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沦丧谁之过

　　殷谦简介:

　　殷谦,笔名:北野、英孜、英子。当代知名作家、文艺评论家、诗人。1977年7月11日出生于新疆伊犁巩留县。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

　　殷谦出生于书香门第,6岁开始接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元曲。9岁开始发表文章,11岁开始以笔名“北野”、“英孜”、“英子”在国内各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随笔等作品。殷谦目前主要从事杂文、散文和小说的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花开花落》(同名电视连续剧《花开花落》)、《难得一见》、《因为隆冬》、《月也疯狂》、《左手婚姻》、《无处释放的青春》、《爱情原来这么伤》、《天廷秘传》、《90后剩女》、《情殇女友》、《爱是寂寞撒的谎》、《你不在的西安还下着雨》;散文集《青春无悔》、《四季回响》;小说集《殷谦精品小说集》;诗歌集《似水流年》;杂文集《晚风集》、《红楼梦研究杂记》、《中国文坛的那些事儿》、《西部小说作家评论》、《求职者的圣经》(上、下册)等22部,作品陆续被国内外报刊转(连)载,有作品入选现、当代名家名作《感悟爱情》(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一书,1999年被收录入《中国文化名人录》;2005年被收录《国际艺术家华人作家库》;2008年被收录入《中国作家大辞典》。2006年被加拿大《世界日报》《大华报》聘为专栏作家。

　　迄今为止,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文章6800余篇(首),近300万字。出版散文集2部;诗歌集1部;杂文集3部;学术文集2部;长篇小说14部;共计出版著作22部,文学创作成就斐然。1994年获中国共青团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青年散文大赛”二等奖;全国优秀散文奖;1995年获《诗刊》《星星》联合颁发的“优秀诗人诗歌奖”。

　　

　　在我们的时代,欲望主宰着一切。商业化的浪潮冲击着原本就很脆弱的精神秩序和价值体系,再加上腐败现象的推波助澜,一种有害的精神气候就这么形成了:缺乏价值中心感、成就感和意义感,以及颓废、堕落成为不少国人日常的精神状态。

　　时代的进步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需要多元化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主流文化砥柱就能随意被连根拔起弃之一旁。在当今这个商业化、娱乐化主宰的时代,物欲似乎已成为人类的全部,人活着似乎只是为了钱,钱是承载人类欲望之船的海洋,很多人已成为优秀的船长,还有很多人成为出色的舵手,剩余人则成为努力的船夫。对于既不是船长,也不是舵手和船夫的那些底层的劳苦大众,犹如置身于茫茫沙漠,也只能望“洋”兴叹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钱的海洋迟早会吞噬掉整个世界,以致人与人之间再无情义可言,以致浩瀚绿洲变成冰天雪地,以致人类自己毁灭自己。

　　时下,国人处在娱乐化鼎盛时期,道德之原野被严重沙漠化,精神之舞台被严重低俗化,前天是“凤姐”走红网络,昨天是“伪娘”唱响南北,今天“马诺”扬名四海……人与社会及外部世界之复杂关系,已不再是受关注的焦点。媒体影响着社会,推动着社会前进的车轮,而于当今,社会对人的性格及命运的影响过程却被媒体忽略了,人的非理性冲动、原始欲望以杂陈和琐碎方式凸显出来。引领时尚前沿、引动潮流先锋,被媒体所主推的“人物”竟然是“凤姐”、“伪娘”等人。“小沈阳”东边唱,“犀利哥”西边和,“伪娘”东边飘,“春哥”西边泊……他们失去了最宝贵的所有物,只剩下属于他们个人所特有的个性,可怜的是,他们连自己的姓名也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场文化和经济媒体赋予他们的这些苍白的符号。这些“人物”因为有市场所以身价倍增,摇身变成了媒体经济市场意识的单纯客体,成为媒体可以任意组合的娱乐积木,但随之而来的是与道德和伦理密切相关的可怕的精神灾难,据说广州出现“伪娘”教材,如《女装男子变身指南》、《伪娘白皮书》等,着实令人汗颜。

　　中国文化媒介的致命问题,就是无视于“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它们既不管今人的生存,也不管一些后人的死活,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瞬间变成欲的兽和魔。它们已经不再是种植人之精神食粮的田野,而是人之精神世界的超级杀手,它们不再也不想担负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使命,而是沦为物欲的奴隶。它们可以在一夜之间运用通过意识想不到的戏剧化的、惊人的手法塑造出“人物”,而这些名声大噪的“人物”在少数文化媒介的推动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些人总能轻而易举地飘进你的视线,让你看他们妖魔化的狂欢。

　　也有不少人对中国文化出现的这些新奇现象表示支持态度,媒体推手更是大喊冤枉,呼吁社会的宽容和理解,表示如“凤姐”、“伪娘”和“春哥”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是一种潮流趋势,他们也是普通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生活。没有人否认他们也是人,社会并非不包容他们,人们也没有非礼他们,如果说不尊重他们,首先是文化媒介不尊重他们,将他们视为足以能博得人们好奇心的动物,驯服并牵上舞台供大家观赏。更有媒体推波助澜,有专家拔刀相助,他们一提到传统就动火,似乎当今之时代已经不需传统了,仿佛谁提传统谁就是卫道士,谁就是阻止社会和文明发展的罪魁。这些先锋人士的理论显然是有害的、矛盾而混乱的,他们消极地看待传统文化提供的经验,故意把传统与现在对立起来,无视于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而事实是一旦否定了传统,就无法展开现在的工作。岂不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文化的发展,都是对以往的技巧资源和经验模式充分利用或虚心学习的结果。还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故意将娱乐圈和文化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种文明元素,而事实是娱乐圈本来就是大众文化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就有文化,天地万物都是文化,而人类要想生存的更好,更长久,就必须要有健康的、积极的文化生活,否则我们的时代乃至后代的人都将有被异化的可能。

　　作为文化传播、精神粮仓的文化媒介,应该更知道尊敬这些必然产物的自己的生活方式,充满爱意地善待他们,而不是恶意改变他们的生活。在中国此类事情时有发生,有的文化媒介但凡发现一些异于常人者,便会马上包装起来变成自己赚钱的工具,这就好比《King Kong》中的卡尔逮住的“金刚”,它最终成为供人观赏的怪物。当这些文化媒介发现他们时,他们已经不再有丰富的心理内涵和社会意义,而不过是个物件而已。每次在电视节目中看到“凤姐”发狂,“犀利哥”走场,还有“伪娘”卖唱等,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那里,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在聚光灯下,他们似乎没有什么思想,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愿望,他们的行动受文化媒介控制,只是尽力地表现着文化媒介希望看到的样子。不论我用多么开放的文化观念和时尚眼光来衡量这些“文化娱乐大餐”,似乎都很难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娱乐。这就是时代文化的进步?这就是时尚潮流?这就是现代主义精神?有人说这是娱乐,娱乐就应该如此,并不能要求娱乐怎么样。娱乐怎么了?只要向大众传播,就不是私人的娱乐,真正的娱乐精神是积极的,它不但强调自由,更关注人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异化和扭曲,重压和束缚,真正的娱乐精神应该是把人变成高尚的人,它的内在是健康向上的,而不是把人降低为无知、无耻和无畏的畜生。

　　现代媒体,尤其是一些文化媒介,他们最大问题就是不能平等地对待人。他们为了钱而不择手段打造令大众好奇的人,他们所谓的“文化艺术”是一种独裁型文化艺术。他们把自己的市场和物欲意识变成这些一手打造的人的意识,把这些人视为区别于人的异类,不把这些人的个性看作成是他人的个性或别人的个性,也没有客观地发现它和表现它,更没有把它变成积极健康的,能影响人们精神世界的东西。尊重人,尊重艺术,尊重人道和伦理,尊重道德和文化,这是文化媒介必须持有的基本原则,也是必须遵守的纪律,遵守这个纪律,就必须要求文化商品的健康。只有服从这些规范,我们的文化媒介才有可能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我们的文化媒介才有可能打造出人们所喜欢的和值得学习的“人”,打造出的不是无声的奴隶,而是真正“自由”的人。

　　

　　国人低级趣味者不在少数

　　

　　人的趣味当属美学家的专业,他们对趣味教育充满信心和兴趣。窃以为,趣味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紧密关联,倘使中国文化界、媒体界、教育界通过加强人的趣味的教育和培养,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精神危机就可以加以解决。因为审美趣味正如吉尔伯特、库恩在《美学史》中所说的那样,它能够“提高现代人及后代人的道德水平”。席勒也曾说:“只有审美趣味才能把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建立起和谐。”(《审美教育书简》,席勒著,第152页。)中国要建设并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笔者以为首先要通过文化教育和媒体舆论来提升大多数国民的审美趣味,否则,“和谐社会”只能流于形式,反而成为国民反讽“和谐社会”口号的噱头。

　　近几年来,中国的文化娱乐产业可谓是达到了巅峰时期,然而文化的沦丧和娱乐的堕落,以及不少国人的低级趣味也达到了旷古未有的程度。说到这里,我想当今时代强调“趣味”的培养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当今之娱乐圈于两条歧途上前行,首先是沦为乖戾和疲软,其次是沦为狂妄和粗野。过去不谈,就说近时,当下爆红的兽兽、闫凤娇、马诺、凤姐……无一不折射出一些国人的低级趣味,反而言之,如果没有这些人的低级趣味,自然也就没有这些人的一夜走红,当然,为她们提供“星光大道”的就是中国的一些文化娱乐平台以及媒体,为中国培养出如此之多的“超级明星”,它们“功不可没”。

　　自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之后,国内又出现兽兽、闫凤娇的“艳照门”,她们同样一夜之间引爆网络,继而以当红明星的姿态被各种媒体搬上银屏和报刊。据说“艳照”还被网络黑客挂马,四处传播,受害网民二十余万,还有不少网民争相传看。娱乐圈丑闻不断,媒体上艳闻满天,偌大的中国,一时间这么几个无耻无畏的女子成了焦点,大大地满足了不少人的低级趣味。

　　毋庸置疑,真正意义上的趣味是和谐环境的守护神,是道德之保姆、人格的密友,也是一个与人、社会、生活、文化艺术、教育等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以至于我可以如此来强调它的重要性:对于一个人的判断,首先是对这个人的趣味判断,一个人的趣味的优劣和高低决定着这个人的本质。可是,关于趣味之判断确实不易,常言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好恶不同,求同万难,故而“趣味”本无高下之区分和优劣之别裁的,哪里有客观的尺度和标准。普遍认为所有关于趣味之争辩都是可笑的、毫无意义的。笔者却不以为然,我们理当尊重每个人对于趣味选择之权力,但趣味不但有雅俗之辩,而且还有高下之别,更有好坏之分。对于趣味,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评价标准,文艺就没有什么欣赏可言,好坏美丑就平等无别了,人们也就无法进行积极的精神交流和审美评价了。

　　一种良好雅正的审美趣味可以使人们最终成为这样具有行动能力、道德自觉和理性意识的人:能在忧伤与颓废、野蛮与粗犷、丑恶与美好、无聊与有趣、卑贱与高贵、粗俗与文雅、任性与自由、冷漠与宁静、轻佻与活泼、自然与矫揉、虚假与真实、肤浅与深刻、冷酷与温柔之间,看到清晰的界线。 前有“芙蓉”,后有“凤姐”;昔有兽兽,今有马诺……她们的出现与走红,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她们与媒体合谋的妖魔化的狂欢,呈现给我们的是她们冰冷之心肠和粗糙之情感,鄙俗之谈吐和粗野之举止,萎缩之人格和狂躁之心态。突然发现,温柔之怜悯和细腻之情思,优雅之谈吐和得体之举止,高贵之气质和宁静之心态都消失了,趣味的鄙俗化就这么赤裸裸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道德的荒原上飞翔着尖叫的蝴蝶,精神的废墟上开满了恶之花,人可以无知,但绝不能无耻,而这一群人真所谓无耻到了“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超过她们”。这是一群没有灵魂,只有欲望;不懂得真正的快乐,只追求肉欲的满足的人,这是一群不知高雅趣味与文明教养为何物的人,是一群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让这样一群人充斥在文化艺术舞台,不但没有任何价值,而且会破坏我们的文化环境。

　　趣味的低下和粗俗,是我们时代普遍存在的病象,趣味感的迟钝和麻木则是不少知识分子、艺人、艺术家和媒体身上共同的顽症。为了名和利,他们不再表达值得表达的主题,也不再关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为了名和利,他们培植并传播着那些畸形的、病态的趣味感;为了名和利,他们自觉地降低道德自持的底线,把庄严化为笑谈;为了名和利,他们自觉地降低审美想象的旗帜,把高贵变为低贱。我们时代的文化界、娱乐圈堕落如斯,为了名和利,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撕下了脸皮,仿佛都在无耻无畏地争夺“世界第一”。

　　卡莱尔在其著作《英雄和英雄崇拜》中说:“没有手,一个人可以有脚,还能走路;但如果没有道德,他就不可能有智慧;一个彻底的无道德的人根本不会知道任何东西。”同样,没有脚,一个人可以有眼睛,还能看到美好的东西,还能用嘴巴说真实的话,尽管他没有过多见识,他也不枉为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没有积极健康的趣味感,那么这个人即便五官四肢俱全,但他已经是个废人了,说白了只是一堆行尸走肉而已,他活得既没有任何价值,也无意义,一个活着没有意义的人和死人没什么区别,想想,这的确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文化沦丧该追究谁的责任?

　　

　　国人缺乏信仰已经是事实,最可怕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信仰,以“作家”和“艺术家”、“学者”和“教育家”等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缴械”,集体“衰弱”,乃至集体“崩溃”,精神旗帜已经倒下,“信仰”集体转移,纷纷加入“拜名教”、“拜钱教”、“拜权教”,成为“新教”的忠实信徒。在我们时代谈精神、谈崇高很容易被人嘲笑,反倒会被人疑为“精神病”患者。在这个时代似乎什么都可以谈,唯独不能谈信仰、谈道德、谈崇高,谁要谈这些谁就会被认为是“脑子有病”。权力与信仰、金钱与精神、物欲与道德的激烈碰撞,触发了我们时代新生的“生存危机”,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人人都在顶礼膜拜“新教”,此时谈什么“可笑的”所谓的“真正的作家”,会被人讥笑和嘲弄的。但是,文坛的堕落风气是需要严肃批评和抨击的,如果大家都保持可耻的沉默,我们的文坛就永远也不会有树立清洁之精神的那一天。当然,我并不在乎一些人对我的嘲弄和讥笑,我不企求能够捍卫别人的理想,但捍卫自己的绰绰有余。

　　我比较欣赏张承志,他是一位有信仰的真正的作家,他特立独行的气质几乎影响着一个民族,他保卫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不屈膝,据说他所著的《心灵史》被很多人视为圣经,与《古兰经》放在一起。在这个文学都要倚门卖笑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神圣之准则濒临瓦解,人文之精神已经萎缩,中国文化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恶劣的文化环境下,张承志宁愿做一位理想主义者,也不愿做一位利己主义者,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一位生错时代的精神圣徒。如今这位著名作家的生活一贫如洗,但于真正的作家而言,他确实是一位能够抵挡物质诱惑的“英雄”,他激励着不少仍然坚守着文学芳草地的文学青年。

　　再来看看当今之中国文化,难道让这样一批被媒体热炒起来的人充当文化主体,肆意践踏文学之神圣,这难道不是令人悲哀和极具讽刺的事么?他们本质上就是一些名利之徒,一无操守二无原则的文人,他们利用媒体而称霸文化领域,占据泱泱大国之文坛,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荒唐的么?据说韩寒第一天开“微博”,只发了一个“喂”字,转发这一个字的有近五千人,评论的一万多人,真是惊叹现在的人,一个“喂”有什么价值,竟然让这么多的中国人追捧和信仰。文坛何以堕落如斯,正是因为中国人缺乏信仰。

　　我是要求中国人最起码得追求一点心灵信仰,种庄稼的信仰庄稼,搞文学的信仰文学,搞学术的信仰学术,都要纯正、纯洁一点,不能总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随便改变自己的立场,随时放弃自己的观点,轻易抛弃自己的原则。当今的知识分子很多都不干净了,在他们眼里,庸俗是时髦的,肮脏是光荣的,清洁是可耻的,他们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坚守着利己主义,根本就没有为人类为社会做出一些积极贡献的观念。

　　如果有一天中国文化彻底崩溃了,首先应该追究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罪责,因为他们都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