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研究

中国现代化研究

一、中国的现代化研究

如果从现代化的世界性和主体目标——工业化和民主化来讲，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从世界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现代化发展标准来讲，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1911年前的准备阶段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启动阶段。从中国特有的现代化道路来讲，可分为1949年10月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1949年10月至1978年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1979年——至今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历程在时间跨度上包含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它虽有纵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体系结构，但并非就是这三史的综合体，也不是对这三史的替代，而且是追求对进入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过程建立一种新的解释系统。对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史学界提出过多种发展线索论，但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所一直追求的目标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趋向来看，现代化无疑也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且可能比其他线索的涵盖面更宽。其他线索，如阶级斗争线索、外国侵略线索、反帝反封建线索、资本主义化线索、民族运动线索、经济发展线索等，几乎无一不与现代化有关。可以说现代化是一条由多股线条绞合而成的缆线。现代化作为一种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解释系统，虽然会涉及其他线索论的原理。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其基本原理：在先现代化国家对华侵略的影响，从民族自强自立的目的出发，推动本国现代化；学习外国先进文明，并使之与本国实情相结合，改造本国传统社会因素，创造现代因素，逐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这一原理表现在具体的研究体系上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反映社会发展的过程和阶段，且以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标准划分历史阶段；二是注重研究推动社会发展的诸因素和结构模式，及其互动关系；三是从外因与内变关系和世界一体化的角度，分析外国列强对华扩张的双重作用和危机关系；四是以考察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结构和模式为中心，并分析由此而引起的社会诸因素的变革；五是从社会发展的过程的连续性出发，研究现代与传统的批判继承关系，以及不同发展阶段间的积累关系。

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较为集中的研究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先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的学者中开展此项研究。美国学者的研究，以1982年在美国出版的吉尔伯特·罗兹曼等所著《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是最具代表性。台湾方面，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是由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学者们所做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分别就中国各省区的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香港方面，香港大学亚洲中心于1979年出版了一部国际性的论文集《现代化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对中国现代化有很深的研究，论著颇丰。大陆方面的现代化研究起步稍晚，开始于80年代中期，但发展势头颇猛，召开了多次与现代化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如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许纪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张琢的《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等，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或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模式问题，或有关现代化历程中某一时期的某些问题，或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有关专题，或有关中国现代化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对于中国现代化全过程进行比较深入、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有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还有中国现代化研究课题组2003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研究报告等具有代表性。

二、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问题与研究方法

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发生变化，标志中国现代化的开端，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历了160多年的历史。在这160多年间，从社会环境和发展道路来说，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四个阶段和三种发展道路的变化：

1949年10月之前，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的刺激下，在延续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基础上被迫开始的，是在外国侵华势力急剧扩张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逐步展开的；其中1912年以前为“前提与准备阶段”，1912年至1949年10月为“启动和道路抉择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形势下，基本仿效苏联模式和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作者称之为“经典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79——至今，是依据国情实行改革开放和世界冷战逐渐消除的情况下发展的，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至此，中国经历了资本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换。这是中国现代化已经历的事实，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不仅不能脱离这一事实，而且要对这一已经存在的历史的必然性进行解释，说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总结其中的规律所在。基于这一历史事实，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更为突出的特殊问题，这也是研究中需要重视的问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是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被迫开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而且传统社会因素根深蒂固，因此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特别复杂。这种传统因素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国情所在，对此既不可简单地视为对立物而予以全部抛弃，也不可笼统地称这为优越性而给予全面弘扬，而是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一般说来，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传统因素对民主化有较多的阻碍作用，基本上处于现代化的对立面。如君主专制和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和现代化是不相容的。在伦理道德和民族意识方面，传统因素对社会整合和民族化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可资利用的一面。如传统的“德政”和“仁、义、礼、智、信”观念，既是一种封建礼教，也对改善政治、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传统的“天下”意识，虽然是一种君临天下的封建帝国观念，但是也由此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观念手凝聚力，成为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如经济思想和经济素质方面。则存在着对现代化的潜在适应性。如重农抑商意识和政策的缓慢变异、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存在和缓慢扩大、商人和商人行帮组织的发展和变异、手工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等，成为近代与破门而入的外国资本主义文明对接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

第二，关于外因与内因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现代化，必然会受外国的影响，特别是1949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开始和发展的，两者几乎并肩而行，因而使得现代化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变得特别复杂。由洋务运动开端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实践，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最初的动力和模式，以后又从救亡图存出发，逐步发展到仿效和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和民主制度，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压迫，共同构成早期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动力。基于这一史实，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大多认同1949年之前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也有学者称之为“传导性现代化”）。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这种特点主要反映了外国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初促动作用，因而称之为“传导性”更为合适。这是因为“传导”所包含的主要是外国现代社会因素注入及其所引起的中国人学习和仿效；而“传动”所指的除了“传导”所包含的这一层意义之外，还指中国人因外国的民族压迫而激起的谋求自强自立的动机。二是因为“传导”含有长期的意思，而“传动”突出初期的促动意义。当中国看书产生了现代化的意识和行动之后，外国现代社会因素的促动作用逐渐减少而日益转变为可资中国利用的外国资源，两者的关系也相应地从注入与学习、压迫与应对的不正常关系，逐渐朝着引进与应用、互动与互利的正常关系转变。这就更能够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

第三，关于政府、社会和外国资源的关系问题。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一个具有强烈现代化意识的权力集中的政府来领导，也需要有社会力量共同奋斗，还需要利用国外的有用资源。关键则在于三个方面的合理结合。在1949年之前，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缺乏

前提和准备的情况下和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而被迫开始和逐渐展开的，不仅政府的现代化领导能力、社会的现代化动员和国外资源的利用需要有一个养成和争取的过程，而且三者之间的合理结合更非易事，特别是政府长期不能扮好自己的角色，国外资源长期得不到合理利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三个方面的不正常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对民间资本（私人资本、民族资本）的压迫和侵夺，即政府和外资的与民争利。就政府与民争利而言，在晚清时期，由于国家资本尚较薄弱，两者之间的关系，先是洋务运动中的“民为官用”，然后是甲午战争前后的“官民分途”，清末新政时则曾有过“官为民用”的改革；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中央政府力量的削弱和军阀忙于战争而使这种政府与民争的现象暂时中断，同时政府也基本推动了现代化领导的能力和作用。社会力量虽然因此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但也使得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处于无序自流的畸性状态；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政府的力量虽然加强，但是政府与民争得也日益严重，而且超越市场之外的利用政权的争利，使现代化进程逐渐步入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垄断的另一种畸形状态。就外资与民争利而言，外资不仅利用其在华特权，而且通过对中国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乃至民间资本的深透，压迫和控制民间资本和国家资本，三者之间的明争暗斗大大多于互动互利，更谈不上合理结合。在1949年之后，这三个方面的关系也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磨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外国在华资本、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先后被收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不得不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现代化建设方针。这一切虽然使政府的现代化意识和领导力量大大加强，曾显示了它的威力，但是也在客观上使现代化建设的力量从三种关系变成一种，从社会动员和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说，利弊得失各有所在。其中最突出表现是国家与企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产权关系和管理关系上的矛盾，过分注重国家利益和计划管理，严重忽视企业利益和市场调节。直到1979年之后，随着政企逐步分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建立、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发展，才使政府与社会关系真正得以逐渐理顺，国外有利资源得以正常利用，政府、社会和外资这三个方面逐渐实现了合理的结合，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出现了腾飞。

第四，关于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既受到外部世界的多方影响，又受到内部传统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各种牵制，究竟什么样的制度和道路最适合于中国现代化，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因此使得制度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成为最为重要的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以缓慢而多曲折的原因，可以有多种分析，或曰科技落后，或曰资金短缺，或曰社会动乱，或曰人口过多。但这些原因都是次生和次要的，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制度和道路的问题。中国现代化虽然是一种后发的现代化，本国的社会经济基础落后，但是世界上已有许多可资利用的现代化资源，本国的现代化资源也在逐渐产生和增加，只是由于制度和道路问题长期未能得到全面而正确的解决，从而不能合理、有效和充分地利用国外和国内的现代化资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制度和道路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也使中国的现代化从资本主义道路转入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仍然存在着各种体制内的问题；加之国际冷战和国内政策失误的影响，使国外现代化资源和利用严重受阻，国内现代化资源的利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直至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建立及其道路的不断开拓，中国的现代化才得以充分利用国外和国内的现代化资源，也使现代化进程结束了缓慢而曲折的状态，进入快速而健康发展的阶段。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和道路，即使有可资利用的资源，也不能合理利用，甚或弃置不用；如果有了合理的制度和道路，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而且能够合理地利用国外的资源，弥补和解决本国资源短缺和其他社会问题。

第五，关于改革、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开展的，使之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由此引起各种各样的改革和革命，使得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和复杂。对于中国

现代化与改革和革命的关系问题，有的论者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打断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有的论者把两者分离开来，认为近代中国有两个基本问题和两条发展主线，一个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另一个是要求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早期现代化）。前一种观点有失偏颇，后一种观点是就整个近代史的主体构成内容而言的，并只从工业化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方面来看待近代化。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我们认为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可全盘肯定，应对不同的改革和革命作具体的分析，从动机、实践、效应等方面考察，分析其具有怎样的和何等程度的现代化意义，改革和革命是否到位，是否过激，是否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从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作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研究，也就是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纵向的考察，既要着重探讨上述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特殊问题，也要反映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因此，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既要运用现代化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也要运动历史学的方法，力求两者的有机结合，在陈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考察现代化的各个方面状况，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要从历史事实出发，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另一方面是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近代以来160多年的中国历史，也就是用理论原理考察和解释这段历史。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既有利于揭示中国现代化所包含的现代化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实事求是地显示道路选择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也有助于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创新和社会功能的发挥，使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现代化的线索上得以有机地贯通，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所谓现代化理论，已如上述；所谓历史学的方法，是主要应注意下述几点：

一是要尊重史实。根据历史事实说话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研究也不能例外。所谓历史事实，不仅是指现代化进程中具体事件、从物、思想、实践、成就、失误等方面的史实，而且是指中国现代化道路已经走过来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到独立自主的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整体进展过程的史实。这也就是说，既要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陈述和解释，说明其为什么会有一些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具有怎样历史地位，更要对现代化的整体进展过程作出陈述和解释，说明其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别样的过程。这种解释和说明，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的解释和说明，而不是从理论逻辑出发的解释和说明，更不是以某些假设为基础的解释和说明。

二是要包含各方面的因素。历史研究所追求的是再现历史发展的原状，揭示其内在的运动机制和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用历史学方面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就应该力求再现中国现代化进展过程的全貌，考察其内在的运动机制和规律，分析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因此，研究中国现代化历程，就需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其变化过程进行考察，如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队伍结构，现代化的动力和阻力，现代化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现代化的进展状况和实现程度等，以及能够影响和改变这些因素的传统的、新生的、外来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制度的、科技的、社会的等一切问题。革命和改革问题，尤其是以上所述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如果只从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出发，注重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就很难说是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全面研究，而只能是一种现代化现象的研究，或现代化的某一个层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某种局限性。

三是要重视事实发展变化的过程。历史本身就是过程，没有过程也就没有历史，“如果研究历史而忽视过程，则必然失之于肤浅乃至失真”。用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现代化历程，也应该重视对现代化发展变化过程的考察，不仅要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事情考察其产生、实施、发展变化和成效，而且要对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之间考察其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还要注意考察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素质的兴衰及其互动关系。特别是因政治革命和改革造成政权和制度的变更而使现代化历程进入新的阶段时，既要指出其比前一阶段的发展和进步之处，分析其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性因素，也要注意其与前一阶段的现代化社会素质的传承与积累关系。由于政治革命和改革可以在一夜之间使政权和制度发生完全不同于前的变更，但是现代化的社会质素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明显的变化，甚至还会受政治和社会秩序变动的影响而出现一时的停顿、混乱乃至倒退的现象，新政权和新制度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也需要有一个体现过程。因此，研究者如果缺乏过程观念，就会从政权和制度的变更或众社会现象出发，对政治革命和改革对现代化的作用作出片面的评价，或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或曰没有产生什么作用、社会还是照旧没变，乃至认为中断和破坏了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较量开始于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引出中国与近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全面冲突。这些冲突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性发展的格局，是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纪元。此后这一个半世纪中国的沧桑巨变，也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局势罕见的漫长而崎岖的历程。

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延误的探索，长期以来是中外学术界都关注的中国历史发展之谜：为什么一个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古典农业文明的大国在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如此步履艰难，险阻送起，前路漫漫？

应该说，近几十年来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看法，立论各不相同，大致可归纳为两种基本观点。

一种观点可称之为外因论，即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延误主要是由于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渗透和帝国主义侵略。“侵略—反略”是这一研究取向的基本分析框架。国内采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框架，分析的主线不是现代化问题，基本取向与外因论大致相同。这也是战后苏联、西方和日本的激进史学的主流倾向，早为我国读者所熟悉。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使这一研究取向获得了新的理论支柱。

一种观点可称为内因论，即认为中国现代化延误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落后性、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等内在弱点。“传统—现代性“的对立是这种解释的分析框架。从20世纪初马克思韦伯关于中国儒学有碍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一直到当代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都为这一研究取向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代表当代西方的中国研究的主流派。

以上两种研究取向，不论是在外因论和内因论，都是各执一端从其所善，对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都有独到的见解，但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外因论把史家的注意力引向中国近代发展的外部因素，实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侵略论似乎是反西方中心论的，但如果只承认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各种变化的主导因素，忽视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把内部问题简单的归之于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服投降，而排除这一复杂历史过程中的多样性选择，实质上仍是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论。从哲学上说，也违反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内因论把史家的注意力引向近代中国发展的内部因素，表面上看似乎更加深入，由表及里，强调了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具体国情，但却抹煞了或淡化了外国帝国主义造成中国现代化扭曲”和”短列的直接作用，这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倾向。

近年来，为了纠正西方中心论的偏向，有的西方学者从中国的角度出发，重新解释19世纪中国改革运动，加强对中国的不同地域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深入研究。美国学者柯文把这种新的研究趋向称之为“走向一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即所谓“中国中心观”。这一努力不

是要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而是视图把“起点放在中国而不是西方”看问题。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应克服将历史挤压成单一方向的认识方法，寻求更具综合性的全面性的视野”。这些想法能否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这个老大难问题，还有待具体研究成果来证实。常见的情况是，按照流行的西式“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就不大看见了；一旦强调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又容易摆向抹煞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的一面。

这种“内”、“外”摆动的倾向反映了中国近代化研究的复杂性。我们认为这一历史复杂性，从根本上来说，在于中国近代变革中不同性质的多重矛盾纠缠在一起：一是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一是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农副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一是正在兴起的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华夏农耕文明的矛盾。这三重矛盾的交织，既是世界历史处在有史以来的大转变时代所产生的复杂现象，又是当心东西两大文明体系相会的必然撞击。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历史悖论，诸如，文雅的落后被野蛮的先进所打败，穷困与屈辱推动民族的奋起与进步，社会机体的解体促成社会革命，等等。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提到的“两极相逢”产生的“对立统一”吧。

总之，不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片面的。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应该按其本来的复杂性，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

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两个过程”诸位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史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显示运动的反映。近代中国被外国的侵略伤害得太厉害了，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革命毕竟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况且即使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深不透的。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他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