发展

古代针灸处方的形成与发展

郑康华

针灸大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在生产和劳动中，为了防治疾病引起的疼痛不适，尝试使用一些最简单的劳动工具，如砭石、竹片、动物骨头，按压病患处及相关的反应点。伴随着人类对的火应用，使用热熨治疗疾病也应运而生。到了战国以后，随着炼铁技术的进步，金属制造的针刺工具得到了推广，逐渐代替了砭石，从而扩大了针刺的实用范围，针灸也从实践到理论，从低级到高级，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推动针灸医学理论向纵深发展。

一、前秦至两汉时期-针灸处方形成萌芽时期

春秋战国以来，频繁的战争，人口的流动，推动了当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也推动针灸理论萌芽的诞生，针灸开始由最初的经验总结逐渐升华到理论形成阶段。《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针灸理论的形成。同时也诞生了针灸处方，记载了400余首针灸处方，而后出现的《难经》、《伤寒论》等也记载有与针灸处方的内容，为针灸处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时期的针灸处方有如下特点：

1、以循经取穴为主。

针灸处方以经络辩证为原则，以循经取穴为规律的特点。如厥头痛《灵枢厥病》云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间、太冲。这种以经络辨证原则及循经取穴的特点，成了后世医家所倡导的“宁失其穴，勿失其经”的取穴原则。

2、针灸处方多为单穴。

针灸处方用穴少而精，多以单穴为主或仅刺某经而无具体腧穴名称。《黄帝内经》中绝大部分针灸用穴数量很少，所记载的病证仅选用1-2个穴位。

3、注重特定穴的应用。

特定穴位是十四经中具有特殊功能和主治作用，并有特定名称的腧穴，也是临床中最常用、最有效的穴位。这一时期特别重视五输穴，原穴和络穴的应用。例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云：“病在脏者取之井，病变于色者，取之荣；病时间时甚者，取之输；病变于音者，取之经；经满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饮食不节得病者，取之于合”。但尚未形成完整的五输穴理论，而《难经》则对五输穴的定位，穴位属性及主治疾病等进行全面论述，完善了五输穴的理论，提出了具体主治病证。《难经·六十八难》中云：“井主心下满、荥主身热，俞主体重节痛，经主喘咳寒热，合主逆气而泄”。

4、出现了处方配穴方法

如《内经》记载前后配穴法。《灵枢·官针》中云：“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病所，一刺前一刺后，以治心痹”。而《难经》则根据五输穴的主治功能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伍。并结合脏腑的五行属性。提出“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理论。创造了补母泻子，泻南补北，刺井泻荥，补井泻输等配穴法。

二、晋隋唐时期—针灸处方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北方战事不断，人口流动频繁，疾病大量的流行，客观上促进了当时医学的发展，针灸专著的出现，经脉诊断的发展，对古典医著的整理，注释及发挥，推动了针灸处方的发展。晋代黄甫谧《针灸甲乙经》的问世，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形成，使针灸成为临床的独立学科。晋代王叔和《脉经》将脉学与经络脏腑相结合，并首次提出了脏腑俞募定位法。如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他汇集唐以前治疗内、外、妇、儿、五官多种病症，载有针灸处方一千余条，在取穴方面首次提出了同寸身取穴法。孙氏也提出灸法原则，灸法补泻，

生熟灸法，隔物灸等具体的应用。这此时期的针灸处方主要特点。

处方配穴的规律：

1、处方仍以单穴为主，多穴处方开始大量出现。

这个时期2个空位以上的多穴处方已经出现，如《针灸甲乙经》中针灸外文55首，2个腧穴以上处方已达52个，处方用穴最多有27穴。《千金方》中载有针灸处方419首，其中配穴处方有70首。

2、针灸处方中出现大量灸方。

《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千金方》及《外台秘要》中出现大量的灸法。 如《肘后备急方》中针灸治疗急症的处方有109首，其中灸方有99首。

3、针灸处方中出现了补泻手法。

孙思邈的《千金方》中记载针灸处方，并注明具体的操作方法，即针刺的深度，留针的时间长短以及艾灸的壮数。

4、妇、儿科疾病针灸处方的出现。

孙思邈的《千金方》记载妇科疾病的主治腧穴有157首，《黄帝明堂灸经》记载小儿穴法处方48首，其中43首为单穴处方，5首为多穴处方。

5、出现了处方配穴的原则及方法。

（1）俞募配穴法 《脉经》和《千金翼方》、《千金方》中记载用俞募配穴法治疗的脏腑疾病。

（2）近道、远道配穴法 东晋陈延之《小品方》明确提出了“近道法”与“远道法”两种针灸处方配穴原则

三、宋金元时期-针灸处方发展的鼎盛时期。

此时期南方相对稳定，北方南宋与金对峙，以及元朝的兴起，战争纷繁，疾病谱的改变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交流，这一时期的针灸处方的特点：

1、针灸专著的多产期，出现了大量配穴处方

宋代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共载方386首，全部是配穴处方，处方穴位多在3个穴位以上。元代杜思敬《针灸摘英集》中载方78首，配穴处方72首，单穴处方仅6首，配穴处方的流行极大地丰富了针灸处方配穴的理论，体现在：（1）确立了腧穴主次的先后关系，为针灸治疗的理法方穴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为后世针灸处方用穴“君臣传使”理论产生雏形。

（2）远道配穴法的处方配穴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1）交经八穴，即八脉交会穴，（2）十二经原穴夫妇相合法，（3）穴法相应，即腧穴的主次相配，先取主穴，在取次穴,（4）担截配穴法，即指运用四肢部分的腧穴进行配穴。

2、轻灸重针，穴位手法并重。

这一时期外感热病盛行，南方湿热病、阴虚症为名，以及大量应用温热药和香燥药所导致湿热病及阴虚证明显增多，使灸法应用收到限制，而且频繁战争，导致外伤、骨折、脱臼的增多，而针刺治疗外伤骨折的疼痛、肿胀、出血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临床效果明显优于灸法，因而灸法相对受到冷落，这一时期出现的针灸歌赋中，均非常重视针灸处方中的补泻问题，在处方中多注明何穴施补，何穴施泻，对于补泻的方法论述颇细。如席弘《席弘赋》、王国瑞的《玉龙歌》、杜思敬的《针灸摘英集》。

3、针灸处方中出现了火针处方

首见于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其卷五十二“治三十六种痹症侯点烙论并方”中记载“点烙”即火针。席弘《席弘赋》也记载“冷风顽痹疾难愈，环跳腰

俞针与烧”即采用火针刺环跳，腰俞治疗寒痹症。

4、按时取穴法的创立

金代何若愚《子午流注针经》，根据天人相应理论，人体的整体观，气血流动及生命节律性所创立的按时取穴法。元代的王国瑞以窦汉卿的“流注八穴”和“九宫八卦”相配，结合日时干支，创立了奇经纳卦配穴法。

5、首创了针灸处方的方义

元代罗天益《卫生宝鉴》对其大部分针灸处方的方义予以明确阐述，这在针灸处方的发展史上属首创，为后世形成针灸处方的理法方义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明清时期-针灸处方的集成时期

明清时期，政治相对稳定，出现大量的针灸集成专著，使针灸处方配穴理论得到更大的发展，针灸处方数量急剧增加。

1、配穴处方成为主流。针灸处方基本上都是3个穴位以上的本配穴处方，两穴及单穴处方已经很少见。如《针灸大全》载有264首处方，处方用穴多在3-7个。

2、配穴理论极其丰富，配穴方法层出不穷

明清时期针灸处方配穴理论由于历代不断总结得到了飞速发展，配穴方法大量出现。如《百症赋》中记载了10种以上的配穴方法，有局部取穴法，邻近取穴法，局部与邻近取穴法，远近配穴法，上下配穴法，前后配穴法，表里配穴法，手足同名经配穴法，络穴配穴法，对应配穴法，远道配穴法，十二原穴夫妇相合法，担截法，八脉交会穴配穴法，十二井穴交经配穴法，主客原络配穴法等均有详细的描述。

3、针灸处方配穴的君臣佐使

针灸处方是根据病情、辩证立法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腧穴，即注重针灸处方配穴的先后主次。君穴：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腧穴，是针灸处方中的主穴。臣次：辅助君、臣穴以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症状的腧穴。使次：即引经穴，依据子午流注理论，选择何时何经开何穴，并以此引导方中诸穴至病所腧穴。一般说，君穴与臣穴构成处方的主穴，而佐穴和使穴，也就是处方中随症加减，称之为配穴。例如李学川《针灸逢源》记载治疗肝阳上亢的处方，取穴百会、肝俞、大敦，取为百会君穴平肝潜阳止头晕，取肝之俞穴位臣穴，以加强百会平肝潜阳之效，取足厥阴肝经之井穴大墩为佐使，以清泄肝经之火，共凑平肝潜阳、平眩止晕之功。

4、透穴剌法的提出及其发展

透剌法，又称透刺穴法，透穴法，透针法，是用卧针沿皮或直立深刺，以达到“一针二穴”或“一针多穴”，透刺的方式有三种：1、纵向循经透刺；2、横向循经透刺；3、表里经透刺。透刺法的特点：用针数量少、刺激穴经多、针刺疗效高。最早记载于元代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经过明代吴昆《针方六集》、扬继洲《针灸大成》的进一步发扬光大。明末万历年间《循经考穴编》的问世，完善了透穴刺法的理论，记载了13个“一针两穴”和113个穴位横斜刺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