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解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如何认识和解决贫富差距过大，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没有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强调“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注重社会公平”。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解读。这是否意味着中央关于分配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现就这个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不少人的观念中，公平是一个超历史的绝对的概念，公平就是平均分配，就是人人有份。其实，“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是一个法律用语，在不同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包含不同的内涵；在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中，不同经济地位的当事人有完全不同的公平观念和标准。离开生产方式的性质谈论社会公平，离开生产谈论分配，不仅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曾鼓吹以“公平的分配”代替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分配。对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惟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来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他说，作为同量劳动相交换的按劳分配，固然体现了平等的权利，是一种进步，但这种平等的权利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包含着各种弊病。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按劳分配），而应当是不平等的（按需分配）。他还说，把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回顾人类历史，在所有对立的生产方式中，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平。真正的社会公平在于社会成员对生产条件的共同占有和联合劳动，在于消除等价交换、消灭阶级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生产力条件，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公平，都只是一定生产方式中的、历史性的、相对的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合同劳动的普遍存在是既定的前提，因此，不可能完全实现上述意义的社会公平。所谓社会公平，主要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就分配公平来说，只要是坚持了按劳取酬和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只要是没有出现贫富过分悬殊的情况，都不能说是不公平。

　　社会公平只能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

　　有人认为，我国贫富差距过大是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造成的；今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持这种看法的人，往往把社会公平单纯看作是公平分配的结果，把社会公平完全寄托于公平分配。这种看法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其实，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背面和表现，要实现公平的分配，必须以公平的生产关系为前提。第二，把分配同分配的对象分离开来。但是，公平分配只能以可供分配的产品为前提，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和产品的丰富，谈论公平分配只能是空头支票和画饼充饥。

　　的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在字面上好像是讲第一、第二的关系，好像是此长彼消的关系。但是因此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颠倒过来，则是不正确的。必须明确，贫富差距过大不是因为过分注重效率，不是因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而是因为在变革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和交织，存在漏洞，对社会公平关注不够。效率和公平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不存在第一、第二的关系，二者都很重要；效率和公平不是对立物，不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同公平发生矛盾的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效率。

　　所谓效率，从微观层次讲，就是在发挥“一般社会力”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次讲，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起来讲，效率就是生产要素的节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就是强调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如果在发展的意义上理解效率，那么，“效率优先”无非就是“发展优先”。但是，和“效率优先”相对应的，不应当是“兼顾公平”，而应当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关系、经济体制一定要服从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括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以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而不是颠倒过来。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理解发展，那么，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含着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就变成普遍的贫穷，就只能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就像动物的生存斗争同种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样。历史上所有的对立关系，都谈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们还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物质前提的。

　　贫富差距过大时更应注重社会公平

　　当前，一方面，贫富差距已经过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条件的改善允许国家加大调节力度。因此，必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优胜劣汰；国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实施的某些倾斜政策；不合理的战略思维和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国家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不力；等等。以历史的观点看分配关系，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认为，贫富差距的任何扩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从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市场经济的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体现了现实的公平性。只有体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为造成贫富差距的过大，才属于分配不公。

　　现阶段的分配不公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综合标志：一是基尼系数过大，二是贫困人口过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当明确，提法的某些改变基本属于政策性调整，而不是基本分配制度和基本分配原则的变化，更不意味着在牺牲效率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决定收入分配的，首先是初次分配，其次是再分配。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与再分配有关，也与初次分配有关。在目前的体制下，初次分配并不是基本上由市场机制决定，还存在很多的不公平。例如，工资率过低和利润率过高，就是属于分配不公；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就更是不公平了。即使分配主要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也不能认为初次分配只要注重效率就行了。同样，再分配不仅要解决公平问题，而且也要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进而解决效率和发展的问题。因此，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既要调整再分配关系，又要调整初次分配关系。所有的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只能在发展和改革中解决。

　　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是一般规律

　　有人认为，我国“一部分先富”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共同富裕”，中央“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这种认识笔者以为同样是不恰当的。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当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先富的地区要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逐步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是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贫穷。邓小平所说的由“部分先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不仅是我国正确的发展道路，而且是一条客观规律。“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而是通过“部分先富”达到“共同富裕”。在“部分先富”的过程中，就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成分；在“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实现以前，始终表现为“部分先富”。

　　“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充分积累。在我国现阶段，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要承认劳动差别，又要承认资产差别。也就是说，不仅要默认劳动能力是每个人的天然特权，而且要承认对象化的、积累起来的劳动（物质财富）同样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前者要求同量劳动相交换，要求同量劳动获得同量报酬；后者要求财富转化为资本，并实现价值增殖。只有这样，才既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又能够调动资本所有者和企业主的积极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以及采取市场经济形式，就是体现了上述利益要求。在这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形式中，收入的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率先富裕起来的只能是一部分人。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调节，富裕起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