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朗的个人经历

阿姆斯特朗的个人经历

双子星计划

阿姆斯特朗的第一次任务是担任双子星5号的候补指令飞行员，与埃里奥特·希搭档。这次任务长达八天，创造了当时的纪录，任务的主力宇航员是戈尔登·库勃和皮特·康拉德。在卡纳维拉尔角观看发射后，阿姆斯特朗和希驾驶T-38“禽爪”型飞机回到休斯敦，甚至还和在地球轨道中的库勃和康拉德通了话。

1965年9月20日，双子星8号的宇航员选择公布：阿姆斯特朗担任指令飞行员，与大卫·斯科特搭档。斯科特在同一批宇航员中第一个获得任务。双子星8号于1966年3月16日发射，计划中要与阿金纳对接舱完成轨道集合并对接以及美国航天史上第二次舱外活动（阿姆斯特朗本人不喜欢“太空行走”这个叫法）。计划中，整个任务将持续75小时，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会环绕地球55周。当地时间上午10点阿金纳对接舱发射后，上午11点41分02秒，巨人2号（Titan II）火箭发射，将两位宇航员送入太空。

进入轨道后六个半小时后，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轨道对接。由于地面上的许多地方缺乏通信站，与宇航员的通讯一度中断。此时已对接的航天器突然开始旋转，阿姆斯特朗尝试了轨道高度与机动系统（Orbital Attitude and Maneuvering System，OAMS ），但没能停止旋转。他们接受了指令中心的建议，与阿金纳分离，但旋转突然加快，达到了每秒一周。阿姆斯特朗决定使用返回控制系统（Reentry Control System，RCS ）并关闭轨道高度与机动系统。任务规则中明确规定返回控制系统一旦开启，航天器就必须尽快返回大气层。 宇航员办公室中的一些人认为阿姆斯特朗犯了大错，甚至还提到他不是军人这一细节。宇航员瓦尔特·康尼翰在他的自传《全美国男孩》（The All-American Boys ）中提到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完全忽视了这种情况下的应对方案。这其实是不真实的；没有这方面的规则。康尼翰还错误地认为当时阿姆斯特朗可以只打开返回控制系统中的一部分；其实他当时没有选择，只能全部打开。康尼翰是当时不多的严肃批评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的行为的人之一。指挥中心负责人金·克兰兹（Gene Kranz）在他的自传《永不言败》（Failure Is Not An Option）中说道：“两位宇航员是按照训练步骤做的。我们的训练有误，使得他们出错。”任务决策人没意识到两个航天器对接后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阿姆斯特朗本人对这次任务觉得很难过，斯科特不得不放弃他的舱外活动，其他一些任务计划也没能完成。他没有听到别人的评论，但猜测如果当时再冷静一些，也许就不用开启返回控制系统，或者使用阿金纳对接舱的高度控制系统就可以停止旋转而不必与其分离。

双子星8号返回后两天，阿姆斯特朗接到了他在双子星计划中的最后一次任务：双子星11号的替补指令飞行员。已经为两次任务接受训练后，他对航天器的各个系统已经相当熟悉，任务过程中更多的是在帮助新人威廉·安三氯异氰尿酸片剂德斯熟悉航天器操作。双子星11号于1966年9月12日发射，皮特·康拉德和理查德·戈尔登执行了这次任务。任务很成功，阿姆斯特朗担任了指令舱宇航通讯员（CapCom ）。

双子星11号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安排阿姆斯特朗、戈尔登、阿波罗航天器办公室主任乔治·洛（George Low），各自的妻子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到南美进行了一次慈善访问。他们去了11个国家的14个城市。阿姆斯特朗在与当地名人见面时使用对方语言问好。在巴西，阿姆斯特朗谈到了巴西著名飞行员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特（Alberto Santos-Dumont），认为他发明的飞行器超过了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

早期阿波罗计划

简介

耗时11年，投资233亿美元，6次把宇航员送上太空，7次发射飞行器

计划内容

1967年1月27日，阿姆斯特朗与戈尔登·库勃、理查德·戈尔登、吉姆·洛威尔和斯科特·卡彭特一道在华盛顿参加了《外空条约》（Outer Space Treaty）的签署仪式。晚上6点45分，卡彭特去了机场，其他四人返回了酒店。在酒店的电话留言里他们得知了阿波罗1号的大火以及维吉尔·格里森、爱德华·怀特和罗杰·查菲牺牲的消息。四人留在了酒店内，一晚上都在谈论这次事故，借酒浇愁。

1967年4月5日，阿波罗1号调查报告被公布的当天，阿姆斯特朗和其他17名宇航员与迪克·斯雷顿开会。斯雷顿首先宣布：“首次登月的宇航员人选将从这间屋子里产生。”尤金·塞尔南后来回忆，阿姆斯特朗对这句话没有什么反应。对于阿姆斯特朗，这句话并不意外——当时在场的宇航员都参加了双子星计划，首次登月的人选只能从他们之中产生。斯雷顿谈到了计划中的任务，并将阿姆斯特朗安排到了阿波罗9号的替补团队。阿波罗9号当时是一次在远地轨道中测试登月舱的任务。由于登月舱的制造进度远远晚于预期，阿波罗8号和9号的人选被互换。按照宇航员的轮换制度，阿姆斯特朗将担任阿波罗11号的指令长。 为了使宇航员们熟悉登月舱的操作，贝尔飞行系统公司（Bell Aerosystems）生产了两部登月试验机（Lunar Landing Research Vehicles ），日后被改装成了登月训练机（Lunar Landing Training Vehicles）。这两台机器能够模拟月球表面相当于地球六分之一的重力，使宇航员们能够提前适应登月舱的操作。1968年5月6日，阿姆斯特朗在训练时，登月训练机在约30米高度突然失灵，他发现训练机即将坠毁后使用弹射座椅跳伞逃生。事后研究显示，阿姆斯特朗如果晚0.5秒逃生，他的降落伞就没有足够时间完全打开。阿姆斯特朗并没有受重伤，只是咬到了自己的舌头。虽然几乎丧命，但阿姆斯特朗依然认为登月训练机对于模拟登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阿波罗8号环绕月球后，1968年12月23日，迪克·斯雷顿安排阿姆斯特朗（阿波罗8号的替补指令长）担任阿波罗11号的指令长，登月舱驾驶员是巴兹·奥尔德林，指令舱驾驶员是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 ）。在一次直到2005年阿姆斯特朗的传记中才公开的会议中，斯雷顿询问阿姆斯特朗是否需要将奥尔德林换成经验更加丰富的吉姆·洛威尔。考虑了整整一天后，阿姆斯特朗觉得保留原来的安排，不仅因为奥尔德林完全可以胜任，洛威尔也配得上他自己的一次任务。在登月的三名宇航员中，登月舱驾驶员被非正式地排在第三位，阿姆斯特朗觉得让双子星12号指令飞行员洛威尔在自己的团队里排第三实在是无法解释。

围绕着阿波罗11号的一个小争议就是登月后谁第一个迈出登月舱，踏上月球。起初，奥尔德林认为他应该在先；双子星计划中的太空行走都是由飞行员执行，指令飞行员留在航天器内。指令飞行员在航天器中有许多责任，再增加舱外活动的训练会影响其他工作。

《阿波罗——月球远征》一书中（Apollo - Expeditions To The Moon），作者罗伯特·谢罗德（Robert Sherrod）写了“登月的人”（"Men For The Moon"）一章，介绍了奥尔德林的顾虑，还提到在模拟训练时，奥尔德林模拟率先离开登月舱必须爬过阿姆斯特朗才能到达舱门（登月舱舱门向内侧右边开，位于右边的登月舱驾驶员先出去非常困难），登月舱模型也因此被损坏。书中还提到斯雷顿曾说过：“„„第二，哪怕只是在方案层面，我也觉得应该是指令长先出去„„我发现他们原来的安排之后立刻就改过来了。鲍勃·吉尔鲁斯也同意。”

很可能是1969年3月，斯雷顿、吉尔鲁斯、洛和飞行任务中心主任克里斯·克拉夫特（Chris Kraft ）在一次会议中决定阿姆斯特朗将第一个离开登月舱并踏上月球。1969年4月14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中，阿姆斯特朗第一个登月的原因是登月舱的设计。这四名决策人最初并不知道舱门设计的问题，这次会议直到2001年克拉夫特自传的发表才为人所知[24]。

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即将发射时，阿姆斯特朗收到了一份来自发射台负责人冈特·文特（Guenter Wendt）的礼物——一个聚苯乙烯做的月牙。文特说这是月球的钥匙。作为回赠，阿姆斯特朗给了文特一张“两个行星之间有效”的“太空出租车”票。[1]

飞向月球

阿波罗11号发射时，阿姆斯特朗的心率达到每分钟109下，对他来说发射的第一阶段尤其吵——比双子星8号的发射要吵得多。相对于双子星航天器，阿波罗太空舱要略大一些；但很幸运，三人都没有患其他宇航员曾遇到过的太空适应综合症。阿姆斯特朗特别高兴，他小时候曾晕车，大量的翻转动作后可能会出现晕眩。

阿姆斯特朗的目的仅仅是安全地降落，而没有一个特别的降落点。由于相对宽松的降落要求，阿姆斯特朗对登月的具体地点也不是特别在意。降落点火三分钟后，他发现登月舱提前两秒飞越了指定的环形山，意味着登月点将偏离计划中的位置好几英里。登月舱“鹰号”的降落雷达找到目标后，出现了几次错误。第一次是1202号错误；虽然任务前进行了大量的训练，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仍不记得代码代表的错误。对于阿姆斯特朗警报声大作更多的是一种干扰而并不使他特别担心；之前的试飞员生涯使他明白只要仪器还在正常工作，探测器还在获得数据，就没有必要放弃任务。1202号警报（以及后来的1201号警报）是由登月舱电脑的演算溢位。

阿波罗11号登月的一个插曲就是降落时只剩几秒钟的燃料了。其实，阿姆斯特朗对燃料并不是特别担心；他在训练时多次使用登月训练机在只剩不到15秒的燃料时安全降落。他相信哪怕登月舱在离地15米时燃料用尽都没有问题。任务后的研究显示登月舱当时还剩下约50秒的燃料。

1969年7月20日20点17分39秒（UTC ）成功降落后，阿姆斯特朗对指挥中心和整个世界说的第一句话是“休斯敦，这里是静海基地。‘鹰’着陆成功。”作为庆祝，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只是握了一下手，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就迅速开始登月后的任务步骤。由于对降落后可能的突发事件不确定，任务计划中两位宇航员需要在着陆后立刻做好紧急情况下迅速起飞的准备。[1]

踏上月球

航空航天局的正式任务计划安排两位宇航员在走出登月舱前先休息一会儿。两人都不是很累，于是阿姆斯特朗询问是否可以将月表行走提前到（休斯敦时间的）傍晚。准备停当，登月舱被减压，舱门打开，阿姆斯特朗缓慢地扶着梯子走下了登月舱。1969年7月21日凌晨2点56分（UTC ），阿姆斯特朗的左脚踏上了月球，并说：

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阿姆斯特朗在这句话中漏掉了一个字母“a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使句子不通：单独的“man ”往往指的是“人类”而不是“个人”。阿姆斯特朗事后承认他有时会漏掉个别的音节，但他也“希望历史允许我犯下这个小错并意识到我当时不是故意漏掉的——虽然我也可能只是发音很轻。”

有证据显示阿姆斯特朗的确说了这个“a ”。澳大利亚程序员皮特·山恩·福特（Peter Shann Ford ）通过数字分析后发现，当时阿姆斯特朗确实说的是“a man”，但当时通讯设备的限制使这个“a ”没被听到。福特没有把这个发现刊登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上，而是放在了他的个人网站中。不过，身为奥本

阿波罗登月

阿波罗登月(3张)

大学（Auburn University）教授的福特和阿姆斯特朗的授权传记作者詹姆斯·汉森（James R. Hansen ）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对这一问题也作过研究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关于是否有“a ”的争论被语言学家大卫·毕佛（David Beaver）和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发表在《语言日志》博客（Language Log）上。阿姆斯特朗本人希望在句子中包括“a ”，但用括号。

“一大步”这句简单而又隽永的话只是着陆之后阿姆斯特朗大量思绪中的一件，并非事先想好的。阿姆斯特朗很清楚迈出第一步之后需要说点什么，所以提到“一步”似乎是个不错的开始。有假说称他有意识地借用了作家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哈比人历险记》中的一句话（“不是他个人特别大的一步，却是黑暗中的一步。”），或者是来自于航空航天局一位官员的一份备忘录。阿姆斯特朗否认了这两种说法。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的一句话其实是“我马上就要从登月舱上迈开了”，之后他转身，踏在了月球表面上。此时，美国之音正在转播英国广播公司（BBC ）的信号，当时全世界约有四亿五千万人在关注着这一瞬间 。

阿姆斯特朗迈出第一步后十五分钟，奥尔德林也踏上了月球，成为了第二位踏上月球的人类成员。他们开始测试人类在月球上行走的可行性。一开始他们还掀开了登月舱梯子上登月纪念牌的遮盖物，并在地上插了一面美国国旗。这面国旗的顶端有一根铁丝，使旗子在无风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展开。由于铁丝没有被拉直，国旗之前也一直是被折叠起来的，所以看起来似乎是有风在吹一般。地面上关于是否应该插国旗曾引起争论，阿姆斯特朗认为这不是一个大问题。迪克·斯雷顿曾告诉阿姆斯特朗他们会收到特别的通讯，但没有说信号那一头会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对于阿波罗11号在月球上的大量照片只有五张包括阿姆斯特朗这一点，奥尔德林解释说这是插完国旗后尼克松的电话所致。总统与阿姆斯特朗交谈了足足五分钟，而这正是计划中要给阿姆斯特朗拍照的时间。任务计划的时间安排精确到分钟，一旦错过便不会有机会补救。 将早期阿波罗科学实验包安装完毕后，阿姆斯特朗走到了登月舱60米外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东环形山（East Crater ）。这是两人在Q345B 无缝钢管月球表面最远的活动距离。阿姆斯特朗的最后一个任务是把一个纪念牌放在月球表面上，以缅怀为航天事业牺牲的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以及阿波罗1号的三位宇航员查菲、格里森和怀特。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登月舱外的时间约为两个半小时，是六次登月任务中最短的一次。之后的月表行走时间逐渐加长，到阿波罗17号时达到21小时。返回

回到登月舱后，舱门被关闭，舱内重新加压。在准备重新起飞时，两位宇航员发现他们不小心折断了一个断路器开关。如果无法修复，登月舱无法点火。奥尔德林使用一支圆珠笔进 行连接，登月舱得以点火。奥尔德林仍然保留了这支救了他们命的圆珠笔。登月舱的起飞部分带着两位宇航员进入月球轨道，与指令舱重新对接，返回地球。

为了保证宇航员们没有在月球上感染某种未知疾病，三人返回后被隔离了18天。之后三人被派到世界各地进行了一次45天的“伟大的一步”（Giant Leap）访问。阿姆斯特朗之后在鲍勃·霍普（Bob Hope）的劳军联合组织（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USO ）活动中亮相，回答士兵们的一些问题，消除他们的反战情绪。一些小报曾编造出阿姆斯特朗和一道参加劳军联合组织的女演员柯妮·斯蒂文斯（Connie Stevens）产生感情的故事。

1970年5月，阿姆斯特朗曾在苏联参加第13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Space Research）会议。从波兰抵达列宁格勒后，他又来到莫斯科，拜访了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阿姆斯特朗是西方世界第一个见到图-144超音速客机的，并到尤里·加加林太空人训练中心。训练中心对他来说有点“维多利亚风格”。一天的游览结束后，阿姆斯特朗很吃惊得看到了联盟9号发回的画面。阿姆斯特朗对这次任务毫不知情，虽然执行任务的宇航员阿德里安·尼科拉耶夫的妻子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负责招待阿姆斯特朗。 后续

阿波罗11号任务后不久，阿姆斯特朗宣布他不会再次进入太空。在高级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Advance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担任副主任13个月后，1971年8月，他从航空航天局辞职，在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工程系担任教授。

阿波罗11号后，阿姆斯特朗使用任务中的许多飞行经历代替了极超音速飞行模拟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南加州大学的硕士学位。而他在多个大学（包括母校普渡大学）中选择规模较小的辛辛那提大学的主要是因为不想引起同事的反感；他不想因为自己学位不高而直接担任教授让其他人不满。阿姆斯特朗在辛辛那提大学的正式头衔是空天工程学教授。八年后，由于个人原因以及对学校逐渐改为公立大学的不满，阿姆斯特朗辞职。

阿姆斯特朗曾在两次太空事故后负责调查。1970年的阿波罗13号返回后，他被分在埃德加·科特莱特（Edgar Cortwright）的调查小组中，给出了任务的准确时间表。他个人反对重新设计引起爆炸的氧气罐。1986年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后，罗纳德·里根总统安排阿姆斯特朗担任罗杰斯委员会的副主席，负责调查任务的操作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