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游牧文化圈

作者：史继忠

《贵州民族研究》 2001年10期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1)02-0063-07

　　历史上所说的“中亚”，即“中央亚细亚”，实际上是泛指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地带，它东起西伯利亚，越过蒙古高原的大沙漠，进入天山南北及土拉平原、吉尔吉斯草原和南俄罗斯草原，向西延伸至黑海、里海之滨。由于这一辽阔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地，极少受到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流的影响，因而雨量稀少，大部分地区都是满目苍凉的草原和沙漠，所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大都以游牧为生，是所谓“游牧行国”。在这个干燥地带的北缘，从太平洋起，向西越过乌拉尔山，远及巴伦支海，横布着一条狭长的森林地带，住在这里的人，大都以渔猎为生，谓之“打牲部落”。广义地讲，“游牧文化圈”包括游牧民族与打牲部落，他们大抵分属两个体系：属于黄种人的多操阿尔泰语，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属于白种人的多操印欧语，如塞种、哥特。

　　游牧民族向来引人注目，原因是他们叱咤风云，不断改变政治局势，牵动世界历史。然而，恰好是人们把目光集中在这些惊天动地的战争，却往往忽略了游牧民族的文化，更很少关注他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和影响。其实，长期影响世界文化的，一方面是创建“四大文化古国”的农耕民族，另一方面是打通欧亚大陆、沟通东西文化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进入“文明”的时间并不比农耕民族晚，他们很早就建立了“草原帝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不要以为他们“只识弯弓射大雕”，要认真研究“马背上文化”的丰富内涵，看到他们开辟国际交通线、推动世界贸易和广泛进行文化交流的丰功伟绩，重新认识“游牧文化圈”。

　　与其他文化圈相比，“游牧文化圈”显得格外独特。它不同于“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因为这三个文化圈的文化源来自宗教，通过宗教的媒介传播文化。它也不同于“汉字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植根于农业社会，通过汉字传播文化。“游牧文化圈”则不然，它的主角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是它的社会基础，他们以“尚武”的姿态出现，其活动常常伴随着迁徒、贸易和战争，引起急风暴雨式的激变。这个文化圈极不稳定，随着游牧民族的兴衰而有盈缩，突然放大又突然收缩，极盛时越出中亚，进入中国、印度、西亚及欧洲，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本文拟从“游牧行国”讲起，着眼于他们对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巨大影响。

　　一

　　“游牧行国”与“田园居国”是世界上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在“工业文明”产生以前，它们一直主宰着世界。“行国”的特点是：“不郛郭，不宫室，不播殖，寄穹帐”、“逐水草而居”，人随畜走，畜随草迁，居无常处，浪迹天涯。“行国”之民，以牧业为生，以行走求生存，以迁徙求发展，这与世代定居、“老死不出乡里”的农耕民族显然不同。“行国”与“居国”判若天渊，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

　　与农业经济相比，游牧经济有两点特别不同。其一是游牧经济极不稳定，具有“暴张暴落”的特点。因为牧业生产是以牲畜的繁殖为手段，受气候、水草、疫病的影响很大，天适地宜则六畜兴旺，一旦自然界出现“灾异”，特别是干旱和瘟疫，牲畜就会大量死亡。远不如农业经济那样稳当、安适。其二是牧区经济结构相当单一，不可能像农区那样“自给自足”。游牧民族必须以牲畜、皮毛及其他畜产品和土特产与农耕民族进行交换，换回粮食、布帛、茶叶及其他日用必需品，因而商品交换始终是游牧民族的生命线。在这里，牲畜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兼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双重性质，既可作为商品出售，又可作为货币流通，还可以作为财富积累。所以，马克思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民族共同体接触，因而引出产品交换”。

　　“逐水草而居”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征。然而，水有盈缩，草有枯荣，即令在正常年景，人们也不得不随季节更替而转换牧场。中亚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区，冬长夏短，寒暑变化剧烈，年温差大，降水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干旱现象时常出现，所以必须轮流使用夏秋牧场与冬牧场。春夏之交，冰消雪融，草木旺盛，可供放牧的地方很多，牧场豁然开阔，于是人们携带着帐蓬，驱赶着畜群按一定路线集体放牧，在几片水草丰美的草场上巡回游动。入秋以后，天气渐凉，水枯草黄，牧人思归。迨至降冬季节到来，一派北国风光，只有少数背风、向阳、有水的山谷或盆地可以放牧，牧场骤然缩小，于是人们便纷纷返回驻牧地点。看来，常规性的游牧，是以冬牧场为圆心形成一个游牧圈，其游动半径随季节而有伸缩，由春至夏逐渐放大，由夏至冬日益缩小。

　　可是，当自然界出现某种异常，灾害接踵而来，常规立即打破，整个游牧圈必须移动，另寻乐土而迁往他乡。一个部落的移动，往往使其他部落不得安宁，争夺牧场的风波由是而起，“强凌弱，众暴寡”，激起阵阵波涛，所以，草原上的风波很难平息，经常是戎马倥偬。迁徙是司空见惯的事，游荡不定，四海为家，有时竟至长途跋涉，一去千里，地域极不固定。游牧民族需要有一个比农耕民族大得多的空间，既要有可供四季轮流放牧的草场，又要有足够的水源、猎场和柴山，以此构成一个相当广阔的天地。游牧圈的大小，很大程度取决于草原的载畜量，取决于牲畜的数量和水草的状况。但能否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则主要是靠部落的实力，人多势众的部落便可占据大片土地，人少势单便被驱赶或压缩到一个狭小的空间，因此，游牧必须凭借集体的力量，共同占有一片牧地。牧场是公有的，凡本部落的人都可自由放牧，严格禁止别的部落侵入。

　　社会组织深受“行国”的制约。最直接的联系是血缘，人们以氏族为单位集体放牧，把这个氏族共有的游牧圈称为“古列延”。但随着人口的增殖与牲畜量的增加，许多人在一起游牧和生活诸多不便，于是在氏族内部便划分为若干较小的单位，以几户或十几户有近亲血缘的人在一起游牧，称为“阿寅勒”。随着时间的推移，草原上的氏族越来越多，互相干扰，争夺牧场，于是在利害关系的推动下，相邻或相关的几个氏族便因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形成部落或部落联盟，谓之“兀鲁思”。“兀鲁思”含有“领土”、“主权”、“疆界”、“属户”诸种意思，已具“国家”雏型。例如蒙古人建立的准噶尔“兀鲁思”，亲领24个“鄂托克”（占领一片领地和属户的军事行政组织），21个昂吉”（隶属部落）和9个“集赛”（喇嘛寺的领地和属户），是一个庞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兀鲁思”的出现，标志着游牧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

　　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私有制在游牧民族中迅速发展起来。进入军事民主阶段以后，邻人的财富更助长了人们的贪欲，“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掠夺性的战争一发不可竭止，组织战争的国家机器更显得十分必要。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军事首领的地位日益显赫，争夺牧场、掠夺财富、保卫本部生命财产安全都全凭军事实力。于是“草原帝国”陆续登上历史舞台。适应这种环境，其民镖悍而尚武，惯于马背上生活，来去飘忽，进退犹如疾风闪电，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量，动辄以“控弦数十万”而称雄。不过，由于游牧民族的地域常有变迁，人口流动量大，经济暴涨暴落，建立在这种脆弱基础上的政权多不长久。各部落兴衰无常，一时勃兴，一时衰败，此起彼伏，动荡不安，尽管是“一代天骄”，但很快便成过眼烟云。历史发展波澜曲折，形成“匈奴亡，突厥兴，金夏衰，蒙古盛”的更迭局面。

　　与之相适应的“马背上文化”，风貌与农耕民族迥然不同。首先，游牧、狩猎、贸易、作战构成了生活的基调，栖息、迁徙、雄踞形成了一条滚滚的历史长河，因而人们具有一种勇武、浩荡、豪迈、潇洒、开阔、进取的特有气质，不畏艰险，敢于开拓、创新，文化风貌显得独特。其次，由于经济起伏、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文化总是处在不断破坏与重建的过程中，因而文化积累远远不加农业民族，且因接触面广，文化随时变迁，很难形成世代相承的文化传统。其三，人口大幅度流动，各民族、各部落相互对流穿插，文化的传播大于文化传承，故同多于异，习俗大同小异，轻裘、宝马、骑射、歌舞、毡房、肉食成为普遍的习尚，且因人与地的联系极不固定，地方特色很难凝结在文化之中。其四，游牧民族四海为家，视野特别宽阔，能够广泛接纳各种文化，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譬如宗教，他们普遍信奉萨满之类的原始宗教，但外来的袄教（拜火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都可在游牧民族中传播，而且时有改变或几种相兼。其五，游牧民族的群体意识特别强烈，尽管平时各自分散，相互戒斗，一遇战争，便迅速集合为一个整体，步调一致，力量集中，为了群体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以“马革裹尸”为荣，因而战斗力极强，堪称“金戈铁马”。

　　二

　　游牧民族的地位、作用不容忽视，她牵动了世界几千年的历史，掀起阵阵狂涛，引起风云突变，致使中亚成为世界风暴的彻源地。中亚正处在欧亚大陆的居中部位，而且在中国、西亚、印度和欧洲几个文化中心之间，同世界上几大文化圈比较邻近，这种特殊的地理区位，就使它成为世界的轴心，所以它的每一变动都影响世界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住在这里的游牧民族，或因天灾而向外求食，或因贸易受阻而危及生存，或因利益驱动而掠夺四邻，或因势力膨胀而向外扩张，因此，中亚的崛起很快打破世界的均衡状态，引起轩然大波。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对峙中，游牧民族总是占主动地位，采取攻势，而农业民族常多半处于被动地位，采取守势。然而，这些“草原帝国”忽兴忽衰，因而它们所造成的大变局也使人感到突如其来，一阵暴风雨过去之后，渐渐恢复平静，但为时不久，又是一场暴风骤雨。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千年，直到近代，“工业文明”兴起，游牧渐渐改为定牧，农区挤压牧区，才使“游牧文化圈”急剧缩小。

　　在中国，长城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分界线，长城以南是“居国”，长城以北是“行国”。和平时期，长城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线，沿长城开设若干“边市”；遇有战争，形势即刻紧张起来，变成了一条血雨腥风的烽火线。纵观中国历史，中原王朝受到的巨大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改朝换代也无非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替执政。大抵在秦汉时期，匈奴在大漠兴起，隔着万里长城互相对峙，有时争战，有时“和亲”，有时匈奴越过长城，有时汉军出塞征讨。匈奴分裂后，南匈奴纷纷内附，北匈奴向西迁移进入西欧，西方人称之为“上帝之鞭”。东汉以来，防线渐渐突破，西、北边疆的民族纷纷内迁，主要是匈奴、鲜卑、氐、羌、羯五族。东晋时，这些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了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成（汉）、后燕、南燕、北燕、后秦、夏、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等政权，除前凉、北燕、西凉外，均为“胡人所建，史称“五胡十六国”。以后，鲜卑族逐渐统一北方，相继建立了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宋、齐、梁、陈隔江分治，明显地分为南朝与北朝。隋唐虽然统一中国，但周边仍有许多民族政权，如漠北的东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西域的西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还有西北的回纥汗国和西南的吐蕃、南诏。宋朝一开始就处在战争环境中，先是契丹在漠北建立辽国，党项在河西一带建立西夏，以后东北的女真兴起，将北宋灭亡。金国占据北方半壁河山，与南宋对抗一百多年。

　　继之而起的是北方的蒙古，自1206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之后，尊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建立了庞大的草原帝国。军锋南下，先灭西夏，次灭金国，最后攻占临安，结束了南宋的统治，建立了版图空前辽阔的元朝。蒙古灭金以后，窝阔台在和林举行大会，决定选征欧洲，以后又有拔都西征和旭烈兀西征。经过三次西征，在“兀鲁思”的基础上建立了四大汗国：在大漠地区建立窝阔台汗国，在天山南北建立察合台汗国，在西亚—地建立伊利汗国，在中亚及东欧建立钦察汗国，成为地跨欧亚大陆、震惊世界的大帝国。钦察汗国即俄国史上所说的“金帐汗国”，包括俄罗斯大公国、基辅公国以及今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地。蒙古军在西亚势如破竹。竟连雄踞一世的阿拉伯帝国也屈服于铁蹄之下。由于这个“草原帝国”的急剧扩张，整个世界发生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动，波及亚洲、欧洲及非洲。自此以后，中国统一的格局稳定下来。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又为“城郭土著射猎之国”的清朝所取代。清朝推行“盟旗制度”，划定游牧范围，移民实边进行农垦，从此“行国”不行了，长城也失去了它的防御功能，变成了供人游览的历史遗迹。

　　早在公元前3000年，游牧的塞姆人便从西部叙利亚草原进入巴比伦尼亚，称为阿卡德人。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游牧人又向东、南方向移动，加喜特人进入两河流域，而安德罗沃部落则与伊朗高原的居民融合为雅利安人。雅利安人是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祖先，另一支移入了印度次大陆。对西亚、南亚历史影响最大的是波斯人、塞种和阿拉伯人，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起，波斯人灭了米底之后，随即征服吕底亚、小亚细亚，并将新巴比伦、埃及后期王国吞并，占领印度北部及中亚的一部分，还渡海深入欧洲多瑙河以北黑海草原，建立了一个包括22个行省的大帝国。塞种原是中亚的游牧民族，属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包括巴克特里人、乌孙人、月氏人、塞西安人、萨尔马提人、玛撒该达人等。史书上所说的大宛、大夏、奄蔡、康居等国，都是塞种人建立的国家。原住在中国西北的大月氏，公元前一世纪被匈奴击败以后迁往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以后南下进入印度，建立了强大的贵霜王朝，成为与罗马、安息和中国并驾齐驱的四大帝国之一。取代贵霜王朝的达人实际上是大月氏人与匈奴的混血种，西方人称之为“白匈奴”。阿拉伯人也是游牧民族，公元七世纪渐渐强大，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在世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从14世纪到17世纪，游牧的土耳其人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土库曼游牧部落建立了伊朗的萨非王朝。1517年，住在中亚的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率军侵入印度，击溃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联军后，建立了莫卧儿王国，“莫卧儿”一词乃是“蒙兀儿”的音变。

　　大约在公元前400年，日耳曼人就揭开了民族大迁徙的序幕，陆续进入欧洲。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于公元三世纪进入多瑙河下游及黑海、亚速海沿岸。此时活动在多瑙河下游一带的称西哥特人，游牧在顿河流域的称东哥特人。公元395年，罗马皇帝奥多西死后，在“蛮族”的打击下，帝国正式分裂为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在匈奴西迁的推动下，从四世纪到五世纪是欧洲民族大迁徙的时期，主要是属于日耳曼系统的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盎格鲁、萨克逊人。匈奴进入欧洲后，有一部分定居在今匈牙利，与当地欧罗巴人种混血。先是匈奴人与东哥特人联合击败了西哥特人，迫使他们进入高卢地区，以土鲁斯为中心建立了第一个蛮族国家。以后，日耳曼人先后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汪达尔王国，盎格鲁·萨克逊人渡过海峡进入大不列颠。在蛮族不断侵扰中，匈奴人两次进攻罗马，西罗马帝国终于在476年灭亡。继后，东罗马帝国为东哥特所灭，建立了东哥特王国。

　　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无论是中国、西亚、印度或者欧洲，都有游牧民族的行踪，他们的马蹄声震撼欧亚大陆，秦汉与匈奴的对峙，“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的建立，宋辽、金、元的纷争，元朝及清朝的建立，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雅利安人进入印度，贵霜王朝及哒王朝的建立，以及后来的莫卧儿王国，都与游牧民族有关。推动地中海文明发展的波斯帝国与阿拉伯帝国，都是游牧民族所建。左右欧洲形势的民族大迁徙，事实上是游牧民族的驱动，并导致罗马帝国的分裂及东、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由此可见，游牧民族在世界古代及中世纪的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游牧民族驰骋万里的事实相关联，“游牧文化圈”辐射到亚洲、欧洲和非洲，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震动力和穿透力的文化圈之一。

　　三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重大发明属于游牧民族。在人类由自然界索取物品的采集、狩猎经济转变为依靠生产来创造财富的伟大变革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农耕与畜牧，由此开创了两种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并支撑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游牧民族优先发展了畜牧业，因而在牲畜养殖和兽疫防治方面显然比农耕民族有更丰富的经验，并成为畜产品最大的供应基地，许多优良品种，特别是名马，如大宛马、汗血马之类，都来自游牧民族，兽医技术也在他们当中得到发展。如果说在农耕民族中狩猎呈消退趋势的话，那么，狩猎在游牧民族中始终伴随畜牧业发展，因而弓弩箭矢的制造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如果说陶器的发明权属于农耕民族的话，那么，金属的冶炼铸造很可能是游牧民族的发明，他们使用的武器、盔甲、器皿、饰物多为金属制造，开启了冶铜铸铁的先河。应当说，最先使用牛车、马车、驼车、狗车的是游牧民族，以后才传到农业地区。骑射是游牧民族的优势，不但马战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就连裤子也是学习“胡服骑射”的结果。牧人长于毛纺、制革等手工业，尤以毡毯最为精巧。诸如此类的物质文明，应当归功于游牧民族。

　　游牧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难以“自给自足”，必须经常与别的民族、特别是农业民族交换产品，所以，从游牧民族出现之时起，便与贸易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世界上最早、最为活跃的商队。通过商业活动，不断把牧区的产品运往农区，又不断把农区的产品运回牧区，在较大范围内形成经济互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古代交通不便，国与国之间往往因路途遥远、山川阻隔不能直接进行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充当了国际贸易的中介，打破了国界进行物资交流。他们的商业活动与农业民族不同，没有形成大的城市，而是远离驻地进行长途贩运。他们有大量的马匹和骆驼可供乘坐、驮运，可以长途跋涉，穿越戈壁、沙漠、草原和高山，这恰好是农业民族很难胜任的事，国际交通线的开辟，很大程度有赖于游牧民族，他们可以通过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不畏万里之遥。如前所说，中亚横亘在欧亚大陆中间，游牧民族以此为中心，呈幅射状向四面八方开辟商路，因而成为国际交通线的开辟者，成为国际、洲际贸易的先驱。住在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粟特人，就是长期活跃于中亚与欧洲、西亚、南亚及中国之间的国际商旅。唐代的“九姓胡”包括康、安、曹、石、米、何、史等姓，大抵来自这一地区，实际上是一群移植能力很强的商胡贩客，以“善贾”著称于世。

　　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贸易，在中国主要是“茶马贸易”，这是因为塞外不产茶叶，而牧民又不可一日缺茶；反之，关内的马匹不如关外的多，不如关外的良，而古代战争又非有良马不可。其实，双方交换的并不限于茶和马，还有关外的毛皮、牛羊、药材，内地的粮食、布帛及奇巧之物。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上的气候，乍暖乍寒，常常是“早穿皮袄午穿纱”，除了自产的皮毛之外，还必须购回布帛。丝绸一直是游牧民族羡慕的珍品，而且将它转卖还可获得丰厚的利润，所以，历来“和番”都要赠予大量“絮缯酒米”，“边市”上也多有贸易。汉唐间的“丝绸之路”，南道主要是到西亚，北道大抵是“草原丝绸之路”，主要通往中亚的大宛、康居、乌孙、大月氏、大夏等国，致使“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唐初，北方为突厥控制，回统开辟了一条通往草原的路，称“参天可汗路”。不过“草原丝绸之路”并非一条，往往自辟溪径。而且因部落迁徙无常，路线随时改变。中国的丝绸传到欧洲，主要是以“胡商”为中介，希腊人称中国为“赛利斯”，意思就是“产丝之国”，但他们并未来到中国，还误以为丝长在树上。

　　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游牧民族的文字，其实，他们的文字对世界文化颇有影响。诚然，游牧民族原先并无文字，但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断借用其他文字加以创造发展，只不过受政权兴衰、宗教传播影响较大，文字使用情况累有变迁，有的通行一段时期以后改用其他文字，有的竟至淹没而成“死文字”，不像农业民族那样长期使用某种文字。例如我国新疆地区，早先受佛教影响流行法卢文、焉耆—龟兹文和于阗文，继后有源于粟特字母的突厥文、回鹘文及源于波斯字母的哈喀尼亚文和察合台文，后因伊斯兰教盛行而以阿拉伯字母创制文字。游牧民族的文字，大抵属于阿拉伯字母系统，在闪米特语中传播的主要是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摩尼文等，在非闪米特语中传播的主要是波斯文、粟特文及印度的法卢文等，但实际上也互有渗透。阿拉伯文流播最广，它随着伊斯兰教和传播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传到世界许多地方，如西亚、中亚、巴尔干半岛、非洲及南亚、东南亚等地区。我国历史上的哈喀尼亚文、察合台文深受波斯及阿拉伯文影响，而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皆源于阿拉伯文。粟特文产生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以后随着粟特人商队而扩大使用范围，在6-9世纪曾经是较通用的“国际通商用语”，我国的突厥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都属于这一系统，早期的匈牙利文源于突厥字母。大月氏曾经借用过希腊文，进入印度后改用梵文。哥特人一度使用罗马文，日尔曼人曾使用过希伯来文。这种情况说明，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范围很广，但文化变异多于文化传承。

　　游牧民族能歌善舞，不同程度地影响许多国家的音乐、舞蹈。以中国为例，、胡笳、胡琴、琵琶与羌笛都是游牧民族传进来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崩离析、动荡不安的时代，“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不惟古乐失传，就连兴盛一时的汉乐府也凋零不堪。正当中国音乐处于衰微之时，各种“胡乐”涌入中原，至隋唐形成了“七部乐”、“九部乐”和“十部乐”，呈现出繁荣景象。中亚的安国乐、康国乐直接传入中原，龟兹、疏勒、高昌、西凉诸乐在“西域”经过交融以后再传到内地，以后逐渐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一部分，演变为唐代的“坐部使”和“立部使”，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新疆歌舞之所以特别迷人，是因为它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显得独特。

　　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在草原上发现许多岩画、石人和鹿石，当是马背上民族的艺术绝作。在雄伟壮丽的山岗上，往往可见到许多古朴、生动、粗犷的岩画。画中有成群游荡的野兽，有集体围猎的场面，有婀娜多姿的舞蹈，有刀光剑影的战争，有日月星辰及天神地祗，最引人注目的是古代战车的图案，它们是古代游牧民族的风情图。在我国新疆和内蒙古，在西北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及南俄草原，都发现若干“草原石人”，它以石为材，雕刻各种人像，或独身傲立，或成群列市，一般立于墓地建筑物前，气势宏伟。早期石人的代表如克木齐女性石人，长颅多须的乔阿梯石人、圆颅的温泉石人等，突厥石人的形状均为中长头颅、深目、高鼻、翘须，且左手执杯状物，右手执兵器。晚期石人最大的特点是面目凶恶、简陋，后人把它说成是“杀人石”。还有一种“鹿石”，它是刻在琢平的四面体或圆柱体上的动物图像，且多半是鹿的形状，用作墓墙的角石，有人认为是图腾崇拜的对象，有人认为是巫术的感应物，有人认为是部落地望的标记。关于草原岩画、石人和鹿石的研究，广泛引起世界各国关注，更深刻的内涵正在不断发掘，它将会告诉我们许多新的含义。

　　游牧民族对世界文化的沟通，具有特殊意义。在世界五大文化圈中，“游牧文化圈”最为活跃，它与“汉字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都有广泛接触，有时相互渗透，有时互为重叠，有时是文化传播的中间媒介。笔者在《南北交融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一文中，从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阐述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交融，事实上已说明“游牧文化圈”与“汉字文化圈”的渗透与重叠。大月氏在印度建立贵霜王朝时期，佛教达于鼎盛，并支持在克什米尔召开佛教“第四次大结集”，从此佛教走出印度，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游牧文化圈”对“佛教文化圈”的推动。“伊斯兰文化圈”本身就与“游牧文化圈”有天然联系，而且伊斯兰文化在游牧民族中广为传播。游牧民族不断冲击“基督教文化圈”，哥特人不但颠覆了以基督教为主的东、西罗马帝国，而且大批哥特人接受了基督教，成为阿利安教派。突厥人曾经是景教（基督教东方教派的一支）的传播者、蒙古人对基督教也特别宽容。由此看来，在五大文化圈中“游牧文化圈”联系最广，并引起许多重大变迁。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波斯帝国、贵霜王朝、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大帝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波斯将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埃及、北印度纳入版图，使这些古老的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地中海文化的雏形。长达40多年的波希战争，打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门；与此同时，“丝绸之路”成为波斯与中国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中国的丝绸、瓷器通过波斯传到西方，西域的许多物产传入中国，并从波斯传来了袄教、摩尼教和景教。贵霜王朝定都犍陀罗，其地在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毗连地带，与印度次大陆紧紧相连，又距地中海不远。在罗马称霸地中海时期，这里深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贵霜王朝又在此大力提倡佛教，于是印度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在这里充分交融，促成了犍陀罗艺术的繁荣。在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下，形成了印度的秣菟罗艺术，把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结合起来，并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是继罗马帝国之后推动地中海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阿拉伯是“世界之桥”，它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后，在继承埃及、巴比伦、波斯诸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纳了希腊、罗马文化及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使地中海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大熔炉。阿拉伯人不仅有广泛的陆上贸易，而且自唐代中叶以后，取代了波斯人、印度人在海上的控制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阿拉伯与印度、东南亚及中国联系起来，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范围空前扩大，中国的丝绸、瓷器及“四大发明”源源传入欧洲，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也再次传入中国，除景教而外，还有天主教的方剂各会，蒙古人把它们笼统地称为“也里可温”。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主要在这一时期，在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东乡、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保安、塔塔尔等十个民族中传播。这一时期人口流动颇为突出，一方面是蒙古人大量扩散，另一方面则是“西域人”大量流入中国，形成了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塔吉尔族。

　　大量事实说明，“游牧文化圈”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其他几个文化圈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着文化的传播。不过，有关这个文化圈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作者介绍：史继忠，男，汉族，《贵州通史》副总编，研究员。《贵州通史》编辑部，贵州·贵阳　5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