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实施积极安乐死的行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什么是安乐死?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我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案例一：

郑三娃的父亲郑大茂身患绝症，痛苦不堪。郑三娃根据郑大茂的请求，给郑大茂注射过量镇定剂致郑大茂死亡。对郑三娃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人说：郑大茂的同意是真实的，不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有人说：实施积极安乐死的行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到底谁说的是正确的呢?

郑三娃的行属于为积极安乐死的行为。安乐死，通常是指为免除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患者的痛苦，受患者嘱托而使其无痛苦地死亡。积极安乐死，是指为了免除患者的痛苦，而提前结束其生命的方法。我国法律尚未认可积极安乐死，因此，实施积极安乐死的行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安乐死分为不作为的安乐死与作为的安乐死。不作为的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患者，经其承诺，不采取治疗措施(包括撤除人工的生命维持装置)任其死亡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故意杀人罪。作为的安乐死包括三种情况：

1、是没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安乐死(本来的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犯罪;

2、是作为缩短患者生命手段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即为了免除患者的痛苦，而提前结束其生命的方法;

3、是具有缩短生命危险的安乐死(间接安乐死)。这种行为虽然具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危险，但事实上没有缩短患者生命，也不成立故意杀人罪。

就目前来说，人为地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还难以得到一般公民的认同;即使被害人同意，这种杀人行为也是对他人生命的侵害。特别是在法律对实行积极的安乐死的条件、方法、程序等还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安乐死所产生的其它一系列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法律未允许实行积极安乐死的情况下，实行积极安乐死的行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既不能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也不宜以刑法第13条的但书为根据宣告无罪。当然，量刑时可以从宽处罚。

在我国，救死扶伤是公民的道义责任，是医务人员的职业责任。对生命垂危、痛不欲生的患者，应尽量给予医务上的治疗和精神上的安慰，以减轻其痛苦。人为地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还难以得到一般国民的认同;即使被害人同意，这种杀人行为也是对他人生命的侵害。

案例二

邓明建犯故意杀人罪被判三缓四，其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视频：儿子买农药助重病母亲自杀被判缓刑4年来源：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

感谢法官，我知道错了

昨日12时10分许，邓明建走出了看守所大门，红色T恤映衬着苍白的脸，他轻轻牵着妻子走出来，面对重重包围的镜头，寡言的他愈发沉默，说得最多的是“我错了”、“谢谢大家”，此时他眼泛泪光。　　新快报(微博)：你想到过能被判缓刑吗?

邓明建：没有想到，感谢法官。

新快报：作案时，你知道是犯罪吗?

邓明建：没想到是犯了故意杀人罪，现在知道了，我很后悔，知道错了。

新快报：有什么想对母亲说的吗?

邓明建：我还想她多活两年，不想她死。

新快报：在里面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邓明建：想家，想母亲。我很感谢妻子，我要回去看母亲，去拜拜她。

■新快报记者黄琼通讯员马伟峰范贞卜晓虹崔杰锋黎晓婷

无怨无悔照顾中风老母亲18年，从在老家把屎把尿到带到番禺背母买药，四川孝子邓明建的仁孝感动了亲友相邻，也感动了众多市民。昨日上午，广州市番禺区法院对这起“孝子杀母”案进行一审宣判，最终采纳公诉人提出的缓刑建议，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邓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邓明建结束了长达一年的羁押，换上妻子带来的红色T恤及白色裤子，脸上惶恐木讷的表情变得平静了一些，拥着妻子走出重重包围圈。

宣判后，番禺法院聘请专业的心理辅导专家对邓明建进行了心理辅导，这也是该院首次将心理矫正引入成年人犯罪案件。

案情

近20年照顾病母令人动容

据了解，现年41岁的邓明建是来自四川的外来务工人员。2011年5月16日14时许，租住在番禺区石碁镇的邓明建向石碁派出所报警，称其母亲李某在出租屋内自然死亡。但警方尸检却发现是中毒死亡，其后，邓明建坦承，其受母亲请求买来农药帮其安乐死。

案发后，亲朋邻友普遍反映邓明建平时对母亲甚是孝顺，细心服侍患病母亲近20年。但检察机关认为，邓明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鉴于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建议量刑为有期徒刑三年，并可处缓刑。

在第二次开庭中，公诉人还当庭出示了补充采集的一批证据，还原了邓明建照顾病母近20年令人动容的往事。

据了解，邓明建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但长期以来，母亲都是由邓明建负责照顾。1991年，邓明建刚结婚不久，母亲便中风瘫痪，其后在邓明建的照顾下，慢慢恢复……为贴补家用，十多年前，邓明建夫妻先后来到广州打工，每月寄钱回家给母亲治病。2010年，邓父突发脑溢血病故，邓明建回老家亲自把母亲背到了广州，在身边照顾。

“经常看他背妈妈上医院，没有这个儿子她(母亲)活不了这么多年。”侯阿姨与邓家人在老家和广州都是邻居，对邓明建10多年来的勤孝看在眼里。妻子华素英也称，母亲每天都要抽筋多次，经常半夜疼醒，邓明建便起身给她按摩。在其出租屋附近的邻里都知道，妈妈的一日三餐、洗澡、梳头等，几乎都由邓明建打理。

因此，邓明建的家人、亲友，老家的广州的，纷纷请求法院轻判“好人”。

自述

母亲一直抓住我的手让我买农药

母亲患有脑血栓，右半身瘫痪，走路要拐杖，但家里没钱一直也没去过正规医院看，在老家也只是请乡下中医看一下。受病痛折磨，母亲多次让我买农药给她喝，但她别的话我都听，这件事我没有答应过。

事发那天7时多，母亲叫我不要上班陪她，我说让我先去厂里请个假。9时30分，我回来了，母亲说这几天睡不着，很辛苦，让我给她买瓶农药。一开始我不愿意，但她一直抓住我的手不放，一定要我去买。

我没办法，就出去花了29元买了两瓶农药。母亲一见到我，就让我把农药拿给她，我打开瓶盖递给她，她接过就喝了两三口。

过了两三分钟，母亲闭上眼睛，头侧向一边，嘴边冒出白色泡泡，我用纸巾帮她擦掉，接着用手推她，她没反应，我又摸她的身体，还是没反应。

我觉得母亲死了，就打电话给妻子，之后又打电话给其他亲戚。之后，我用被子把母亲的身体盖上，把农药瓶盖好扔到门口的垃圾桶里。12时妻子回来了，我们两人一起帮母亲换上新衣服。后来，厂长也来了，说要通知殡仪馆来处理尸体，又帮忙通知了治安队过来，后来派出所的也来了。

我一直没答应过母亲买农药，当天真的是她强烈要求，我没办法了才去买的(据判决书中邓明建供述)。

现场

妻子带衣赴庭接回老公

昨日庭前，记者再度见到了邓明建的妻子华素英。和此前两次开庭一样，她照例带了衣服前来，“这只是厂服，他在里面一年都穿那个衣服，如果能出来的话给他换上……”以往作为证人的华素英只能在庭外守候，远远看上丈夫一眼，而昨日的宣判活动，她第一次坐上了旁听席，咫尺相隔，含泪望向丈夫的背影。

9时35分许，伴着轻轻的铁链声，头戴黑套的邓明建被法警押送入庭，在其后的听判过程中，佝偻站立的邓明建一直略显紧张地低着头。“没意见，不上诉。”宣判结束，邓明建用略微颤抖的声音如此回应，此前惶恐木讷的脸上终于有了些许放松，押出法庭时，他还回头跟妻子点了下头。

“我们专门来接他的，到时候一起回去拜妈妈。”邓明建的表妹特地一早赶到现场听判，她特别向记者强调，“我哥不容易，我们都很理解他。”

法院

有罪情节轻微适用缓刑

据本案主审法官，番禺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麦雄杰介绍，控辩双方对于邓明建构成故意杀人罪没有分歧。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犯罪行为情节较轻，且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建议法院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可适用缓刑。辩护人认为邓明建的犯罪动机，是在母亲要求和生活的重压下产生的，其自愿认罪，并有亲友及工友的求情信，证明其履行照顾母亲的义务，故建议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邓明建明知农药有毒，仍然帮助母亲服用，导致母亲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给予惩处。但本案有被害人年老患病产生轻生念头，并积极请求购买农药的情节，故被告人犯罪动机确有值得宽宥之处，应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故意杀人行为相区别。同时邓明建近20年来赡养母亲一贯孝顺，又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亦相对较轻。法院最终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司法监督员：

避免类似人伦悲剧再上演

宣判后，番禺法院司法监督员、区政协委员黎万丽向记者表示，法院的定罪量刑，既否定了邓明建故意杀人的行为，又给了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使其得以在社会中接受改造，“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我个人非常认同这个判决。”

但她同时认为，孝子“杀”母不止是被害人李述兰和被告邓明建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的悲哀。她希望社会各界能更理性、冷静地看待此案，给予邓明建更多的空间和心理扶助，让他能正确面对事实，面对自己，尽快走出阴影，融入社会，恢复正常的生活。

同时也希望以此案向社会公众普法，更希望相关部门能认真思考目前社会保障、医疗、司法等制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关心困难群众的生活和需要，健全临终关怀服务、心理疏导服务等专业的社会服务，避免“孝子杀母”等人伦悲剧的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