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剧侠义精神的模式化与美学影响_裴萱

文学与艺术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抗战剧侠义精神的模式化与美学影响裴萱

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文艺政策的宽松，

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促使新时期的抗战题材

作品进行转型，民族化、平民化、个体化、草根化

的叙事主体和英雄模式得以极大彰显，侠义精

神贯穿始终并成为重要美学取向之一。无论是

《红高粱》中的“我爷爷”，还是《亮剑》中的李云

龙，无论是带有草莽色彩的游侠，还是“侠之大

者，为国为民”的大侠，都成为抗战剧英雄形象

活生生的体现。侠义精神与军事抗战题材的天

然结盟不仅仅赋予了抗日英雄自然人性的经典

价值，更是实现了抗日题材影视作品新的美学

风貌。

《亮剑》中的李云龙有一句名言，“古代剑客

和高手狭路相逢……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

鞘，这就是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侠

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之一，自古就成

为传统文化和世俗文化、唯美主义与理想主义

相互交织的美学形态。豪侠、义侠、情侠、怪侠、

大侠都是各类侠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但不论

何种类型，侠义精神都是一种理想，一种处事原

则，更是以坚韧不屈的梦想和超脱常人的意志

实现属于自身认知价值的社会公平与道德正

义。浪迹天涯、快意恩仇、敢爱敢恨、劫富济贫、

藐视权贵、特立独行等都成为侠义精神的体现。

个体的侠义精神进行扩展也正是军人的精武精

神。从《孙子兵法》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

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到金庸笔下主人公

郭靖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

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

仰的真正大侠”，都体现出军人开疆拓土、勇往

直前、慷慨献身的侠义人格。可以看出，侠义精

神自古就具有双重性特质，一方面是个体的行

侠仗义、自由豪爽；另一方面是上升至国家民族高度的军人精神，“书上侠客万般神通，说个成人童话美女爱英雄”，世俗性与崇高性赋予了侠客丰富的人格魅力。而当代抗战题材影视作品正是很好地引入侠义精神的双重品格，呈现出生动多元的文学典型。个体化侠义英雄的出现是与现代性市民社会个体伦理的彰显和大众文化的传播紧密相联的。浩大的审美现代性工程以艺术自律和个性彰显反抗理性的无意识规约，以个体感性的审美体察和市民社会力量的崛起反拨启蒙现代性的弊端；而文化工业和消费社会也促使“日常生活审美化”，使美学最大限度地参与商业运作模式，并且要顾及观众的审美兴趣，更要符合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尽管远离政治是阿多诺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宗旨，但是当他们把文化工业看做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整合工具时，大众文化显然包含了政治的因素”。[1]显而易见，侠义精神正是在个体伦理、意识形态伦理和消费文化的多重语境中获得了崭新的价值与阐释空间，新时期的抗战剧极大地契合了这一张力。一方面，个体化侠义精神契合了当前时代的审美特质，比如李云龙、姜大牙以及《雪豹》中的周卫国、《民兵葛二蛋》中的葛二蛋等，都是平民成长起来的抗日英雄，他们质朴无华、有血有肉而又展现锋芒、快意恩仇。更为重要的是，影视作品在叙事上不仅仅有宏大的战争场面，更是以“成长”模式再现了英雄们的心路历程、侠肝义胆，周卫国的突袭清风寨、骑风口之战都具有浓厚的武侠气质，也成为青年观众所热捧和青睐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董存瑞、王成等经典形象已经过时，而是对于新时期的当代观众而言，带有侠义色彩的个体英雄显得更为真实丰满、易于共鸣。另一方面，抗战题材天然地被决７２重庆社会科学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2013年第5期总第222期全球视野中国个

性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文学与艺术研究

定了同意识形态千丝万缕的联系，军人武德本的交融，是个性解放与民族情结的统一。其实纵身即为侠义精神的集体化取向，而战争本身就观文本看来，抗战只不过充当了个体侠义伦理与国家、民族的利益息息相关，战争题材的文艺精神的承载，民族的、生命的“种的力量”成为终作品更是成为彰显爱国力量和国家意志的主旋极意义的指向，无论是国民党的腐蚀拉拢或者律阵地，是意识形态伦理的美学承载。抗战题材共产党的理念宣传都为“伸张正义、除暴安良”的侠义英雄们不仅仅需要个性的彰显和平民的的侠义精神取代。可以看出，当代抗战题材影视视角，更需要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和进行爱国教对于“个人主义”和“国家党性”有着独到的思育的典型，这就产生了个体与宏大意识形态的考，并迥然不同于先前的艺术表现。一直以来，矛盾与张力。如何处理好这一张力并产生震撼宏大的意识形态伦理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的美学效果，是当下抗战剧要着力思索的话题。个人无条件服从于国家，英雄的价值也只有顺

《我的兄弟叫顺溜》就以特有的“怪侠”视角从集体意志和放弃个体家庭的前提下方能实探讨了个人伦理同意识形态伦理胶着、冲突和现。比如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我们耳熟能详融合的进程，并且取得了悲壮的美学效果。与其的英雄杨晓东只能以革命大义为先，而失去了他影片不同，该剧深入探讨了顺溜个人意志和善良顽强的母亲；《平原游击队》中的英雄李向内心挣扎的激烈冲突，而且他也始终没能成长阳神出鬼没、口碑相传，每一次出场、每一个情为领导革命的“大侠”，最后的死亡也生发出冲节和每一次战斗都是传奇，其完美英雄神话的突的悲壮情怀。其实，顺溜一直都处在个人伦理力量至今还具有鼓舞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讲，与集体伦理的纠结之中，在参军伊始，面对司令李向阳已经成为我党积极抗日、勇往直前和最员给予他的新名“陈二雷”表现出本能的抗拒，终胜利的意识形态象征符号。而新时期以来，抗这也正是在潜意识里面对军队道德观、价值观战英雄的塑造一方面秉承了宏大题材的正义的疏离与反抗。当然，顺溜传奇般的枪法使他在性、鼓舞性，另一方面却又描绘了个人伦理和革战场上屡立奇功、如鱼得水，且不说现实中是否命伦理的张力与冲突，从而造成了“小我”和“大存在如此精准的枪法，单就作战能力这一点就我”、“个体”与“集体”之间的选择与困境，无论类似于武侠文学作品中的“绝世神功”，以及后是个体伦理意识的毁灭或是侠义精神的彰显，来的个人复仇整体赋予了顺溜以“怪侠”的特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悲壮美学色彩。黑格尔也曾质。正当顺溜逐步融入集体之时，姐姐等人的被经认为悲剧的产生正是由于不同伦理实体的自害激发了其原始的个体复仇情绪，并放弃了革我分裂和内部斗争，双方都具有合理性，也有片命大义和军事纪律，成为“父仇子报”的侠客式面性，它们之间的冲突、毁灭和统一完成了悲剧个人行为，最终没能成为抗日英雄而是死在国和矛盾的建构。所以，侠义抗日英雄产生于新时民党的抢眼之下。《红高粱》则同样是在个体与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消费和美学的语境中，个集体意识形态的疏离中，完成了个体生命的张人伦理性的彰显时刻伴随着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扬。余占鳌以传统的侠义精神和民间草莽气质的规训。而不同题材的作品以不同的角度对其以复仇的形式（为罗汉大叔）完成了国家意志行进行凸显，产生了独特的美学张力价值。

为（与日本队伍血拼），实现了个体侠义伦理的新时期以来，对于人的主体性反思成为思生命力。如果说顺溜是个体伦理对抗意识形态想界集中论述的话题之一，一方面是对“人性”、伦理的悲剧，那么余占鳌则是以个体的侠气和“人道”和“人文关怀”的诉求，另一方面则是突匪气完成了本能的反抗和民族意识的逐步觉破极“左”话语对人的禁锢，“文学是人学”振聋醒。《红高粱》中展现的是自由意志与生存意志发聩的宣言成为文学创造和审美评判的价值标

2013年第5期总第222期

全球视野中国个

性重庆社会科学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７３

文学与艺术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杆。而军事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在悄然发生

着改变，其宏大英雄叙事逐步转换为个体民族

侠义叙事，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红

高粱》都成为转变的标志，莫言笔下的英雄形象

亦匪亦侠，张扬的生命力尽情倾斜在那篇高粱

地中。“莫言选择了民间的美学精神，而且这种

更精神的方向并不指向‘终极真实’的追求，相

反他所要体现的，是个人生命意志对历史的投

射———用一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他书写了‘个

人心中的历史’和‘生命美学’的历史”，而以个

人主体性参与历史建构本身即是对经典抗日题

材影视的反拨，也是莫言以审美主体性的立场

对人类存在和生命意义的追寻。长期以来，无论

是创作主体还是文本中的人物形象主体都是在

被意识形态规训下的、无力的、单面的被动存

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身体的规训所

带来的，则是中国电影影像中身体的缺失和被

遮蔽，即使是在表达欲望的身体狂欢的年代，身

体的直接呈现仍然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限定

的。”[2]不仅仅是军事抗战题材，极左时代的文艺

作品都出现了主体性丧失的情况，而自20世纪的作用。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主体”是具体承担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人。这样的主体是能动的、具有多面性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席勒在主体性美学基础上高扬感性与自由的体验，审美活动促使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通过对素朴与感伤的诗的和解通达自由的审美境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表现形式和“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都是从主体认知的角度探求美的本体性问题。而进入在后现代时期，文化工业的膨胀和新传媒不断“轰炸”、“震惊”着人的主体性存在，碎片式生存已经成为当代人的存在状态，同时，人们还要不断接受意识形态在各方面的渗入与掌控。于是，对于自由、丰富、潇洒的侠义精神的追求成为另外一种恢复主体存在的审美体验方式，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内蕴的英雄个性、江湖自由、民族大义和快意恩仇无形中修复了现代人破碎的主体性情结，也适应了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的整体环境，如同一抹光华绚丽的亮色，照亮了抗战剧的审美创作。侠义精神已经成为当前抗战影视剧的重要一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

侠义体验丰富、升华了抗战剧的美学意蕴，以其

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平民英雄的价值确认实

现了观众的共鸣效应，并与宏大意识形态遥相

呼应、相得益彰，产生了富有悲剧情怀的美感效

果。“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伴随

抗战剧侠义精神伦理的重建和主体性美学的彰

显，相信最终会实现现代人文意识的完满和双

重意识形态的统一。

参考文献80年代的《红高粱》开始，抗战题材引入个体侠义精神进行审美充足则实现了主体性原则的张扬。其实，个体的侠义精神与军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具有相似模式，见义勇为、血性男儿、仗义豪爽、以武服人、精忠报国、重情重义等等都是其共同的心理模式；但是军人身上同时还具有侠客所不具有的特质，如理念崇高、纪律性强、作风严谨、服从命令等，而恰巧的是这些特质又是长期为意识形态所规训的“正统”英雄形象。于是，新时期的抗战题材剧就从“个体”侠义精神

入手，极力生发在意识形态规训之外的侠客精

神，以世俗性、鲜活性、情感性、多面性的形象塑

造力图还原英雄的“真实”模式。主体性美学作

为启蒙时期的主导美学形式，曾经在超越客体

性美学和高扬人本主义精神的建构中发挥重要[1]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2]魏明伦：《戏海弄潮》，文汇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７４重庆社会科学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2013年第5期总第222期全球视野中国个

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