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国的赶超与技术发展战略

作者：郭燕青王红梅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年05期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4)01-0050-05

　　后进国的经济赶超离不开技术发展上的战略安排，而技术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不仅涉及发展模式和技术重点的确立，而且也要受到诸如制度因素和各种阻碍因素的影响。但是，不管技术发展战略如何变化，其中的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应该是后进国赶超先进国的最佳选择。

　　一、后进国的赶超与技术进步模式

　　后进国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后进国在技术发展上存在着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只要后进国具备最基本的教育、管理、研究与开发能力，就能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发挥作用，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实现技术创新，进而达到缩小后进国与先进国之间的发展差距，甚至在创新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时实现赶超目标。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相信的那样，后进国中的新兴国家要比许多先进国更易于进行社会制度的创新，这也是由于技术经济模式随着国际分工和技术主导国的演进和转换而变化，那些昔日的先进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成为原有成功因素的牺牲品[1]。可见，技术进步是后进国经济赶超的决定力量。

　　技术进步模式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但它却是技术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技术进步的过程分技术发明、技术应用、技术转移和普及三个前后关联的基本阶段。从后进国的技术发展实践上看，技术进步基本上是从技术引进开始的。根据少数几个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后进国经验，可以说技术进步基本上沿着以下这样的技术发展路线进行的：第一个时期是工业化起步时期，由于后进国自身的产业技术基础薄弱，又缺乏相对成熟的体制环境，所以最先进行水平式的技术引进。这种技术引进的对象是先进国已经在国内实现广泛的商业性应用的技术，已不存在该技术的应用性开发和改造。同时，对于这类技术后进国只注重培养相关人员的基本操作能力，没有涉及吸收消化引进技术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又称后进国技术进步的引进模仿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经济赶超的“起飞”初期，这一时期后进国因工业化的初步成果而积累了较强的物质技术基础，所以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加强了自主研究与开发的力度。这种技术发展方式的转变表明，后进国已不能停留在技术引进的简单模仿阶段，开始采取垂直技术引进方式，即引进先进国的有关研究成果，在本国进行商业性开发与应用，为保持在相关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创造条件。同时，强调在吸收消化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和革新，使这种先进技术为本国真正所拥有。第三个时期是经济赶超的“起飞”时期。由于后进国在前面两个时期的发展已形成了完善的科技研究体系和强大的教育网络，其技术进步开始告别以往引进为主的被动依赖阶段，转向以创新为主的自主开发阶段。该阶段主要遵循这样的一般规律，即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不足1%的是创新缺乏的落后国家，此比例在1-2%之间的是有一定创新力的追赶国家，此比例超过2%的是创新动力充足的赶超国家[2]。上述三个技术进步阶段实际上也是技术进步的一般模式。战后后进国的技术进步实践已证明，大部分国家处于技术进步初期引进与模仿的恶性循环状态，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取得了理想的效果。这表明，上述三类技术进步模式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概括，它在实践中的应用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表现出差别很大的技术发展战略，其中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应该有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战后主要赶超型后进国的技术进步实践已经证明有关技术进步模式及其战略的某种成功，这就是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及其实践模式。这在该类后进国的政府干预与技术选择中已得到体现。后进国的赶超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困难的，只靠企业的市场化行为必然导致严重的“市场失灵”，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工业技术进步的干预被看作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政府的这种干预反映在主要的战略措施上，包括建立工业技术进步体制，形成官、产、学的合作研究体制；确定战略重点技术及其产业，并对其采取具体的扶持对策；通过政策法规引导和扶持重点技术的引进等。后进国对具有重大意义的重点技术选择也给予了全面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为了克服后进国薄弱的产业技术基础，全力推动工业装备技术的全面进步；适应阶段性发展的需要，选择有利于实施赶超战略的重点技术领域作为赶超方案和计划的主要内容；重点支持能充分发挥后进国优势的主导产业技术和关键技术，直至确立其国际领先优势。

　　二、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与制度基础

　　只要对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中国等国家的技术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不同国家由于其制度类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其制定和实施的技术发展战略也会不同。从理论上分析，可以把各国的经济制度抽象为“完全竞争模式”、“纯粹计划模式”和“混合模式”三种。在像美国这样的“完全竞争模式”以及像原苏联那样的“纯粹计划模式”中，其技术发展战略大多倾向于自主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而像日本等国的“混合经济模式”，即以市场为主体、以计划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往往在技术发展方面采取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本来后进国与先进国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技术差距，如果完全靠市场调节机制和企业的自主行为进行自由竞争，后进国只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必然使两类国家间的发展反差日益扩大。所以，后进国必须抛弃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思想，在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混合经济制度基础上，全力推进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比如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执行了严格的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它没有优先发展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汽车产业、大型成套设备制造业等。这种技术开发是建立在官、产、学共同进行综合研究和直接融入海外社会的基础上的，如日本企业通过“赞助和义务活动”等使其技术优势在当地的适用度达到2.3，该值作为评价企业海外当地化技术融入程度的指标表明，日本企业在美国当地发挥了技术优势[3]。此外，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甚至直接参与大型企业的规划以及主导技术的引进与开发，制定技术标准，大力推动产业技术的优先发展。日本所实行的计划并不像计划经济那样强调政府的绝对地位，而是通过经济和法律的手段，通过政府的指导，规范和引导企业，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可见，由于当时的日本作为后进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较大，所以，为了实现赶超目标，并没有选择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而是确立计划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紧密联系的发展体制，通过这种制度创新确保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作为后进国赶超先进国所实行的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其得以有效实施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因素则是大企业体制[4]。这在成功地实现经济赶超并有效地发挥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的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已得到验证。尽管这种大企业体制日益暴露其弊端，但并不能否认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增长中对技术进步的重大意义。一般而言，企业发展的核心是高新技术的开发，大企业在这方面有其独特优势。一方面，大企业拥有优秀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大企业强调集团主义的协作精神，这就使许多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得到保障。而且，一个国家主要技术的研究开发往往依赖于大企业及其合作。这种大企业体制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以往个别成功实现经济赶超的国家的技术开发上，而且至今仍日益显示其技术合作与开发的巨大成效。例如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就是由富士通、日立、三菱电机、日本电器及东芝这五家大企业联合组成的。当今在数字技术开发上，日本的软银公司与澳大利亚新闻公司及美国的西斯克系统公司进行着密切的合作。这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大企业体制以全球企业联合与兼并的新形式发挥着技术开发的巨大推动作用。实践将不断证明，后进国要取得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的成功，需要大企业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基础。

　　以上就制度问题的两个方面，分析了技术开发尤其是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的制度基础问题。但是，从20世纪大多数后进国的经济赶超及其在技术上的吸收创新发展进程来看，仍存在许多问题，进展迟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促进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首先表现为技术合作上的协调体制欠缺。现代工业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系统性，这就要求后进国在某些主导技术的引进、吸收消化与创新活动中，加强不同学科、单位的合作，甚至要求跨国合作。但是，往往因为后进国在基础科学、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及管理等方面水平低，再加上制度的现代化变革缓慢，使这种合作机制很难较快形成。从产业间的协调关联体制上看，也存在着不足。后进国的技术引进重点一般集中于加工业，对这种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还取决于上游产业，尤其是零部件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情况。即便是有关的上游产业已同步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和从中协调，那么就有可能因为上下游产业间的利益冲突或彼此间缺乏稳定、有效的信息沟通及分工协作，导致下游产业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和改良革新工作受到极大的限制。结果，往往只能采取进口零部件组装、加工的方式（CKD方式），导致引进与模仿的恶性循环。从被引进的不同技术间的协调性上看，由于引进的技术分属不同部门，使后进国相关领域的技术协调关系日益重要。遗憾的是，这种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性很差。技术引进中的产品技术和装备技术往往分属于不同的产业，一般情况下，装备技术与产品技术之间的相互协调对于被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乃至工业技术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如消费品工业，即使能够做到对引进的产品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甚至革新改良，也往往因有关装备技术进步的相对滞后而只能依赖进口设备。这不仅使产品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受到限制，而且严重影响着对其它产业的牵动作用。所以，在后进国市场机制的作用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加强政府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协调，培植不同产业间的协调机制。最后，我们必须强调基于制度创新的技术效用最大化问题，即西方一些学者所谈及的竞争技术含义，包括使技术在干中学中不断被发扬光大，技术的规模经济，技术信息的收益递增和技术的关联性等方面[5]。当然，这里需要补充进来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思想，主要是产业图景下的战略选择问题，其中的关键是技术优势的寻找、确定与实施[6]。

　　三、日本的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

　　日本是最典型的实施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的国家，它严格遵循着优选技术的引进，在引进的基础上加快吸收消化，并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创新这样一条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取得了技术赶超的显著效果。该战略在日本突出表现在技术引进的特点及企业推动技术进步的具体做法上。

　　从技术引进的特点上看，第一，在引进技术的选择上，重视技术的先进水平，特别是重视未被商业化的高新技术。根据有关的统计分析，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所引进的未实现产业化的技术逐年提高，从占引进技术的不足一半到超过一半，足以说明日本在技术引进上的严格筛选和追求高起点的特征。第二，在技术引进方式上，既注重能够保持买卖双方长久伙伴关系的较长期的技术引进合同，又注重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推动技术出口。第三，在引进技术的应用上，一方面强调充分掌握先进技术，以此开辟海外市场，以市场开发为导向决定技术引进的范围；另一方面，对引进的技术限期国产化，并对国产化的技术开发提供各种优惠的扶植政策。第四，在技术的吸收创新上，通过对引进技术的宏观管理与调控，限制没有发展前景和潜力的技术，保护国内处于重要地位的幼小产业。同时，革新引进技术的生产组织结构，建立以引进技术为核心的批量生产体制，充分发挥引进技术的功效，并通过进口和研制先进设备，加速技术改造。在此基础上，加大科技力度，尽快吸收消化引进技术，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推动自主技术的突破和发展。

　　从日本企业推动技术发展的方式上看，第一，突出引进的自主性。日本企业在战后的技术发展上，基本都是靠国外先进技术来推动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日本企业旨在缩短与世界先进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的早期发展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对引进技术加以模仿，而是强调技术引进上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表现为：一是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如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日本与美国相比，造船业落后30年，钢铁业也落后近30年，纺织业落后10年，为了缩小这种技术差距，尽管当时经济困难，但各大企业仍以较大的支出力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二是努力构建自主技术开发的基础，使引进技术并不只停留在引进应用的阶段，而是靠自主开发能力来吸收消化外来技术。三是精心引进技术，主要是购买技术专利，在此前提下通过加强理解、消化及创新，获得新的国际专利。第二，突出在国外先进技术的应用基础上的新产品开发。日本企业本着技术引进与市场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利用国外技术的新产品开发，集中各类生产要素，实施产品结构简单化、产品生产和使用节能化及产品开发多样化的技术开发策略，促进引进技术的开花结果。第三，企业为了加快吸收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合理推动硬技术投资与软技术投资的进程，强化人本投资理念和举措。人本投资作为旨在提高人员素质的投资，包括技术培训、研修、企业文化建设等诸多因素，它在提高企业技术进步及引进技术的效益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日本的一项研究报告证明，以人本投资为主的软技术投资与机械设备等的硬技术投资作用在一起后，由于日本企业在人本投资与硬件投资上的比例各占一半，从而产出效益成倍增长。而当这一比例发生变化，继续增加人本投资后，产出效益竟高达七倍以上。第四，为了使引进技术发挥最大效益，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日本企业既注重工程技术的引进与革新，也注重管理技术的引进与革新，并使二者有机结合。他们认为，先进的工程技术与管理技术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两个轮子，没有先进的工程技术就无法发挥它的应用功能。所以，在战后初期日本企业大力引进的各类技术中，管理技术也倍受重视，如全面质量管理等。而且在引进的管理技术基础上，追求创新，形成了“丰田看板管理”等这样的管理技术创新。正因为狠抓系列配套的管理，松下的管理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为工程技术的进步创造了良好的运作条件。

　　日本技术引进的历史就是技术革新和技术创新不断深化的历史。从日本经济发展的恢复期（1946～1955年）、高增长期（1956～1973年）和低发展期（1974年以后）这三个主要阶段的技术进步来看，第一阶段在外汇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惜重金从欧美引进农药和有机合成化肥的技术资料，在此基础上研制成生产尿素的新方法。在重点生产的第一钢铁合理化计划时期，引进和仿制了近150台轧机，改进和更新了炼铁和炼钢设备，形成了日本较强的工业技术基础。高增长的起步时期，为了更新设备和建立新产业，日本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第二阶段技术创新的主要特点是：大力引进国外先进并具有较高商业化前景的基础技术发明和基础技术创新的成果，使其实现商业化的模仿、开发和国产化，并借助由此带来的大量技术选择机会及技术发展连锁效应，进行技术创新的自主开发。该时期创新的方向和重点是钢铁技术、电力技术、石化技术和家电技术等主导技术和基础技术。其中日本钢铁工业的技术创新是最典型的，它通过大力引进各国的先进技术，并通过实际使用不断进行吸收消化和推广，同时又在综合吸收各国先进的钢铁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进而创造了容积达5000立方米以上的超大型高炉和生产能力为400吨的超大型转炉，实现了连铸化、连轧化和电子计算机的全面控制，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目标[7]。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在“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引导下，开始从“模仿和追随的文明开化时代”转向“首创和领先的文明开拓时代”，表明日本的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在新时期步入了新的高度，体现了该战略思想的时间连续性与跨越性的统一。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不景气也已证明，该战略的传统理解已经过时，必须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作用下，重新确定创新的含义和吸收的技术对象，加强基础科技的积累和创新，加快高精尖技术的吸收与开发，转变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的着重点及选择标准。这样，才能使该战略尽快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态势，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3-10-25

作者介绍：郭燕青(1964-)，男，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和管理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日本经济；大连大学　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王红梅(1972-)，女，大连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讲师，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商管理。大连大学　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