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和小资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作不懈的斗争。无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夺取政权之后的相当的时期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小生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中都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它不但包括资产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以及广大的城乡小生产者，跟着它走的还有无产阶级中受它影响的一部分人。代表着无产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再被它们所利用，不再成为它们的附庸和尾巴，因而能在认清自己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政党，取得和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大问题。这一斗争的实质，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要不要一步步地创造条件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其社会制度和政治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的最强大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国家在那里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一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将小生产的自发势力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同盟军和后备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分裂工农联盟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若不能在坚持反对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的同时，取得对小资产阶级改造的不断进步和胜利，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最后争得自己的解放。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被人无端地诬蔑为“固守僵化的教条”、“死抱陈旧的观念”、“坚持歪曲了的原则”，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左”的“主要错误倾向”；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却被这些人从历史垃圾堆中翻腾出来，精心地打扮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鲜花。因此，重温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搞清楚近一个半世纪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原则上的根本对立，无疑是有它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意识；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法学幻想；五、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小农经济的殉难史。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般政治要求，首先在十九世纪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法国流行起来。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称为“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马恩选集》第2卷第145页）。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了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马恩选集》第1卷第631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过形形色色的社会改良方案，给自己抹上了光怪陆离的革命油彩，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条件，又没有这一制度必然造成的悲惨后果。他们总是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用超阶级的一般“民主”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国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同上，第631页）“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马恩全集》第35卷第193页）因此，列宁有时又把它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永远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摇摆：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物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小资产阶级内部从经济地位看，有上、中、下三个阶层，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也相应地取右、中、左三种立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对这个阶级的内部状况作过极其生动的描述。在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这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争夺的主要对象。这个阶级的向背往往成为革命斗争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力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实际上更集中地反应了这个阶级内部上层和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城乡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在这个阶

级内部造成的分化，特别是半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趋势，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虽然小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最终是由这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它往往把保证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看成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看成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马恩选集》第1卷第632页），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制造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这种真正乌托邦式的空论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历史运动以前，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在这以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总是站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之外，“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马恩选集》第1卷第385页），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找支持，鼓吹劳资合作的福音，化解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宁愿把一般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让给小资产阶级，而把自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可能与小业主或小店主相隔天壤。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同上）马克思曾经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先生描绘了一幅维妙维肖的画像：他“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他的所有著作都“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马克思：《论蒲鲁东》，《马恩选集》第2卷第145、141、147页）。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好的方面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辩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和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选集》第1卷第122页）“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147页）1887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罗曼语各国的工人除了蒲鲁东的著作外，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也把蒲鲁东称为“我们共同的导师”；而现在连罗曼语各国的工人运动也把蒲鲁东彻底抛弃了。但是，“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至今“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蒲鲁东主义不但在罗曼语各国仍然代表着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欲望；在象德国这样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国家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日益“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恩格斯这里指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把一切雇佣工人同时变成资产者”的反动欺骗，见下文和《马恩选集》第2

卷第493-4页――笔者注）“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多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460-3页）恩格斯的这些深邃的预见，不但为后来完全投入资产阶级怀抱中的西欧与日本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为近年来东欧和原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剧变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所证实。毛泽东不但领导我们党克服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而且在他的晚年曾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作长期不懈的斗争。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从这个阶级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地位出发，把市场经济幻想成一个充满美妙的人间四部曲的天堂：诚实的劳动――十足的占有――公平的交易――满意的消费。他们实际上把市场经济看作仅仅是小生产者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以为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作为“永恒的规律”，将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充分的实现。由此产生的明确的商品所有权和公平的自由竞争，将保证小私有者对自己的劳动获得“十足的收入”并换取“十足的价值”补偿。他们“把小生产颂扬为‘社会的支柱’”，“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发展的顶峰”，“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530页，并参见第478-9页；《资本论》第1卷第84页注lt;24；《马恩选集》第1卷第118页）按照这套发展生意经的逻辑，市场经济会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刺激起一架又一架无限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的永动机，其结果是，一方面将促进生产力和财富持续的增长，另一方面将把“一切社会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马恩选集》第2卷第530页），社会就能自然而然地避免两极分化的弊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这样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理想画图。在法权领域中体现了小资产阶级意志的关于永恒公平的幻想，成了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高原则。他们将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资本主义愈是发展，价值规律愈是充分展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愈是发现他们头脑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幻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尖锐矛盾。他们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时指出的，是要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和基本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把现代社会“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并用个别学究头脑中先验的活动代替整个社会现实的基本矛盾运动，虚构出二者相互平衡的综合公式，建立整套或半套的体系，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马恩选集》第1卷第111页）。所谓好的方面，就是上述他们理解的市场经济所体现的永恒公平的原则。所谓坏的方面，就是集中起来的大资本主要以债权人身份在不公平的垄断性竞争中对这个阶级的迫害和扼杀。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社会改良方案的问世出台。其中包括：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设立国家信贷机构给小生产者优惠贷款，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以便在农村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和造成一个小资产阶级；建立由国家维持的合作社；实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发展国家资本经营的企业以限制私人资本的增长和集中；以及部分地用国家保证工作的办法，部分地用各种慈善救济的办法，使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有保障的生活；等等（见马克思；《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恩选集》第1卷第384-5、38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反复讲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纲领中那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与《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立即实施的初步措施的一部分，是相似的或一致的（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225、386、391页）。但是他们只希望通过和平的民主发展，取得议会中的多数，从而利用现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虽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口头上说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但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工人“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

《马恩选集》第1卷第384、385页）。因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是把他们希望实现的《宣言》和《原理》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当作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至多也不过是

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实际上他们的“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阶段相对抗”，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有财产的要求推到“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马恩选集》第1卷第225、385、479页，第2卷第463页）。马克思正是在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关于“三个消灭一个改变”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恩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因此，“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恩选集》第1卷第385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附庸和应声虫。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不断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援手，特别是在鼓吹“劳资合作”的现代骗局上。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曾援引一篇出色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因而造就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到拿破仑第三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企图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到现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条件由工厂主把小住宅卖给自己的工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债务的工人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他们都力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因素“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马恩选集》第2卷第484页及注lt;1）。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方面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旨在保证市场经济“最佳经济效益”的“铁的规律”，即依靠饥饿纪律保证资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基本条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又安抚工人，等待着将由他们为其找出一些手段和办法，诸如说服富人兴办慈善事业，大家努力把GNP的蛋糕做大点以产生“涓流滴下”的效应，以及由国家出面用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建立一套临时救济工人的社会保险制度，等等，来把无产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福利“提高到有产者的水平”，“使一切雇佣工人都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这些杯水车薪、纯粹演说式的辞令，就象发誓要把拿破仑的“带着元帅杖的全体士兵都变成元帅，而又不失其为普通士兵”，“使德意志帝国的四千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那样荒谬可笑。（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493-4页）“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本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认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马恩选集》第1卷第121页）“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马恩选集》第1卷第280页）在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普遍沦为劳动力商品、成为资本的雇佣工人的历史条件下，制造和贩卖诸如此类的有产者先富、无产者后富、最终人人成为资产者的社会幻觉和精神鸦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功能。因为“抹煞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49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蒲鲁东主义唯心史观及其错误理论的批判，以及在这个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阐述，今天尤其值得人们温故而知新。

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意识以蒲鲁东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把具有特定社会阶级内容的生产关系混同于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的生产力范畴，把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当成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把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混同于这种规定所反映的现实经济形态，把表现为国家和长官意志的法律和法令以及个别人物头脑中先验的公式，当作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东西。因而，用生产力范畴和法权关系取代和取消了作为社会结构之基础和本质的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定。蒲鲁东先生的唯心史观“不只是犯了方

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