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巡狩":文明初期的交通史记忆 |[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6期

“巡狩”：文明初期的交通史记忆

王子今

摘   要：炎黄传说体现交通发明对文明进步的影响。先古圣王“巡狩”的传说记录，也保留了交通史的宝贵信息。舜、禹及周天子“巡狩”故事反映了交通实践与执政能力的关系。秦汉时期经儒学学者经典化了的“巡狩”传说，其实可能部分反映了远古交通进步的真实历史。秦始皇的出巡经历，有人也以古帝王“巡狩”相比拟。考古发现的早期交通遗迹虽保留信息有限，但是文化意义十分重要。今后考古工作的收获，将推进早期交通史和早期文明史的研究。

关键词：国家；炎黄；舜；禹；巡狩；考古

作者简介：王子今，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炎帝有“连山氏”称号，早期易学亦有称作《连山》或《连山易》的文献。其相互的关联值得重视。通过“连山”之“连”的字义分析，可以推进对早期交通的认识。轩辕名号与交通有关，轩辕神话也体现交通发明对文明进步的影响。先古圣王“巡狩”的传说记录，也保留了反映交通行为与早期国家形成之关系的宝贵信息。“巡狩”故事，可以看作体现交通实践与执政能力之关系的历史记忆。秦汉时期经儒学学者经典化了的“巡狩”传说，其实可能部分反映了远古交通进步的真实历史。秦始皇的“巡”“行”“游”，有人以“古者帝王巡狩”相比拟。考古发现的早期交通遗迹虽然存留信息有限，但是对于说明交通进步之历史的文化意义十分重要。今后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将证明交通条件对于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作用，并将不断充实并更新我们对早期交通史与早期文明史进程的认识。

一、炎黄交通实践

炎帝有“连山氏”称号。《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炎帝“又曰‘连山氏’。”［1］3～4早期易学亦有称作《连山》或《连山易》的文献①。人们自然会考虑到将“又曰‘连山氏’”的炎帝与《连山》一书的著作权联系起来。

有学者指出“连”和“联”可以通假。如《周礼·天官·太宰》：“三曰官联。”郑玄注：“郑司农云：‘联读为连。’古书‘连’作‘联’。”［2］212这样说来，所谓“连山”名号的含义，似可理解为与经历山地交通实践时心理感受的历史记忆有某种关系。

“连山”的“连”字，其实原本就有与交通相关的意义。《说文·辵部》：“连，贠连也。”段玉裁以为“贠连”应正之为“负车”。以为“‘连’即古文‘辇’也”。则“连”字与交通方式和交通行为相关之古义得以揭示。我们看到汉代画像中连续挽车的形式，有助于对“负车”的理解。段玉裁还解释说：“《周礼·乡师》‘　辇’，故书‘辇’作‘连’。大郑读为‘辇’。‘巾车连车’，本亦作‘辇车’。”［3］73指出“连”与“辇”的关系的，还有高亨《古字通假会典》。其中凡举四例，除《周礼·地官·乡师》“正治其徒役与其　辇”，郑玄注“故书‘辇’作‘连’，郑司农云：‘连读为辇’”之外，又有三例：

1.《周礼·春官·巾车》：“辇车组挽。”《释文》：“‘辇’本作‘连’。”

2.《战国策·赵策四》：“老妇恃辇而行。”汉帛书本“辇”作“连”。

3.《庄子·让王》：“民相连而从之。”《释文》：“司马云：‘连读曰辇。’”［2］212

“连”字“从辵车”，《说文》归于车部。段玉裁说：“‘联’‘连’为古今字，‘连’‘辇’为古今字，假‘连’为‘联’，乃专用‘辇’为‘连’。大郑当云‘连’今之‘辇’字，而云读为‘辇’者，以今字易古字，令学者易晓也。许不于车部曰‘连’古文‘辇’，而入之辵部者，小篆‘连’与‘辇’殊用。故云‘联，连也’者，今义也；云‘连，负车也’者，古义也。”［3］73所谓“‘连，负车也’者，古义也”，使人联想到“连山”名号出现的时代，人们很可能频繁经历着艰苦的交通实践。

炎帝曾经历长途远行。对于这种交通实践的历史记忆在上古文献中有所保留。如屈原《远游》：“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直驰”句，王逸注：“将候祝融，与谘谋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对于“南疑”句，王逸解释：“过衡山而观九疑也。”［4］172所谓“指炎神而直驰兮”，一作“指炎帝而直驰兮”［5］a卷五，b卷一、卷二。屈原笔下“炎帝”或者“炎神”“直驰”，“往乎南疑”而“览方外之荒忽”，正是远古先王交通行为的文化映象［6］。

传说黄帝以“轩辕氏”为名号。《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所谓“轩辕”得名缘由，一说“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②。一说“作轩冕之服，故曰轩辕”③。

“轩辕”，其实原义是指高上的车辕。《说文·车部》：“辕，辀也。”“辀，辕也。”“轩，曲辀藩车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曲辀而有藩蔽之车也。”“小车谓之辀，大车谓之辕。”“于藩车上必云曲辀者，以辀穹曲而上，而后得言轩。凡轩举之义，引申于此。曲辀所谓‘轩辕’也。”［3］725，720以“曲辀”解释“轩辕”，正符合早期高等级车辆“曲辀”形制的考古学知识。

“轩辕氏”以及所谓“轩皇”“轩帝”被用来作为后人以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著名帝王黄帝的名号，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突出的内容之一。《文选》卷一班固《东都赋》写道：“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舟舆”等交通工具的创造，被看作“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的重要条件。交通事业的成就，也被理解为帝业的基础。李善注引《周易》曰：“黄帝、尧、舜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7］31也将交通工具的发明权归于黄帝等先古圣王。

传屈原所作《楚辞·远游》中，可见“轩辕不可攀援兮”句，王逸在注文中也有比较明确的解释：“黄帝以往，难引攀也。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之，为轩辕氏也。”［4］166可见，“作舟舆”“作车服”，很可能是黄帝得名“轩辕氏”的主要原由。

黄帝传说往往与“雷”的神话有关。例如，所谓“黄帝以雷精起”④，“轩辕，主雷雨之神也”⑤，“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龙之体，主雷雨之神”⑥等说法，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淮南子·览冥训》说，先古圣王“乘雷车”⑦,《淮南子·原道训》又说：“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⑧雷声，正是宏大车队隆隆轮声的象征。司马相如《上林赋》“车骑雷起，隐天动地”［1］3033，又张衡《周天大象赋》“车府息雷毂之声”［8］卷一四，以及《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和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雷辎”⑨，焦氏《易林》所谓“雷车”⑩等，同样也可以看作例证。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　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1］3~6所谓“监于万国”、“万国和”的局面的形成，有“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归轩辕”，“合符釜山”等交通活动为条件。而“轩辕”“抚万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的交通实践，当然也为早期国家的形成准备了最重要的基础。黄帝不惮辛劳，游历四方，行踪十分遥远，他曾经东行至于海滨，登丸山与泰山；又西行至于空桐山，登鸡头山；又南行至于长江，登熊山、湘山；又向北方用兵，驱逐游牧部族荤粥的势力。非常的交通经历，成为体现执政能力的优越资质。

张衡《思玄赋》写道：“超轩辕于西海兮，跨汪氏之龙魚。闻此国之千岁兮，曾焉足以娱余？”所谓“超轩辕”，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宏远的理想。李善注：“《海外西山经》曰：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不寿者八百岁。龙鱼陵居，在北，状如狸。在汪野北，其为鱼也如狸。汪氏国在西海外，此国足龙鱼也。”［7］216～217也暗示“轩辕”在传说时代是中原至“西海外”“穷山之际”在交通能力方面据有优势地位的卓越的圣王［9］。

《文献通考》卷二六〇《封建考一·上古至周封建之制》继黄帝事迹后说帝舜“巡守”：“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又写道：“按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三代以前，事迹不可考，召会征讨之事，见于《史记·黄帝纪》，巡守朝觐之事见于《虞书·舜典》，故摭其所纪以为事始。”［10］2059则以为黄帝“召会征讨之事”与帝舜“巡守朝觐之事”有类同之处。

二、帝舜“巡狩”传说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记述，帝尧“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之名望与权威的形成，与“彤车乘白马”的交通形式有关［1］15。他选用帝舜作为执政权力继承人，首先注意到他的交通能力：“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1］22，38所谓“使舜入山林川泽”，“入于大麓”，直接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交通能力的测试。所谓“山林”，司马贞《索隐》：“《尚书》云‘纳于大麓’，《穀梁传》云‘林属于山曰麓’，是山足曰麓，故此以为入山林不迷。孔氏以麓训录，言令舜大录万几之政，与此不同。”［1］23显然《穀梁传》和《史记》的理解是正确的，而“孔氏”“以麓训录”，“令舜大录万几之政”之说不可信从。据《抱朴子·登涉》抱朴子曰：“大华之下，白骨狼藉。”言行走山林，其境险恶。“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这些严重威胁交通安全的诸多因素，使得“古中国人把无论远近的出行认为一桩不寻常的事”。他们“对于过分新奇过分不习见的事物和地方，每生恐惧之心”。在他们看来，“对我必怀有异心的人们而外，虫蛇虎豹，草木森林，深山幽谷，大河急流，暴风狂雨，烈日严霜，社稷丘墓，神鬼妖魔，亦莫不欺我远人”［11］5，56。在原始时代，对种种阻碍交通的“神灵”“患害”的克服，可以为当时社会“以为圣”，甚至被看作具有“足授天下”的资质，是符合早期交通史和早期文明史的实际的。

帝尧在位期间，已经令帝舜主持行政。而执政的重要方式，是交通行为“巡狩”：“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1］38关于“巡狩”的具体形式，《五帝本纪》有所记述：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祡，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裴骃《集解》：“郑玄曰：‘巡狩之年，诸侯见于方岳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来朝于京师也。’”［1］24~27也就是说，“巡狩”与“来朝”，是“天子”与“诸侯”自“京师”与“方岳之下”彼此交替的交通行为。对于“巡狩”四方的意义，张守节《正义》说：“王者巡狩，以诸侯自专一国，威福任己，恐其壅遏上命，泽不下流，故巡行问人疾苦也。”“巡狩”，是一种政治交通实践，通过这样的交通行为，使天下四方可以真正归为一统。

“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以及“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于是“岁二月，东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的记载，是执行“天子”行政使命的程序性操作模式。《五帝本纪》记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又说：“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1］30，38大致此“二十八年”间，推行着“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的制度。

帝舜的“巡狩”是有直接成效的。《史记》卷二《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1］50“巡狩”而“行视……”，促成了影响“天下”“下民”生存安危的重大决策。

帝舜的生命竟然结束于“巡狩”途中：“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1］44

三、“禹行”九州，“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传说中接受帝舜的委命“续鲧之业”的“鲧子禹”，治水大业的成功，与辛劳奔走的交通实践联系在一起。《史记》卷二《夏本纪》记载：“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国家经济管理与行政控制的交通规划也因此成就：“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1］51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早期国家的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格局的形成，是以交通地理知识为基础的。

前引“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这一“行”的举动，《史记》卷二《夏本纪》引《禹贡》这样记述了其路线：“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沇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道九山”，“道九川”，“于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1］52，54～56，58，60～65，67，69，75据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四奥既居”，“四方之宅已可居也”。“九山刊旅”，“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也”。“九川涤原”，“九州之川已涤除无壅塞也”。“九泽既陂”，“九州之泽皆已陂障无决溢也”［1］75。这些成就，首先有益于社会经济秩序与国家行政控制的稳定。而这一局面的实现，又有交通建设的保障。“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1］77政治的“成功”，“天下”的“太平治”，因交通实践的努力成就了基础。

人们自然会注意到，“禹行”所遵循的方向，正大略与帝舜“摄行天子政，巡狩”时“东巡狩……南巡狩……西巡狩……北巡狩……”的路线，即现今通常所谓顺时针的方向一致。

禹的功业与执政能力得到承认，竟然主要由于他通过交通实践表现出来的勤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禹也在“巡狩”的行程中结束了他的人生。《史记》卷二《夏本纪》记载了他政治生涯亦可谓交通生涯的结束：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1］83

这是明确言“帝禹”“巡狩”的记录。“崩”于“巡狩”途中的帝王，除了帝舜、帝禹外，后世还有继承者。

四、周天子“巡狩”记录

《诗·周颂·时迈》序：“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郑玄注：“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国，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禅也。《书》曰：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远行也。”孔颖达疏：“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作告至之，祭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12］588如果此说成立，则周天子以“巡守”行为继承了“帝禹”的行政方式。有关周天子“巡狩”途中去世事，见于《史记》卷四《周本纪》的记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11

随后，周穆王“周行天下”的事迹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13］1357。《史记》卷五《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　　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1］175《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1］1779都明确称“西巡狩”。对于周穆王“西征”行迹，有不同的说法。有以为西王母活动于青海12。或说周穆王所至昆仑即今阿尔泰山13。或说周穆王所至“玄池”即“咸海”。而《穆天子传》随后说到的“苦山”“黄鼠山”等，则更在其西14。或说西王母所居在“条支”15。也有学者认为，周穆王已经到达了波兰平原16。尽管对周穆王西征抵达的地点存在争议17，但是这位周天子曾经经历西域地方，是许多学者所认同的［14］。不过，《史记》中虽《秦本纪》和《赵世家》说到这位帝王的“西巡狩”经历，但是在《周本纪》中却没有看到相关记载。

五、秦始皇的“巡”“行”“游”

秦始皇实现统一，继秦王政时代的三次出巡之后，曾有五次出巡。不过，《史记》有关秦史的记录中称“巡”，称“行”，称“游”，不称“巡狩”。这应当是依据《秦记》的文字［15］。

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18“二十九年，始皇东游。”19“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20多用“巡”“行”“游”等字而不称“巡狩”，或许体现了秦文化与东方六国文化的距离。

不过，仍然有学者将这种交通行为与传说中先古圣王的“巡狩”联系起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其文字开篇就写道：“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关于所谓“时在中春”，张守节《正义》：“中音仲。古者帝王巡狩，常以中月。”［1］249～250明丘浚撰《大学衍义补》卷四六《治国平天下之要·明礼乐》就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的第一次出巡“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有所论说：“臣按：有虞之时，五年一巡守，周十有二年，王乃时巡，所以省方观民，非为游乐也。然又必以四岳为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未有频年出行，游荡如始皇者也。今年巡陇西、北地，至回中。明年上邹峄。继是渡淮浮江至南郡，登之罘，刻碣石门，至云梦，上会稽，直至沙丘崩而后已。”21论者以为帝舜和周天子的“巡”是“省方观民”，秦始皇的“巡”则是“游乐”“游荡”，这样的指责当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但是指出秦始皇“频年出行”，背离了先古圣王“出必有期，行必有方”的对出巡密度和出巡规模予以适当节度的传统，又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始皇出巡的目的，有“抚”“览”即视察慰问等因素，但炫耀权力也是重要动机。向被征服地方展示“得意”，是“巡”“行”“游”的主题之一。曾经作为秦中央政权主要决策者之一的左丞相李斯被赵高拘执，在狱中上书自陈，历数七项重要功绩，其中包括“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1］2561。平民面对这种权力炫耀形式的反应，可见项羽所谓“彼可取而代也”［1］296，刘邦所谓“大丈夫当如此也”［1］344，都说明这种“见”帝王之“得意”的成功。秦二世以为，这种出巡的目的是“示强”，以实现“威服海内”的效应。《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于是，“春，二世东行郡县。”［1］267秦二世的出巡［16］，即试图仿效“先帝”，以“巡行”显示的“强”和“威”，保障最高政治权力的接递。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谓“始皇巡陇西、北地”，“始皇巡北边”，“先帝巡行郡县”，秦皇帝巡游与先古圣王“巡狩”在形式上的继承关系，是明显的。《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帝舜“岁二月，东巡狩”事，张守节《正义》：“王者巡狩，以诸侯自专一国，威福任己，恐其壅遏上命，泽不下流，故巡行问人疾苦也。”说“王者”“巡行”就是“王者巡狩”。

六、“巡狩”：儒学礼仪化宣传与史家实证性考辨

有关上古圣王“巡狩”事迹的传说，儒学文献有经典性记述。如《尚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岳”，“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五载一巡守”［12］127。又《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12］1327～1328而《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岳。”“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有一月，北巡狩。”“五岁一巡狩。”叙说大体是一致的。

对于帝舜四时“巡守”“巡狩”四方的说法，或说“顺天道”22，或说“通乎人事”23，或说“随天道运行”，有益于以“四时成”之季节秩序促成“万国宁”的政治功业24。然而亦有学者对暑季南行、寒日北行情形提出质疑。《邵氏闻见后录》卷一〇写道：“舜一岁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颇疑之。”25清人秦笃辉《易象通义》卷二：“朱氏震谓《夏小正》十一月万物不通，则至日闭关后不省方，夏之制也。周制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矣。此说非是。孔子从周，决不以夏正取象。据此周实以至日闭关后不省方，十一月北巡狩之说，未可信矣。”26也对“十一月北巡狩”事提出质疑。

对于帝舜“巡狩”天下是否可以一年中遍及四方，学者有所讨论。宋黄伦《尚书精义》卷三：“伊川曰：自岁二月已下言巡守之事，非是当年二月便往，亦非一岁之中遍历五岳也。”27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二《舜典》对于“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有如下理解：“岱宗礼毕则南巡守，以五月至于南岳，其柴望秩于山川以下，皆如岱宗之礼。八月西巡，十有一月朔巡，礼亦皆然。曰岱礼，曰西礼，曰如初，皆史官之变文也。北岳礼毕，然后归于京师。盖一岁而巡四岳也。胡舍人则疑之，以谓计其地理，考其日程，岂有万乘之尊，六军之卫，百官之富，一岁而周万五千里哉？此说殊不然。叔恬问于文中子曰：舜一岁而巡守四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文中子曰：仪卫少而征求寡也。夫惟仪卫少而征求寡，故国不费而民不劳。元朔六年冬十月，勒兵十余万北巡朔方，东望缑山，登中岳少室，东巡海上，还封泰山，禅梁父，复之海上，并海北之碣石，历西朔方九原，以五月至于甘泉，周万八千里。夫武帝仪卫可谓多矣，征求可谓众矣，尚能八月之间，周历万八千里。而舜则仪卫少而征求寡，岂不能周历万五千里乎？胡氏之说不可为据。”28王夫之《尚书稗疏》卷一“巡守”条说：“巡守之不可一年而遍，势之必然。虽有给辨，无所取也。”他认为，“乃由河东以至泰安，由泰安以至嵩县，由华州以至易北，皆千里而遥，吉行五十里，必三旬而后达。祁寒暑雨，登顿道路，天子即不恤己劳，亦何忍于劳人邪？……而一岁遍至四岳，则必不尔。抑或五载之内，初年春东巡，次年夏南巡，又次年秋西巡，又次年冬北巡。”他还就儒学经典中的成说提出质疑：“《王制》亦有一岁四巡之说，要出于汉儒，不足深信。”29

朱熹对上古“巡守”历史记忆的合理性，进行了某种历史主义理念的分析。《朱子语类》卷七八《尚书一·纲领》“舜典”条：

或问：“舜之巡狩，是一年中遍四岳

否？”

曰：“观其末后载‘归格于艺祖，用特’

一句，则是一年遍巡四岳矣。”

问：“四岳惟衡山最远，先儒以为非今

之衡山，别自有衡山，不知在甚处？”

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则四岳

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岁不能遍及四

岳，则到一方境上会诸侯亦可。《周礼》有此

礼。”［17］1999

古来“四岳”的空间坐标定位与后世不同［18］，确实是考察帝舜是否可以“一年遍巡四岳”时必须注意到的历史条件。

先古圣王“巡狩”故事为什么后世难以理解，应当有这一行政方式并没有被严格沿承方面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巡狩”是“封建”时代的历史遗存。而推行“郡县之制”后，已“不必”袭用“巡狩”方式。明丘浚撰《大学衍义补》卷四六《治国平天下之要·明礼乐》写道：“《虞书》：‘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臣按：先儒有言，巡守所以维持封建，后世罢封建以为郡县之制，万方一国，四海一家，如肢体之分布，如心手之相应，万里如在殿廷，州县如在辇毂，挈其领而裘随，举其纲而网顺。政不必屈九重之尊，千乘万骑之禁卫，百司庶府之扈从，以劳民而伤财也。茍虑事久而弊生而欲有以考察而振作之，遣一介之臣，付方尺之诏，玺书所至，如帝亲行，天威不违，天颜咫尺，孰敢懈怠哉？然则帝舜巡守非欤。臣故曰：巡守，所以维持封建也。”按照这一说法，“巡守”适用于“封建”行政，“郡县之制”实行之后，“万方”“四海”一统，则“劳民而伤财”的“巡守”方式不得不更新。论者又引吕祖谦曰：“巡守之礼，此乃维持治具，提摄人心，圣人运天下妙处。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阙。一次巡守，又提摄整　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载一巡守，周却十二年，何故？盖周时文治渐成，礼文渐备，所以十二年方举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时变识会通处。”自“唐虞”而“周”，“巡守”间隔从“五载”变更为“十二年”，也显现出“时变”。论者又发表了自己如下判断：“臣按：吕氏谓舜五载巡守，周十二年巡守，为成王知时变识会通。臣窃以谓在虞时则可五载，在周时则可十二年，在后世罢封建，立州郡之时，守令不世官，政令守成宪，虽屡世可也。在今日时变会通之要，所以提摄整　之者，诚能择任大臣，毎五年一次，分遣巡行天下，如汉唐故事，虽非古典，亦古意也。”30后世特派大臣“分遣巡行天下”的形式，仍体现上古“巡狩”之“古意”。

考察“巡狩”古事，可能提供最可靠的证据的自然是考古工作。但是，发现和理解上古交通行为的考古学遗存，有一定的工作难度。若干试探性的分析［19］，也需要更多的论据验证。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考古发现的早期交通遗迹虽保留信息有限，但是文化意义十分重要。今后考古工作的收获，将以新的学术发现推进早期交通史和早期文明史的研究，这是没有疑议的。（本文撰写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继承的帮助，谨此致谢。）

注释

①李学勤《周易溯源》就“三兆”“三梦”各有讨论，他说：“所谓三兆之法，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是三种卜法的占书，是有道理的。”“三梦之法，可能也是三种梦占的书。”“三易”，则是《连山》《归藏》《周易》。李学勤说，“《连山》、《归藏》、《周易》，和三兆、三梦一样，是三种不同的占书。”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7页；《周易溯源》，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7页。②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云。《史记》第1～2页。③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引邹诞生音云：‘作轩冕之服，故曰轩辕。’”参看日本学者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④《艺文类聚》卷二引《河图帝纪通》，参看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34页。⑤《太平御览》卷五引《春秋合诚图》，宋人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60年复制重印本，第26页。⑥《太平御览》卷六引《大象列星图》，《太平御览》第29页。《史记》卷二七《天官书》：“轩辕，黄龙体。”张守节《正义》：“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⑦笺释：“陶方琦云：《御览》九百三十引正文作‘乘云车’，引许注作‘云雷之车’。”张双棣撰：《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8、689页。⑧高注：“雷，转气也，故以为车轮。”《淮南子校释》第18、28页。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36页；《北堂书钞》卷一一七引班固《封燕然山铭》，中国书店据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1989年影印本。⑩如《焦氏易林》卷三《否·困》：“白日阳光，雷车避藏。云雨不行，各自止乡。”艺文印书馆1970年版。11《周本纪》记述：“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张守节《正义》：“《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史记》第134～135页。12《汉书》第1611页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史记》第3179页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岀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13余太山说：“穆天子西征的目的地是‘昆仑之丘’”，“《穆天子传》所见昆仑山应即今阿尔泰山，尤指其东端。”又指出，“《穆天子传》所载自然景观和人文、物产与欧亚草原正相符合。”《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8页。14对于《穆天子传》中“天子西征至于玄池”的文句，刘师培解释说，“玄池”就是今天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咸海：“玄池即今咸海。《唐书》作雷翥海。”“今咸海以西，波斯国界也。”《穆天子传补释》，《刘师培全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546页。15《史记》第3162～3163页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16顾实推定，周穆王出雁门关，西至甘肃，入青海，登昆仑，走于阗，登帕米尔山，至兴都库什山，又经撒马尔罕等地，入西王母之邦，即今伊朗地方。又行历高加索山，北入欧洲大平原。在波兰休居三月，大猎而还。顾实认为，通过穆天子西行路线，可以认识上古时代亚欧两大陆东西交通之孔道已经初步形成的事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读穆传十论》，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4页。17这样的认识是有道理的：“在汉文典籍中，西王母多被置于极西之地。”“《穆天子传》和后来的《史记》等书一样，将西王母位置于当时所了解的最西部。”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第15页。有学者注意到“西王母之邦由东向西不断推进的过程”，指出：“这一过程恰好与我国对西方世界认识水平加强的过程相一致，是我国对西方世界认识水平加深的一种反映。”杨共乐：《早期丝绸之路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18《史记》第241～243页。泰山刻石称“亲巡远方黎民”，“周览东极”；琅邪刻石称“东抚东土”，“乃抚东土”。《史记》第245～246页。19之罘刻石称“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史记》第249～250页。20《史记》第260页。会稽刻石称“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史记》第261页。21丘濬又联系汉武帝、隋炀帝的出巡史事发表了历史评论：“其后汉武、隋炀，亦效尤焉。汉武幸而不败，然海内虚耗，所损亦多矣。炀帝南游，竟死于江都。说者谓二君者假望秩省方之说，以济其流连荒亡之举，千乘万骑，无岁不出，遐方下国，无地不到，至于民怨盗起，覆祚殒身，曾不旋踵。虽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傥非游荡无度，则河决鱼烂之势，亦未应如是其促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2宋人史浩《尚书讲义》卷二：“此舜作行幸之法也。五月必至南方，八月必至西方，十有一月必至北方，各以其时也。以其时者，顺天道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3宋人薛季宣《浪语集》卷三〇《遁甲龙图序》：“帝尧平秩四序，有虞齐政玉衡，夏南巡，祁寒北狩，岂无天道？通乎人事而已。”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24宋人黄伦《尚书精义》卷三：“无垢曰：二月东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有一月朔巡，盖随天道运行，而合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节以有事也。天道一变而运于上，君道一变而运于下，天人交际，辅相裁成，弥纶范围于不言之中，而四时成矣，万国宁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5邵博随即还汉武帝的巡行：“《汉书·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禅，又并海至碣石，又巡辽西，又历北边，又至九原，五月还甘泉，仅以百日行八千余里，尤荒唐矣。”宋人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5页。26清湖北丛书本。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8元人吴澄《书纂言》卷一：“文中子曰：舜一岁而巡四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仪卫少而征求寡也。林氏曰：汉武帝元朔初，东巡海上，还封泰山，并北海之碣石，历朔方、九原，以至甘泉。武帝仪卫征求多矣，八月之间尚行一万八千里。则舜一岁而巡四岳可知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于“一岁之中徧历五岳”持否定态度的又有宋人章如愚编《群书考索》续集卷四《经籍门·书》：“舜五载一巡守。陈曰前言：岁二月东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北巡守，非谓之遍历四岳也，但五岁之间以一巡守为率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0论者还写道：“时异世殊，上古之时风气淳朴，人用未滋，故人君所以奉身用度者，未至于华靡。故其巡行兵卫可以不备，而征求不至于过多。后世则不然，虽时君有仁爱之心，恭俭之德，然兵卫少则不足以防奸，征求寡则不足以备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贤审官，内委任大臣以帅其属，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则垂拱仰成，不出国门而天下治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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