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4北京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实施探索评析
北京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实施探索评析
谢欣梅
[1]
【摘要】北京作为首都和快速发展的特大城市,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全国的大城市发展也有着较大的示范效应。北京确定并一直坚持的‚分散集团式‛的城市结构表达了城市政府对于生态城市生活理念的追求。在经历了20多年的绿化隔离地区实施历程后,进入推进实施困难的茫然时期。本文拟从生态城市建设的视角重新评价和考量我们的城市结构和实施中的偏差,以期为政府出台该地区的实施策略提供参考,提出从科学规划、弹性管理和政府投入方面多下功夫,对于促进大都市的生态化发展,以及真正实现生态城市寻找出路。
【关键词】生态;城市结构;实施
北京作为首都和快速发展的特大城市,对全国的大城市发展都有着较大的示范效应。而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发展更不能脱离对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分析和把握,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来临。2008年,联合国宣布世界进入城市化时代,全球已经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率也从1978年的17.4%增长到2011年首次突破50%,达到51.3%。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也进入了发展的关键阶段。北京作为首都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12年的全国新型城市化水平排序中位居第二,城市化率达到65.8%[2]i 。
城市本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美好家园,是五千年文明史不断演进的结晶,但也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灾害场所:城市消耗了占全球70%的能源,排放量85%的废气、废渣,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量的85%左右。因此,我国中后期城市化的主要战略必须将城市(镇)的发展模式从数量扩张型转向生活质量提高型和生态环境低干扰型的低碳生态城市模式,才能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人民未来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北京生态城市结构的选择
1.1 城市发展阶段的演变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由此,可以将城市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然城市阶段、人文城市阶段和生态城市阶段。自然城市阶段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以商贸城和城堡为中心,人类从属于自然。人文城市阶段产生了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现代工业城市
为依托的城市文明时期。人类的智慧创造了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奇迹,但是对生态均衡发展的破坏也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在此期间,城市形态的转型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丘吉尔推出的新城计划等。生态城市阶段呈现出人对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某种程度的回归,而作为生态文明主要驱动器的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与否,决定了这个文明的成败。 [4][3]
1.2 北京生态城市结构的提出
中国是农耕文明历史最长的国家,也创造出了一整套与周边环境友好相处、天人合一的生存和生产理念。古都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近郊有许多规模巨大的皇家园林寺庙和私家宅园等人文景观;远郊森林葱郁,鸟语花香,有多处山水优美的风景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大城市病”问题,防止城市无序增长,新中国第一代西方留学归来的建筑与规划学者们,在借鉴了西方的试图解决城市问题的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尤其是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原则。
客观地说,“分散集团式”的城市结构在1958年版的《北京总体规划方案》中被首次提出时许多观点都是带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代烙印的,也仅仅是怀着一种较为朴素的生态观念,经不起我们用现代低碳的标准来计算和衡量。但是这一布局压缩了市区的规划城市用地,使市区规模没有过大地扩展。这不仅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角度看十分有利,而且城市中预留的较大“空隙”也为城市未来的调整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空间。因此,“分散集团式”的布局模式一直保留在后来北京不同阶段的总体规划之中。而之后的20年规划实施历程正处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初期,城市急速扩展的成长时期。北京市对于这一生态城市结构的坚持,选择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也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首都的胸襟。
所谓‚大城市病‛本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这将加剧城市负担(高碳排放)、制约城市化发展(城市空心化和贫民窟化)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这些问题的成因部分是由于城市中心过于集中,而城市的边缘又出现了低密度的无序蔓延,导致生态环境被蚕食。因此,城市规划的核心要务就成为:引导城市在合理的密度下有序增长,防止随意侵占城市生态用地,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②这些理论包括: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以及艾伯克龙比的‚大伦敦规划‛等。而其中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就是要把传统大城市那种拥挤成一整块的形态在合适的区域范围内分解成为若干集中单元,并把这些单元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功能集中点‛,它们彼此之间用保护性的生态绿地隔离开来 。
③虽然‚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原则是在1958年出台的《北京总体规划方案》中被首次应用的,但是该思想是梁思成在1945年就提出的。他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中指出‚欧美市镇起病主因在人口之过度集中‛,呼吁‚必须以‘有机疏散’为原则,将一个大都市‘分’为多数的‘小市镇’或‘区’;而在每区之内,居民的活动相对集中,自给自足;区与区之间,设立‘绿荫地带’,作为公园,为居民游憩之所‛。 ①①②③ii
2. 北京生态城市结构的实施
1958年的总体规划方案确定了北京“分散集团式”的布局模式后,经历了文革期间城市建设的混乱阶段。1982版的总体规划坚持和进一步明确了“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并且针对绿化隔离地区指出:在旧城区和各新建区之间,以及各新建区之间,保留绿化带或成片的好菜地和高产农田以实现这一城市结构。然而,截至1990年代之前,对如何实施绿化隔离地区没有系统的政策进行指导或编制专项规划,城市建设的重点还集中在规划建设区的范围之内。
2.1 试点启动阶段
1992版总体规划再一次坚持并深化了“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确定的绿化隔离地区总面积约有240平方公里(包括已绿化和水面面积30平方公里,各类建设占地80平方公里,农田、菜田130平方公里),并提出“全市林木覆盖率在世纪末达到40%”的目标,使北京的绿化隔离地区成为完成绿化任务指标的主要载体,从而推动了绿化隔离地区的实施。
1993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通过了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的《关于加快绿化步伐实现全市林木覆盖率40%的意见的汇报提纲》(京政发[1993]77号文)。这是一个面向全市绿化建设的政府文件,但是提出:“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有计划地将一部分农田、粮田改作绿地和开发用地”,为其后出台的绿化隔离地区相关政策奠定了基础。
1994年1月北京市政府又批转首都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的《关于实施市区规划绿化隔离地区绿化请示的通知》(京政发[1994]7号文),以试点单位的形式正式启动。该文件是从北京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空间结构出发,专门针对绿化隔离地区绿化建设问题的主要政策文件。该文件指出:1985年以来,绿化隔离地区真正实现的绿化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左右。而随着城乡建设速度的加快,对绿隔地区“蚕食”现象越来越严重,严重地威胁着“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同时提出了成片绿化面积已经达到30%以上的有明显绿化成绩的乡(镇)、村,可以运用市场力量促进实现规划绿化隔离地区绿化的政策。
1997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冻结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审批,绿化隔离地区的试点单位随后停止了办理征地手续;1998-1999年绿化隔离地区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根据1990年的普查结果,全市林地覆盖面积47.13万公顷,林木覆盖率28.31%,城市建设区绿化覆盖率为28.78%;91年至93年,测算全市进入覆盖的林地面积已增加到55.93万公顷,林木覆盖率可达33.58%,距40%的目标还差6.42个百分点,缺10.67万公顷。而92版北京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绿化隔离地区约为240平方公里,在当时实际绿化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左右,仅占规划绿化隔离地区总面积的8% 。因此在完成全市绿化指标,尤其是城市建成区和近郊大环境绿化的指标压力之下,对绿化隔离地区加快实施绿化建设就成为当然之选。 ④④
2.2 大规模建设阶段
2000年初,北京为了赢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中国政府承诺要办一届“绿色奥运”,并承诺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北京的环境,包括迁出高污染行业、引入更为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以及大面积植树
所当然的选择。[7] [6]。于是,市区绿化隔离地区建设重新启动就成为了改善环境理
由于任务十分紧迫,所以这一阶段出台的相关政策十分密集。对规划影响最大的是两个文件:首先是成立了绿化隔离地区建设领导小组和总指挥部,作为专门的管理组织机构;其后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意见》(京政发[2000]12号),确立了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总体指导思路;再其后,由总指挥部牵头会同规划、国土、园林、财政、公安等各个部门,出台了以《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京政办发[2000]20号),提出了用3-4年时间在规划绿化隔离地区完成绿化的任务。
这一阶段绿化隔离地区为保证大规模实施,在用地控制方面采用根据实施单位的现状人口数量确定开发规模的方式;土地获取方式采用不同性质的用地区别对待:规划绿地主要以“退耕还林——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方式实现,农民回迁房采用“征用划拨”方式,商品房建设采用“有偿出让”方式获取。这种全市“一刀切”的刚性实施方式简化了政府的管理程序、降低了管理成本,有效推进了绿化隔离地区的建设(至2007年底实施规划绿地面积达126.42 平方公里)。
依据北京市规划院2007年12月整理的绿化隔离地区实施情况来看:已拆迁人口比例实现了37.63%,回迁房建成比例为41.74%,完成规划绿地比例为66.72%,完成商品房建设比例为121.38%。这一实施结果明显与政策制定及规划编制的初衷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前期规划绿地大多通过农用地转化来实现,回迁房建设的启动也是通过占用现状空地,代价和成本都较小。未实施的规划绿地和建设都需要通过拆迁来实现,必定需要更多的平衡资金用地来实现。 ⑦⑥⑤
2.3 重点推进阶段
为了转变开发带动“以地生钱”的单一实施模式,同时,解决“一刀切”的政策在实即在实施初期,核实并冻结各实施单位的人口,以此人口为基数,每人分配40-50平米的回迁房建设面积,然后以回迁房面积为基数,可以开发50%的商品房建设面积。
⑥减少征地一方面大大减少了政府实现绿化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保持绿化用地的农用性质也可以规避国土部门农地保护的管理。
⑦统计范围包括原规划一道绿化隔离地区240平方公里和外加的70 平方公里享受政策区。
⑧笔者以为,新一轮的绿隔实施政策由发改委牵头出台本身就带有这一目的,可惜在发改委出台的文件中和今后的实施过程中都没有体现出这一点。 ⑤⑧
施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2008年北京市政府批转了市发改委《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建设意见的通知》(京政发【2008】17号文件),提出:以解决农民问题为根本,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个案处理、逐村落实,促进绿隔地区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此后在规划编制和实施中进行了试点探索,包括海淀区玉泉大队北坞村的“一村一策”试点和朝阳区崔各庄大望京村用土地储备方式实现规划的试点。
此时的绿化隔离地区已经迅速成长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周边的城市建设和较为齐全的配套设施,使得该区域未拆迁的村庄建设成为价格洼地,深受初到北京的低端外来人口的欢迎。这使得该区域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农民以出租房屋为主要生活来源,违法建设屡禁不止,形成了具有鲜明城乡结合部特色的“瓦片经济”。
2009年新疆7.5事件发生之后,市委市政府对城乡结合部地区存在较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组织有关部门完成了《关于城乡结合部规划和实施措施的工作情况汇报》。同时,以市综治办向社会公布的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点) 名单为依据,以“先难后易”的顺序先期全面启动城乡结合部50个市级重点村的城市化建设工作,希望借助攻克难点的有利形势,乘胜追击,一举解决城乡结合部其他村庄的城市化建设问题。
村庄分布以中心城为主约有38个,中心城外围约12个。其中,位于绿化隔离地区约26个,约17个重点村将采取土地储备的方
式进行城市化建设,确保重点村的拆迁进度
和规划实施。经初步测算,这50个村总共需
要城市化建设资金约1300亿元。经过两年多
的实施,这有一定实施基础的26个村庄中完
成拆迁的仅10个;而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我国政府为控制房地产泡沫而出台房屋
限购令,导致重点村主要实施模式——以土
地储备推进大规模城市化建设的方式被叫
停;同时,土地储备的实施方式推高了村庄的拆迁成本,导致后续拆迁村民的期望值过高。从目前的形势判断,北京生态城市结构的实施的已经驶入了深水区。
北京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的简称。
这50个村是位于城乡结合部地区人口密度高,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群众安全感不高的村庄,需要全市公安、建委、工商、卫生、城管等部门联合对其进行集中整治,重点围绕治安秩序、出租房屋安全隐患、火灾隐患、环境卫生等开展专项清理整治工作。 ⑩⑨⑨ ⑩
3.北京生态城市结构实施评析
北京确定并一直坚持的“分散集团式”的城市结构表达了城市政府对于生态城市生活理念的追求。虽然该理念提出的时机也许与城市的发展阶段不相匹配,该结构的具体形式也未必经得起低碳指标的考验,而片面追求生态的实施政策也导致了实施结果与我们的初衷大相背离,但是对生态城市结构的坚持却是不容动摇的。因为,它是避免大都市危机,缓解人们的生存焦虑,以及保障我国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在目前这个绿隔规划实施推进困难的迷茫时期,从生态城市建设的视角重新评价和考量我们的城市结构和实施中的偏差,或许可以为政府出台该地区的实施策略提供参考,对于大都市的生态化发展,以及真正实现生态城市寻找出路。
3.1对低碳生态城市结构的评析
低碳生态城市(Low-carbon Ecological City),是指建立在人类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更为深刻的基础上,以低碳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标志的节能、环保型城市,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的,建立起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
对低碳生态城市模式的研究必须首先从城市整体的层次来寻求应对之道。城市结构形态一般可以分为四种形式:中心团块型是最常见的一种城市形态,它对城市的规模要求较高,一旦超出该形态所能容纳的极限,其集聚效应、集约功能将走向反面,造成土地价值大幅上涨、城镇污染加剧等高碳化现象。沿轴线扩展形是一种线性形态,不适宜大城市发展,该形态是一个交通效率高、城镇发展低碳化的形态,但是需要避免无限制的横向发展,导致横向交通过长。跳跃发展型是一种点状形态,它需要严格控制每个卫星城的规模并加强整体的交通联系,形成一个紧凑的结构形态。其与中心城距离过近会引起填充式开发,距离过远则联系不紧密,增加交通耗时。星状指状型是一种更
为零散的点状形态,优点在于:疏导中心城人口,
易于组织公共交通,各发展轴之间的楔形绿地可
以保证低碳化运行等。但如果规划建设不合理也
会出现:城市中心由于轴线交汇而压力过大;轴
线过长会导致中心城地位减弱,公共服务发展失
衡;对形态控制不当造成轴线间的楔形绿地被建
设填充等[8]。 生态城市结构示意图
北京这个特大城市是个复杂的巨系统,城
市规模早已超出了任何单一类型发展的极限。因此,分散集团式的城市结构可以成为北京城市未来实现低碳发展的方向,但需要结合以上四种城市结构的低碳优势分析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调整。首先,有必要控制中心大团的规模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第二,采用快速公交系统承担起放射走廊的轴向运行,但走廊端点的设置应考虑在1小时通勤圈以内;第三,利用现有城镇发展新城,与中心城和其他新城之间的距离控制在20~40公里
⒓[9]⒒;第四,卫星城的形态应尽量沿轴向扩展,控制横向的宽度,以利于充分利用公共交通。
用低碳化的城市结构考察北京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通而不畅”是关键。“通”既是指快速公共交通系统对新城与中心城之间及各个新城之间的必要联络,也是水网和绿网在楔形绿色空间内的分工协作,以此控制建设组团的规模,保障绿色风道的生态效率。“不畅”是指在联通的前提下,慎重增加绿色空间内的路网密度,避免以小汽车出行为主导的网络状城市群的出现。
3.2生态城市结构实施中的问题评析
3.2.1 片面追求生态
北京在绿化隔离地区的实施中多采用以绿地实施为主要目标的政策措施,虽然对于北京市的绿地指标和环境改善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是从生态城市建设的角度考察,这种实施方式存在一定的误区。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生态建设。生态城市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和谐发展,物流、能源流、信息流和人流高效运转,城市生态和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从地域范围看,它是城乡的复合;从涉及领域来看,它是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统一;从生态环境来看,它是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从城市经济看,它是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从社会方面看,它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单纯考虑绿地实施的政策是无法实现生态城市结构的建设的。
3.2.2 城乡二元分隔
城乡二元分隔是北京生态城市结构实施的严重障碍。割裂地看待城市和乡村会出现盲目扩张城市,孤立和剥夺农村,无法形成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格局。在北京绿隔地区建设实施的过程中79个实施主体中乡镇只有21个,大多还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实施。区级和市级的统筹更加缺位。这种低级别的实施主体以及单纯引入市场机制的实施手段对于局部地区实现小面积的规划城市绿地可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明显无力承担全市实现生态城市结构的重 中心大团与边缘集团之间设臵的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的设臵虽然没有考虑到北京城市的快速增长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诟病,但是在控制中心城规模,形成低碳生态城市结构方面还是相当必要的。
⒓ 这里的‚轴向‛是指新城与中心城相联系的方向,而‚横向‛是指与轴向相垂直的方向。 ⒒
任。由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大量任务和项目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在这些领域市场机制失灵,需要用非市场手段作为基本手段,这已经被证明并成共识[10]。
3.2.3 忽视产业发展
经济增长虽然一直是城市政府关注的焦点,但是在绿隔地区的实施过程中对于绿隔地区的生态产业发展的培育却被长期忽视。绿隔地区的城市化也只在农民上楼和生态建设方面做些表面文章,没有从城市化的本质——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方面下过功夫。其实,从长期和全局来看,城市环境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城市经济发展可为生态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而生态建设本身就是一项经济活动,同时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在进一步推进生态城市结构实施的过程中应加快生态区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生态经济纳入城市经济发展的框架体系之内。创新制度设计,加大对于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现代服务业的扶植,以此带动集体经济发展,组织农民参与就业。将生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同时重视生态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通过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来实现生态城市建设。
4. 进一步推进实施的措施建议
通过对北京“分散集团式”的生态城市空间结构的实施评析可以看出,要进一步推进生态城市空间结构的建设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科学规划、弹性管理、政府投入。
4.1科学规划
北京“分散集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带有较强的平均主义色彩,为追求所谓的均衡图面效果而忽视了真正的生态需求,这样不仅给规划实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且使一些区域的规划绿色空间不具备生态功能。从低碳生态的视角考察,结合自然地理状况的绿地更能够发挥其生态和环境的功能,如坡地、水体(河流和湖泊)及其周围环境、湿地、断裂带等。因此,北京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科学规划城市的绿色空间。划定刚性生态保护区域,保障其生态功能的发挥;划定弹性结构形绿带,为北京城未来的发展预留空间。
生态用地规划的刚性规划原则包括:城市开放空间(公园和休闲娱乐用地等)、生态环境保护区、水源地管理保护区、100年洪水泛滥区、禁止建设区、洪水调控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等。这些以刚性目的划定的生态地带应该保证其长期地稳定不变[11]。
其他绿色空间的划定是为了适应城市发展阶段,丰富低碳化的城市生长结构的,因此,绿色空间的土地使用方式和性质转化应体现一定的灵活性,随着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转移或
发展重点的转变而调整其控制建设的内容和强度。
4.2弹性管理
对于规划绿色空间范围内的自然村落和居民的安置与发展往往是城乡结合部地区管理的重中之重。但是,考察前期的绿化隔离地区实施历程,统一地、一次性地安置和迁移代价越来越高,改造成本需要引入更多的开发建设才能平衡,这引发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经济影响是长期的且难以预测。同时,考虑到城乡结合部村落出租房的发展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保障性住房发展不足的必要补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住房问题,对于弥补政府住房政策和补贴所不及的部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也是该地区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该区域的村民搬迁和改造应采用一定的弹性管理原则。一方面,赋予原有居民和自然村落一定的建设灵活性,发挥村民的自主改造的积极性,用新农村的方式提升村民住房质量,同时利用加强城市和社区管理等手段来缓解城乡结合部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依赖市场机制,分批次,小规模地通过时间来渐进地消化和转化村民,使其比较自然地融入城市。
4.3政府投入
北京建设生态城市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发展的综合目标之一。考虑到集体经济组织认识阶段有限,发展资金压力较大,自身实施生态绿地的动力不足,北京城市的生态建设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强投入,以确保该目标的最终实现。
政府投入包括组织管理投入、人才投入、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等多个方面。组织管理投入是指成立类似“绿色生态园区管委会”的专门组织机构,借助生态园区的建设管理模式把该保护的区域大胆投入、坚决保护,适合建设的区域引导发展还利于民。在生态绿色空间内引入的产业应首先符合首都产业发展的要求,适应全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同时,保障绿色空间的生态功能,加强绿色空间的特色与活力的产业。如:都市型农业、旅游休闲业、生态环保型产业、高新技术研发、体育休闲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地区环境质量的控制,吸纳周边农民就业,保障地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绿色生态园区的建设不能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还需要政府加强资金投入,用于生态建设和绿色生态产业的扶持工作;加强人才投入,创造新型就业岗位,增加产业附加值;提高技术投入,降低产业能耗,实现低碳发展等。
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本文只从城市规划层面梳理和考察了生态城市结构的实施历程,旨在为市政府进一步推进生态城市的实施提供新的视角。真正实现生态城
市还需要从发展循环经济、利用可再生资源、节约能源、新技术运用等多方面,依靠社会各界力量的配合,才能共同实现。
北京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实施探索评析
参考文献
[1]中科院报告《中国内地城市化率已突破50%》,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10-31/4290659.shtml。
[2]牛文元 《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科学出版社。
[3]仇保兴. 《我国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形势与任务》,城市规划,2012年,第36卷,第12期。 [4]仇保兴. 《我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趋势——低碳生态城市》,现代城市,2010年,Vol5,NO.1。 [5]杨小鹏. 《北京市区绿化隔离地区:历程回顾与实施问题》,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2008.3.27.(编号:200803-812)。
[6]张光秦. 《环境的秘密:北京奥运环境体检报告》,凤凰周刊,2007年,第32期。
[7]杨小鹏. 《北京绿化隔离地区: 历程回顾、实施问题与原因分析》,博士论文,2008年。
[8]潘海啸 汤易. 《中国低碳城市的空间规划策略》,城市规划学刊,2008年,(6):56-64。 [9]郑皓. 《城市结构形态低碳化的规划策略》,规划师,2012年,第5期,第28卷。
[10]叶立梅. 《北京生态城市的实现路径》,北京规划建设。
[11]谢欣梅 丁成日. 《伦敦绿化带政策实施评价及其对北京的启示和建议》,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6期,第19卷。
作者简介:谢欣梅(1972— ),女,大学本科,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