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在永州

一代才俊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遭贬，于永贞元年（805）九月十三日贬为邵州刺史，匆匆行至荆南，接到再贬永州司马的昭令。因为“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朝廷再次申明：柳、刘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就等于宣判了他们与王叔文、王伾一样是政治上的罪人，断绝了他们重返京城的希望。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行程三千余里，年底才到达永州。随行的有六七十岁的老母卢氏，五岁的女儿和娘，以及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等人。在《惩咎赋》中，柳描写了乘船过茫茫洞庭逆湘水而上的情景，折射出当时的心境：日光被遮掩而天空阴晦不明，黑云翻滚直上九霄。黄昏的时候下起绵绵淫雨，不时可以听到嗷嗷的猿声哀怨鸣叫。许多的鸟儿聚集着啾啾乱啼，江水涌动，远处的洲渚似乎与小山相连。小舟随风飘动不知会在哪里停留，不知我的形魂会在哪里相属。

来到永州，“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与和尚生活在一起。子厚遭贬后，继续遭到政敌及投机者的攻击，流言飞语，铺天盖地，“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万罪横生，不知其端”，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由于王叔文的被处死，自感于党人中“罪状”最甚的柳宗元也曾担心被处死。因“炎暑熇蒸，其下卑湿”，水土不服，加之“诊视无所向，药石无所求”，他年近七旬的老母到永州刚刚半年就染病身亡。孝子“孤囚牢系，魄逝心坏”，“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志》）永州多火灾，子厚“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与杨京兆凭书》）。从北方来到南方，气候不适，语言不通，未老先衰，疾病缠身，“以是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寄许京兆孟容书》）。在长诗《同刘二十八院长寄澧州张使君八十韵》第三部分自叙了在永州的艰苦生活与忧愤心情。“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这是贬居生活的高度概括。“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屈身事人，低调生活。甚至发出了“守道甘长绝，明心欲自垩”的撕心裂肺的悲鸣。在诗中描写了一个古老、荒凉、悲惨的生活境界，用荒草盖屋，用古槎架桥，用罽当衾御寒，用椰壳当水勺，窗框成了蝎窝，梁上爬满蜗牛，„„其生活之贫困落后，社会之空荒萧条，由此可见一斑。但子厚胸怀豁达，随遇而安，乐与老百姓为伍，同山民农夫有着广泛的交往：“俚儿供苦笋，伧父馈酸楂”，“劝策扶危杖，邀持当酒茶”，“香饭舂菰米，珍蔬折五茹”。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融入永州人民的怀抱之中，徜徉在山水林壑之间。为了转移视线，调节心态，一方面刻苦学习，“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一方面关注社稷生民，思考改革，写下一篇篇雄文。在永州，子厚与地方官吏的关系相处较好，得到关照。如元和三年“迁永州刺史朝散大夫”的崔敏，柳曾陪他宴游南池和过卢少府郊居。元和五年九月十日崔在任上去世，柳写了《祭崔敏文》，提到“某咸以罪戾，谪兹炎方，众垂惠和，枯槁以光”。说明上司与他相处友善，给予子厚慰藉。韦宙任永州刺吏时，元和八年秋到黄溪祈雨，子厚见召从行。河东人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两年，“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柳写《零陵三亭记》、《送薛存义序》，对其政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可见两人友谊颇深。

子厚与农夫、渔父的交往较多，这可以从他的诗文、书信中反映出来。《首春逢耕者》这首诗，反映来永州后的第一个春天，他向“田父”倾诉自己“慕隐既有系，图功遂无成”的苦衷，得到老农的同情。这说明他把农民作为自己交流的对象。《田家三首》是一组田园诗，通过写景记事，朴实生动地表现了农村悲惨的生活图景，流露出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对封建官吏的憎恶。诗中有个细节，“行人迷去住，野鸟竞栖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田翁担心“我”走夜路有危险而诚心留宿，既反映了永州淳朴的民风，又说明了作者与农民的关系非同一般。《捕蛇者说》记叙了蒋氏一家三代都以捕蛇顶租的悲惨遭遇，揭露了统治

者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说明苛政比猛虎、毒蛇更凶狠可怕。作品刻画了蒋氏这个捕蛇者的生动形象，描绘了农村被摧残的凄凉景象，没有对农民、农村的深刻了解，光凭道听途说是无法写出的。他自叙:“但当把锄荷釺，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隙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亦足老死无戚戚者”（《与杨诲之第二书》）俨然是永州的普通百姓。

柳宗元交往的人物颇多，据粗略统计有近百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和尚，其上目的是为了“统合儒释”；二是后学之士，包括柳氏宗族的后辈，柳均给予循循善诱与教诲；三是与谪吏交往，同病相怜。“永州多谪吏”，南承嗣、李幼清、元克已、吴武陵等都与柳建立了友谊。特别是与吴武陵过从甚密，感情深厚，有的著作是在吴的督促下完成的。如《贞符》。故子厚说：“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流，倾诉内心的思虑，进行心灵的沟通，释放胸中的郁闷，求得一时的平和。

“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闷即出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子厚任的是闲职，有时间流遍永州的山山水水。他在永州的住处主要有两处，先住城南龙兴寺，元和五年（810）迁居河西愚溪之畔。他的游踪可分为三块，一是城南、东山一带包括龙兴寺、南池、法华寺、华严岩、三亭等。二是城北一带，包括万石亭、铁炉步、司马圹、湘口馆、石角山等。三是河西一带，包括西山、愚溪、钴鉧潭、小石潭、小石城山、袁家渴、石渠、石涧、南涧、朝阳岩、蘋岛等。《游黄溪记》说：“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这说明子厚的遗迹到过永州周围最远的地方，往北是祁阳的浯溪，往西是湘江的发源地即广西的灵川，往南是道县青口至双牌的泷泉，往东是距零陵县治70里的黄溪。

从北方来到南方，永州山水处处给他以新奇之感：“楚天碧”，“山水绿”，“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秀丽的山水吸引了视线，淘冶了性情，抚慰了受伤的心灵，他也将自己的喜乐哀怒寄托在山水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处死的担忧已不复存在。元和三年，朝廷对八司马的态度似乎有所松动，程异被重新启用，擢为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有诏以韩晔及禹锡等为远州刺吏”，柳宗元曾被诏补这袁州刺吏，由于武元衡及谏言官们的反对，诏令没有实行。但这给柳又带来了一线希望——“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元和五年，柳“方筑愚溪东南为室”，“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他已融入永州人民之中，融入永州山水之中。经过血的洗礼，火的煎滶，他对社会与人生有了大彻大悟，激情与理想凝聚笔尖，文采飞扬。

永州十年，面对逆境，他不懈的追求，顽强地拼搏，深刻地思考哲学、政治、历史、人生等问题，写下《封建论》、《天对》、《天说》、《贞符》、《非国语》等著作。他倡导郡县制，反对分封制，批判天命论，宣扬无神论，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决定作用，主张“民利民自利”等，在思想文化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与韩愈一同领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并提出了“文者以明道”的理论，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文学，开创了中国游记散文的先河，咏物遗怀，情景交融，堪称典范之作。《段太尉逸事状》、《宋清传》、《童区寄传》等人物传记，描写的人物栩栩如生，体现了作者扬善惩恶的人文思想。《三戒》、《蝜蝂传》、《哀溺文》等寓言小品，语言简洁，讽刺辛辣。“九赋”“十骚”等被誉为“辞赋中的奇葩”。“论文八书”发表的精辟见解，不仅是古文运动的指导文献，而且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著述。《江雪》、《渔翁》、《南涧中题》等诗

千古传诵，独树一帜。中华书局出版的《柳宗元集》共收诗文678篇，其中约有500篇写于永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子厚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用激情与智慧铸造的一篇篇美文，是对永州山水、永州人民的回报与感恩。他与永州山水同在，他与永州人民血肉相连。

子厚于元和十年（815）正月奉诏北上，三月再迁柳州，在永州实际生活九年多，足足十个年头。柳宗元是永州的名片与骄傲，而永州则是柳宗元的第二个故乡。离开永州时，亲友邻居们为他饯行，到驿站后写下七绝《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回寄。在途中，又写了《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诗。两诗表达的感情是复杂多变的，“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以屈原自喻，表明自己头脑清醒，不与世俗同流。“每忆纤鳞游尺泽，翻愁弱羽上丹霄。”子厚为脱离在永州的贬谪生活而高兴，同时又心存担心：一是弱翅难以胜任重任，二是对变幻莫测的前途仍存忧虑。于是，他一路北行，一路回望；潇湘一带，轻烟薄雾，别路依稀，真切地抒写了对永州山水及零陵亲故的系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