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管理理论:一种新的认知偏差理论
作者：李宏郑全全
心理科学进展 2002年06期
分类号B849:C93
1 EMT提出的背景
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由于认知主体是处于社会背景下的个体，往往会受到主观、客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一些认知偏差。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对认知偏差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前的“朴素科学家”到70-80年代末的“认知吝啬者”，再到90年代的“目标明确的策略家”。社会心理学家对认知偏差的解释，从一开始关注于认知主体的完美与理性，转移到了更为实用的立足点，并在这个基础上，更多地考虑到了认知主体的目标、动机、需要、环境等对产生认知偏差的影响[1]。
认知偏差主要存在于两个过程中，一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过程（主要指知觉偏差，如首因效应、近因效应、光环作用等）。二是个体的判断与决策过程（主要指归因偏差，如观察者与行为者偏差、防御性归因等）。在20世纪50-70年代，许多心理学家通过实验研究，对已经发现的认知偏差进行检验与证实，为社会心理学对认知偏差的理解提供了大量实证性依据。弗里德曼认为，偏差有两种最基本的范畴：动机作用的和非动机作用的。这两种偏差没有一种可以为任何自我的需要提供帮助，也没有一种能使任何特殊的动机得到满足；相反，这些偏差只能在加工信息资料时制造有系统的错误[2]。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对偏差的认识与理解，即任何形式的偏差都是对人类的认知有害无益的。
La Frane和Mayo曾指出，个体在解释非言语线索上存在着种族差异[3]。Abbey在研究中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对他人的友好行为进行归因时，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倾向于将同性和异性的友好行为看作是一种具有性魅力和性诱惑的行为[4]。Kahneman和Nisbett指出，人们在对异性的行为和意图进行推测时，往往会出现上述错误，并将这种错误产生的原因解释为实验设计的局限和缺陷[5]。而Halston和Buss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出现这种对异性行为意图推测方面的错误，是由于人们头脑中所存在的一种偏差所引起的，这种偏差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延续的一种基本的认知偏差。并将这种偏差叫作“适应性偏差”(adaptive bias)[6]。因为在人类的进化发展过程中，由于这种偏差所导致的行为上的错误，主体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无偏差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因此，这种认知偏差随同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延续了下来。适应性偏差的提出，是对社会心理学中己经发现和存在的认知偏差的一个补充。
与其他认知偏差相比较，适应性偏差同样是由于认知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是，二者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适应性偏差是一种良性的，有利于认知主体的偏差。而其他偏差，则是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必须克服或者说应尽量减少的，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偏差。对应性偏差(correspondent bias)就是适应性偏差中的一种。虽然对应性偏差毫无疑问会产生负性后果，但这种负性后果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从某种方面来说，它是对人类有利的。对应性偏差能够使人对环境有控制感，并有利于人们适应社会生活。尽管这种控制感或适应性有时只是一种错觉，但也能带来心理上的利益[7]。为了解释与验证这种新的认知偏差，心理学家提出了错误管理理论(Error Management Theory,EMT)。
2 什么是错误管理理论
EMT的提出，基于统计学上两类基本错误。Green和Swets认为：当个体需要在一种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做出某种判断或决策时，有可能犯两种普遍存在的错误——Ⅰ型错误（错误的接受H[,0]）和Ⅱ型错误（错误的拒绝H[,0]）。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不可能同时减少这两种类型的错误，因为其中任何一种错误的减少，必然会导致另一种错误的增加。同时，在任何一个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犯错误都是必须付出代价的，而犯这两种错误所应付出的代价又具有不对称性，犯其中一种错误的代价必然小于犯另一种错误的代价[8]。一般认为在科研工作中，犯Ⅰ型错误所应付出的代价高于犯Ⅱ型错误所应付出的代价。而在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中（如消防队员接到火警电话），犯Ⅱ型错误所应付出的代价高于犯Ⅰ型错误所应付出的代价。在这种代价不对称的情况下，作为“理性人”的决策者必然会选择犯两种错误中代价较小的那种错误。这种错误选择的偏差，或许会导致事件中总的错误率的增加，但是却必然减少为事件所付出的总的代价。Haselton和Buss根据EMT理论得出，人类的决策系统在从自然成熟到犯一些可以预见到的错误中得到了进化。只要在必犯的两种错误中，存在代价的不对称性，决策者肯定会选择犯代价较小的那种错误[6]。
将EMT理论对犯错误所应付出代价的不对称性加以扩展，可以得出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即奖励的不对称性[8]。在判断与决策过程中，正确的判断与决策无非有两种情况，即击中与正确的拒绝。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如果两种正确的推论所带来的奖励是不对称的，那么，决策者必然会偏向于选择能带来更多奖励的决策。因此，处于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可能受到两种不同的选择驱动力的支配，即代价不对称性驱动与奖励不对称性驱动。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会由于受到已经存在的认知偏差的影响，支持那种能带来更多奖励和付出更少代价的决策与选择。
3 EMT的应用
运用EMT来解释社会认知偏差，是认知理论中的一个新取向，同时是对社会认知领域的一个挑战。这一理论在社会心理学中的应用方面，尤其在侵犯等社会心理课题中的应用，具有十分广泛的前景。
3.1 通过对异性行为意图推测的研究，用EMT解释与性侵犯中强奸犯罪的现象
强奸犯罪是法律史上最为古老的犯罪之一。虽然，有观点认为女性也能对男子构成强奸罪，但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是将男性作为强奸犯罪的主体，将女性作为受害者。心理学对于强奸犯罪的原因，主要从精神分析、社会学习、认知发展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所有的解释都没有考虑将性别作为变量，探讨造成强奸犯罪中显著性别差异的原因。EMT理论认为强奸犯罪中存在显著性别差异，是男女两性头脑中存在不同的认知偏差所引起的。Haselton和Buss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理解异性行为的意图上都是存在偏差的。在推论女性的意图时，男性倾向于犯Ⅰ型错误（错误地认为女性的友好行为中包含着性的诱惑），而在推论男性地行为意图时，女性往往倾向于犯Ⅱ型错误（错误地将男性带有某种性诱惑的行为认为只是一种友好行为）。而对于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女性，男性不会误解其友好行为[6]。在这个研究中，从男性的角度而言，可以将两个假设定义为H[,0]：女性的友好行为中不包含性诱惑：H[,1]：女性的友好行为中包含性诱惑。对于犯这两类错误，男性所应付出的代价是不相称的，犯Ⅰ型错误所应付出的代价（由于不采取示爱行为，而失去了性交与繁殖后代的机会）与犯Ⅱ型错误所应付出的代价（由于花费了时间或精力向女性示爱，而得到了性交与繁殖后代的机会）相比，前者是远远高于后者的。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对强奸犯罪的性别差异的解释，这一解释带有明显的认知取向，无疑是对以往解释的一种挑战。同时，这一理论为从事犯罪心理研究的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2 EMT 为社会生活中个体侵犯行为不断增加，而利他和亲社会行为不断减少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
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与提高，整个社会的利他和亲社会行为却在不断的减少，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为陌生人提供助人行为上。部分心理学家通过对侵犯性行为的认知研究，从某一个侧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揭示。杨治良等人在对侵犯性行为社会认知的实验研究中发现，由于个体存在“侵犯性行为”的内隐社会认知——偏好性攻击，个体对攻击者、被攻击者和陌生人三者的偏好顺序为：被攻击者〈陌生人〈攻击者[9]。这一研究显示人们与其受欺侮还不如保持中立可以免遭痛苦，与其保持中立也有遭受攻击可能还不如奋起攻击更好。Dodge等人在研究他人行为意图的认知对儿童侵犯行为的调节时发现，侵犯性与非侵犯性儿童对他人行为意图的认知存在着差异，侵犯性儿童在他人行为意图不明时倾向于对对方作出敌意的归因[10]。以上研究都表明，个体在对他人行为动机进行推测时普遍存在着偏差，这一偏差尤其表现在对陌生人的行为动机的推论上。由此，个体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时，往往带有一种防范与警惕的心理，而这种防范和警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个体有益的。
社会心理学对侵犯这一名词的定义，是综合行为的意图、动机和后果三个方面来考虑的。如果能推测或预见到他人的侵犯动机，并有所警惕与防备，能够减少一些侵犯行为并减轻某些侵犯行为的后果。在对他人行为意图进行推测时，个体为什么存在这种错误地解释他人行为意图的偏差？根据EMT理论，在推测陌生的他人是否具有侵犯意图上，可以做出相应的零假设和研究假设如下。H[,0]：任何他人的行为不具有侵犯性；H[,1]：任何他人的行为具有侵犯性。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类基本错误，发现在同等情况下，个体犯Ⅰ型错误（错误的将不具有侵犯性的陌生人的行为认为是具有侵犯性的）所应付出的代价（失去与陌生人进行交往的机会），远远低于犯Ⅱ型错误（错误的将具有侵犯性的陌生人认为是不具侵犯性的）所应付出的代价（受到侵犯与攻击）。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当遇到与自己并不熟悉，或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会持一种警惕与防范的态度。
3.3 根据观察学习理论对侵犯行为的解释，结合EMT，为慎拍犯罪纪实片提供一个理论上的依据
侵犯行为是当今人类社会中一个十分严重，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心理学家从本世纪20年代起，就对侵犯行为的起因提出过理论上的解释。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A.班杜拉提出了用观察学习理论来解释侵犯行为的起因。认为侵犯行为的产生，是模仿与观察学习的结果。“大量的犯罪心理学著作都提出，新闻中过多过细的犯罪事件的报道，电影电视中有关色情和犯罪行为的描述，广告中过多生活奢侈品的引诱，文字和戏剧中的性刺激和其它很刺激的行为刻画等，对青少年犯罪确有很大的影响[11]。”媒体中的侵犯与暴力行为与现实生活中暴力与犯罪具有正相关，原因是媒体为观众提供了学习与模仿的榜样。
近段时间，国内各大媒体围绕系列持枪杀人抢劫案是否应该搬上屏幕，支持方与反对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作者是站在反对方的立场上。首先，拍摄纪实片无疑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或多个可供学习或模仿的榜样，而这些榜样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后果是极其恶劣的。其次，根据EMT，从支持方的立场上，可以将这一问题归结为两个假设：H[,0]：拍摄犯罪纪实篇不会增加犯罪行为：H[,1]：拍摄犯罪纪实片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增加。从整个社会秩序与稳定的角度，根据我们已有的经验，可以预知这两种结果是必有其一的。那么，通过对可能犯的两种错误所应付出的代价进行比较，得出：犯Ⅰ型错误（错误的以为拍摄犯罪纪实片不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增加）所应付出的代价（个别或极少数观众学会了纪实片中榜样的行为，并在现实生活中采取同样的暴力行为，），远远高于犯Ⅱ型错误（错误的认为拍摄犯罪纪实片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增加）所应付出的代价（没有拍摄，节目制作者失去盈利的机会，观众失去观看这一节目的机会）。
4 结束语
基于统计学上两种基本错误，为了解释一种新的认知偏差——适应性偏差而提出的EMT，在理论上是一种创新。而作为社会认知领域中一种新的认知偏差理论，EMT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更是具有无限的潜力。可以预见，EMT为解释和分析人类自进化过程以来，就普遍存在的一些社会或个体的行为和现象，为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等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其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作者介绍：李宏 郑全全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杭州 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