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大教授吴国盛:中国古代没有数理科学,这本是命运

中国古代科学如此发达却为何在近代落后？现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诞生？ 社会科学为何叫科学？人文科学是科学吗？科学的双刃剑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在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国盛看来，现在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特别感兴趣，尤其后三个非常深刻的理论问题，中国人甚至比西方人更关注。“但同时中国人对‘什么是科学’往往也存在很多概念上的误解。甚至连学界也没有真正搞清楚这一根本问题。”

在吴国盛看来，弄清楚“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意义重大。于过去，可以解答中国古代的科学是何种意义上的科学；于现实，我们对“什么是科学”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一国科技发展政策的制定：对科学研究进行工匠式管理还是承认科学同艺术一样是创作性劳动？应该注重基础科学还是一味强调经世致用？

在自己的新书《什么是科学》中，吴国盛试图结合关于科学的热门话题，对“科学”本身进行正本清源的研究。他指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本源意义上的科学，这是中华文明自身的命运，没什么好抱怨的；同时中国古代对科学文明并不是没有贡献，虽然我们没有产生哥白尼和牛顿式的数理科学，但可以从科学的另一分支“博物学”来考量中国古代科学。更重要的，中国现已完全卷入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如何真正反思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如环保主义者空洞认为人的贪婪造成环境污染一般，也有赖于反省现代科学的由来。

从一篇名为《科学与人文》的两万字文章起，再到以“什么是科学”为题在大学、中央机关、企业和社会公益活动中作了很多讲演后，此间十年时间，吴国盛深感“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最终把自己的思考研究汇集成《什么是科学》一书。他自己说到，虽然探讨的都是热门话题，但还是在用学术的语言在论述，而他最大的希望是该书能够引起学界的重视，激发更多的学者来探讨和科学相关的根本性问题。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吴国盛进行了专访，访谈内容如下。

吴国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澎湃新闻 朱凡 图。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写作《什么是科学》一书？

吴国盛：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撰写了一篇名为《科学与人文》的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该文指出，科学从来不是纯粹科学问题，它本质上是人文问题。在中国，科学和人文的分裂是人为造成的，受制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导致理科和文科无法沟通。纵使时而沟通也不过作为一些修饰，例如理科生可以欣赏唐诗、音乐，但文科生怎么学科学呢？由此造成了一种单向的局面，理科生自以为优秀，高高在上，却仍然是比较肤浅的认识。对于做科学哲学的人来说会了解得更多一些，科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文现象。

社会科学为何叫科学？人文科学是科学吗？科学的双刃剑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古希腊式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理论问题，中国人甚至比西方人更关注。西方人主要关注现代科学的负面影响，如生态破坏、环境问题——这正是哲学家和诗人一再强调的失乐园——那家园的丢失。尽管种种负面效应的展现晚于西方，但中国人对它们的关注严重不够。我们更关注一个落后民族如何在今天自立的问题。科学通常被认为是确定文明高低的根本要素。

中国人赞赏祖先的成就时，往往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科学古已有之。李约瑟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高呼中华文明，从中国文化本位的角度看，他当然是我们伟大的朋友，但他从学理上搅乱了这个问题：第一、他没有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第二、他没有明确地说清楚中国式的科学是什么（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也没有意识到西方科学是自成一体的东西。现代科学不是普遍现象，是西方自身逻辑的内在演绎。当然，古希腊科学也是特殊现象——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的古文明中都没有出现像古希腊科学一样的东西，这是为什么？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的科学史家，以前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但是后来爱上了中国姑娘鲁桂珍，爱屋及乌地爱上了中国。他37岁后改行学汉语，开始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由于没有受过科班的历史训练，西方历史学家早期对其不以为然，当然也与对中国的傲慢和无知有关，这种天生的傲慢也阻碍了同情的评价。但随后意识到他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借由李约瑟勤劳又扎实的工作让西方人大开眼界，明确了中国科学文明的特殊性。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李约瑟是完全正确的。他的纲领仍然是有缺陷的，仍是本能地以西方眼光看待中国，以致中国人再重读其作品时总感到哪个地方有问题。我们学理科的人来看就会觉得中国的科学太碎片了，中国人是发明了指南针，可是离磁学相去甚远。李约瑟总是认为西方人的种种伟大科技思想都来自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误解。

“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关系到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国家科技政策制定时怎么照顾基础学科。照顾基础学科意味着对科学的一种理解。西方也有争论：万尼瓦尔·布什（注：Vannevar Bush系二战时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后受命提交报告《科技，永无止尽的前沿》，成为美国科技政策制定的标志性文本），一位美国的科技政策专家制定的方案，影响了美国二战后的整个科技政策——重视基础教育，结果使美国科技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科学哲学有一派主张科学是自由的科学，是科学家对真理的单纯追求；另一派认为科学是服务于国家追求，要求实用。在中国经常是压倒性地支持后者。一切对真理的热爱应该服务于国家战略。这是有偏颇的，会导致短视和缺乏远见，最终丧失原创性，后继乏力。

从科研管理来看，现在流行的SCI量化考核方法，也基于对科学的一种理解，这就是认为，科学不外乎是生产，可以如普通工人一样量化管理。殊不知科学本身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和艺术有点像。纵使科学有一部分的确可以如同工匠般量化，但肯定还有一部分无法标准化、无法量化。如果全部按照工匠管理，那么注定出不来伟大的成果。“什么是科学”表面是理论，实际上现实。

简言之，这本书关注这样三大话题。

第一、正本清源，探寻科学的本来意思为何。科学不是土特产，是从外面引入的，而对舶来品的理解往往带有我们民族自身的偏见。追溯科学的历史由来大抵有二，古希腊和近代。古希腊的理性和自由才是科学精神的真正故乡。别人说我言必称古希腊，那是中国人对古希腊太不熟悉了。只要理解了古希腊科学，就知道中国古代为何没有科学。

第二、对现代科学的评价问题。虽然我们与古希腊文化有隔膜，但由于落后挨打而自强，我们熟悉现代科学。但是，我们在发展现代科学的同时也应注意种种现代性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这些由现代性造成的问题。我在二十年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曾编纂过一套《绿色经典文库》，最后发现环境问题还是要受制于现实政治，搞环保不是我的强项，就没有继续做下去。从理论上说，现代性究竟是穷途末路还是仍然有远大前景？这个问题还不明朗。伟大事业的可能性取决于开端处，开端处格局小就走不了多久。反省现代科学的由来，有无比深刻的理论意义，可是我们中国人对此知之甚少。盲目的乐观基于无知，不知现代科学如何产生，甚至受李约瑟影响，认为它是受社会发展影响自然而然出现的结果。殊不知，现代科学独独出现在欧洲，和基督教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人草率地将科学和宗教敌对，然而两者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背景是科学欲求独立，而放大了宗教和科学的敌对，包括布鲁诺的叙事等等同样是此一逻辑，却不知道早期基督教恰恰是近代科学的必要条件。例如机械自然观的形成，为何只有在基督教中出现，中国却没有，因为其前提是世界被另外的超越者创造出来，中国的有机自然观则强调万物自我生长，像大树的种子、天公地母，趋向于认同一种生殖模式。只有基督教，假定有东西造就了它，此物却不在世界中。古希腊思想在暂时中断后能够被文艺复兴再发现，这都是基督教的贡献。我着重提出中世纪晚期唯名论造就的欧洲思想危机带来了科学的出现。唯独追求环境污染和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才可能将其克服。现代的环保主义者一味地说人类太贪婪，总显空洞乏力，不能简单从道德上进行指责。这一追问是为了明确科学的起源及其限度，因为中国已经完全卷入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时代需要自我反省。

第三、中国文化的认同问题。现代中国最大问题不是环境污染，是文化认同。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抛出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是个什么人”。某种意义上我们是西方人，除了基因外吃喝住行、思考问题的方式全是西方式的。但是文化断裂不过一百年，打断骨头仍然连着筋，那么不断出现“国学热”的合法性在哪里？有一支就是科学话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复兴什么，凭什么来引领世界？离开科技是无法进入现代的，中华文明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引领未来科技，像吴文俊院士就在不断地大力弘扬中国数学。如果听闻“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会使得中国人太过沮丧。但西方本源意义上的科学，中国古代的确没有。中国的“仁爱”精神和西方“自由”精神，不是矛盾而是不相干，在历史发展中分岔了。如此一来，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就不是失误，而是命运，命运就没什么好抱怨的。

那么中国对科学文明有无贡献？有的，在博物学。就科学的分类来看，哥白尼、牛顿代表了数理科学的精神典范，但还有另外重要的一支——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其中最负盛名的即是达尔文进化论。达尔文不懂数学、不做实验，但仍然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实际上是博物学家。达尔文突显出了西方科学世界的另一根线。这是我自己独特的工作，通过博物学的线索反观中国古代很好，可以形成脉络，而非碎片式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性民族，史学兴盛而非哲学，强调感悟而非理性思辨。史学用在自然界上，便形成了自然史或自然志。中国人有一套和外界自然打交道的办法，若从西方数理科学挖掘显得很有限，不过面对“中道”和“天人合一”，以博物学的方式打捞中国科技史就会更加自然，讲述得更好。这是本书的纲领，向文化认同问题提出的非常粗陋的方案。本书不是科普著作，思考的话题虽然是大众话题，可都是很大很难的问题，期待在学界中形成连锁反应。其间论断可存有很多争论：如古希腊“自由”精神和东方的“仁爱”精神之区别、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博物学能不能重建中国古代科技遗产的范式等。

澎湃新闻：您讲到用“博物学”概念来梳理中国古代科学史，那么是不是仍然在运用西方的概念来考察？

吴国盛：当然中国古代的确有博物事业，这个词正是从“博闻洽物”中来的，但“博物学”本质上还是一个西方范式。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处在中西文化融合的时代，不可能寻找原汁原味的中国概念，甚至连我们的语言都不是古代汉语，已经过了日本人的改造。关键问题是不同范式间哪一个更能融贯地形成解释体系。对李约瑟范式的不满意也是由于不融贯。他的著作经常被改编成中国人的“一百个第一”，但这些判断是可疑的。很多事情孤零零拿出来就成为不可说的。例如科学史上谁先发现了氧气就是这样的问题。或许很多人已经发现了它的存在，但科学上氧气的发现是在建立了氧化还原反应理论之后的事情。所以许多洋洋得意的“第一”大多有问题。过去我们落后自卑，需要这些第一，今天要实行伟大复兴的中国人应该更加大气，应该心平气和地认真甄别，仔细检讨其局限和潜能。

澎湃新闻：听说北大哲学系专门要讲博物学？感觉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美学范式。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中一些和科学对立的东西，如我们称之为“迷信”的风水学、算命能算在博物学中吗？

吴国盛：这个主要是我的同事刘华杰教授在做，他本身就是博物学家。我是最早鼓吹的理论家，但本人对花花草草没什么兴趣，不是个实践家。博物学需要身体力行，面对都市人本来就单调的生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至于风水这些中国古代看待世界的方式，可以被归结为特有的博物类型。既然叫博物学，就跳出了当今数理科学的有效性眼光。既然称之为迷信，那么首要特征就是无效，如算命的预言往往经不住现实的检验。但博物学往往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事物好坏，而是看对事物能否鉴赏、能否准确地分类、能否理解各事物的联系，与预测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博物学能够看出中国正面性的东西，而不是数理科学视野下的低级蒙昧。所以理科生看待中国古代的东西总是不信，就算个别正确有效的，也感觉不过如此。但换个眼光看，中国古代那种天、地、人共生的“生生”智慧是很宝贵的，可以对今天人与自然的过度紧张有舒缓作用。

此外，博物学形成与西方的比较类别。东方博物学下存有天、地、人合一，和谐，鉴赏等类别，也包括了特定的道德含义，如松竹梅“岁寒三友”，中国人有一套万物与人内在联系的道德体系。西方人有上帝，因而总有存在之链的概念，然后引出了达尔文进化论，由此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何没有进化论。博物学不与数理科学矛盾，而是另外一条道路，更温和地处理人和自然关系，要求生存共处。数理科学有点拉开与自然的距离，将其当作敌人和目标。可是世界很复杂，对自然貌似的把控又会形成新的问题，所以需要不断发展智力和外部力量。装备越多，能力越强。博物学能够提供新的视角以进行范式转换，可以创造性地转移装备——比如，猎枪改为相机，猎杀改为拍照，英文都是shooting一词。

澎湃新闻：您刚说到文科生和理科生无法沟通，这一现象在中国何以解决？

吴国盛：文科生和理科生一方面有先天的因素，人群中有些人擅长计算和抽象思维，另一些则擅长具象思维。当然主要是教育问题。中国教育过分追求技能，学数学就是算，不是激发兴趣。当然数学的确需要掌握特定的技巧，可作为一个事物也有鉴赏的部分。中国数学就有美感和趣味，如“鸡兔同笼”问题或《算经》中的许多记载，中国的数学也应被视作博物学。

澎湃新闻：您提到，如果从博物学的范式来看，中国古代是有科学传统的，因此从博物学的角度重写中国科技史可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为世界提供思想资源的一种可能性。您在书中也写到，提倡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西方近代科学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现代性危机，博物学传统也是应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可能方案，那么目前西方科学界有没有出现回归博物学的思潮？

吴国盛：目前很难说有回归博物学的思潮，但注重自然界的多样性、复杂性、非线性、系统性，这与博物学的精神是一致的。另外，今天的大数据，也可以看成是数理传统与博物学传统的结合。

澎湃新闻：您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是您的一个口号，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基督教对于大学在中世纪的诞生是有很大关系的，中世纪大学的很多特性正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最根本的东西，而中国大学虽然学习了西方大学的制度架构，但很多精髓没有学到，能否具体谈谈？您认为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应该从哪些方面改进？

吴国盛：中世纪的大学原本是在城市和市民社会发育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行会组织，当然不是一般的行会，而是教师和学生行会，因此，大学的第一要义是自治。民国时期称之为“教授治校”。大学是独立于教会和国王之外的第三力量，独立、自治、思想自由是它的内在品质。这些是我们没有能够学到的。

澎湃新闻：从科学哲学或科学史的角度去讨论什么是科学事实上都是非常复杂的学术体系，而过去中国的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往往是实用性的，或者简单地把科学等同于好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公众的科学观应该发生怎样的改变？有没有一个比较通俗的科学的定义？

吴国盛：我在书的序言里明确说过，没有一个简便通俗的科学定义。任何一个定义都取决于你想干什么。像科学这么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已经不能用一个简便通俗的定义来概括了。人们必须认识到它的复杂性，从而端正对待“科学”的态度，既不因为它偶尔犯点错误就对它不依不饶，也不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归为科学，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都归为“骗术”。在这个职业化时代，多数科学问题都由科学家共同体自己说了算，外人也插不上嘴。有的借科学之名行骗，那是触犯了法律，与科学不科学没有什么关系。如果非要说一个简单的定义，我愿意这样说：科学从根源上是一种独独属于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不理解古希腊思想，就不理解科学精神的起源。哈哈，这大概就是我的“言必称古希腊”。

《什么是科学》，吴国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

宋一帆对本文亦有贡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